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 伯克与潘恩辩论的主线

在伯克看来，是这个既定的世界(我们无法选择就出生到这个世界)让个人主义的理论变得不合时宜。因为人类世代并非彼此独立，个人也就不是彼此独立的。人类出生和死亡的现实以及围绕它们创建的社会制度，将个人、家庭和集体关联在一起，否则(更不用说切断它们的联系)将是政治生活的灾难。

与此同时，对潘恩而言，个人主义理论有赖于一种理解方式(自然的状态)，它将第一代人类视为模板-没有既定过去的一代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应用理论就是否定世世代代人类因而传统的权威和重要性，潘恩一点也不羞于表明这一点。个人独立于周围的人群实际是各个世代独立于他们的前人;在第一代，这种独立就是启蒙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它将自己超越实践的原则应用于之后所有的世代。

因此，在伯克和潘恩之间大规模的各种辩论中，一条重要的共同主线明显就是有关过去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争论。在它的重要性问题上，两人的观点都非常明确，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公开方式来看待过去的意义问题。潘恩对继承制政府的憎恶是他政治哲学的核心。因为他认为继承制政府是完全违背自然、选择、理性和公正的。他希望忽略历史和传统，看向自然;从而忽略既定义务，看向被创造出的选择;超越继承的智慧，看向纯粹的理性;超越积累式改革，看向彻底的革命。与此同时，伯克表示继承的模式就是自然的模式，是理解和履行我们义务的适当方式，是惯例法的核心，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两人都支持政治变化，从特定意义上而言，本书中所有主题就是有关变化争论的方方面面:它的目的、它的特性、它的方式和它的结果。但是，伯克和潘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总是明确利用了有关世代之间关系的本质和意义的深刻分歧。对潘恩而言，政治永恒原则与社会及政治生活所继承的现实的脱节需要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一-同过去割裂，让现实同因为理性而明确的理想达成一致。对伯克而言，政治生活经历演变的方式是一种可贵的遗产，为政治变化提供了途径和目的。当问题出现，社会可以运用自己的政治制度来解决它们，因为这些制度随着时间经历了缓慢的发展，以达成这一目的。但是，当问题太大，这些制度无法应对，并因此威胁到它们的存在，政治家就必须改革这些制度，以巩固和将它们保留下来。从而让这些制度可以传承给未来的世世代代，它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制度。这样的发展要求以渐进的变化来应对不相关的需求和问题，对既定秩序怀抱深深的尊重-因为对伯克而言，现实是领会理想的唯一可靠方式。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伯克与潘恩辩论的真正底线。从此开始，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的分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分歧的。对于人类社会取决于人类状态的一些基本情况，尤其是人有生有死的现实，他们抱持不同的观点。潘恩的观点肯定、自信、理性，讲究技术和进步，认为通过适当的政治安排，人类可以克服这些状况加诸的限制，从而根据自己的喜好重塑世界，甚至是结束旷日持久的不公、战争和苦难。伯克的观点充满感激、呈保护姿态、警醒、虔诚，讲究渐进和改革，认为人类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限制，以前人的成就为基础，去修正自己的错误，并意识到人类有些深重的苦难和罪恶是我们本性造成的永恒的结果，才能改善自己的境遇，反其道只会越来越糟。

他们都抱持现代的态度，都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在对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事实上，正是这种分歧最终定义了现代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