追寻学术脉络的延续

这是一本比较偏学术的书，从各页下的引用和长达近50页的征引文献中可见一斑，学术性也带来了一定的阅读难度。从征引文献看，不少资料历史年代久远，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找到的。作者在后记中说道，这些文章跨越了很长周期写成的。但我通读下来，这些文章还是有相当不错的延续性，论证也很严密，完全不像一些市面上常见的集子那样前言不搭后语。

一些感想如下：

一、历史观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过去、现在、将来”

《1984》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作者在论述历史观时也有类似的表达。如作者所言，历史观不只是怎样看待历史的问题，实际上是怎样看待世界的问题。人怎样对待过去，就怎样对待现实，反之亦然（P4）。

二、对人事作用的强调与近代思想激化的联系

即使清末民初的革命阶段，部分思想家还是延续了清末“天行与人事”间相调和的缓和态度，认为虽然革命很重要，但也应顺应自然趋势而非人的主观意志，即人力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决定历史的前景，历史发展背后的趋势是人力无法违抗的（P56）。相较于封建社会对天的过分畏惧，这样思想代表的“天变不足畏”对于死气沉沉的帝制时代确实是一剂变革良药。不过，建国后的“人定胜天”却矫枉过正了。从“天变足畏”到“天变不足畏”到“人定胜天”，思想一步一步地更加激进化。

三、“治乱循环”并非天命，而是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即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而“西方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P71-72），这也是当时文人所寻觅解决的问题。从朝代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中没有永固江山的王朝，但从制度看，封建制度从秦始皇到清朝延续超过两千年，可能制度才是不会重复“治乱循环”的关键所在。

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开始用“社会史”去取代“政治史”，将“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和人民自治联系起来（P83-85），用以证明中国历史并非“退化”。这样的“社会史”也隐隐蕴含了民主制度的实质。所以，对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需要去寻找的是一种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大于某位君主或某些团体。

四、言语文化和民权政治的关系

第三章描述的是声音文化。作者提及，因为言语相比于文字的门槛更低，所以它与广泛参与性的民权政治相匹配，言语文化本身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权政治的体现（P117）。政治公开化带来的新兴政治行为（比如集会）也推动了近人好尚言语的倾向（P121）。的确，如当下的社交媒体，发声渠道的增加大大增加了能够表达意见的人群和受众面，进而倒逼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从反面角度说，如果没有公开透明公正的发声渠道，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存制度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权政治。

五、视觉性认知习性和听觉性的对比

针对近代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作者提出了“视觉性的认知习性”和“听觉性的认知习性”两个概念，前者依赖文字，后者强调声音。在外语学习上，最能看出两种认知习性的差别。国人学习外语往往从文字开始，即遵循“视觉性认知习性”，从而导致后续要花很多时间去摆脱原来对文字先入为主的认知习惯（P161-162）。

六、对中国旧文化的期许

此处旧文化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概念。尽管在民国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旧文化造成的束缚有切身之感，但毕竟浸润多年，他们实不愿抛弃它另起灶炉，而是“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P328）。

作为当下的学者，作者相比于前人有着更强的文化自信，他不仅希望重新接续中国自身的学术脉络，使中国学术再度“活”起来，更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回到深厚的文辞传统中而非另辟蹊径，以实现“中国自身学术脉络”的“复兴”。我想，这个“自身学术脉络”，也可以理解为中性意义上的“旧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与自信也是一国之所以为此国、一民族之所以为此民族的关键所在。

于2022年1月1日15时30分阅毕

于2024年12月1日20时30分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