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甲午，蜀且有变”

引用书中一句民间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终至朝堂震动的话作为这篇读后感的题目。原因在于，黄博老师的新书，一本跨越15年之久的文论合集，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创新劲头，也有洗尽铅华的笔锋苍劲，也许能给对宋代蜀地有兴趣的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感受宋史研究的变化。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

中国史学盛在宋代，以史论政成为宋代蜀中史学经世致用的显著表现和重大成果。首先，宋代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宋代重视文治，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士人阶层的崛起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再次，宋代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这些著作在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上都有所创新。此外，宋代的印刷技术进步，书籍更容易流通，使得史学知识的传播更为广泛。最后，宋代的史学研究注重实证，强调考证，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蜀因地理因素远离中原地区直接统治，因而有属于自己的史学活力，但是矛盾的是，巴蜀地区并无琅琊地区王氏的书法大家出现，作者对此的解释非常有新意，不做剧透，请自行观看。

四川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一体，其富饶的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央政权不可忽视的力量。四川的盐铁之利，使得它在宋代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险峻的地形又使其成为军事上的天然屏障。同时，四川在文化上也独树一帜，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政治文化特色。四川的官员选拔机制、地方政策的制定，无不体现了地方文化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四川的文人雅士，如苏轼、黄庭坚等，他们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都深深打上了四川地域文化的烙印。

作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揭示了四川文化自信和独特性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四川的文人雅士、诗酒风流，不仅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其影响力。四川的文人往往兼具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文化活动相互渗透，共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

下编里我比较喜欢作者对度正的研究，他官职礼部侍郎，对朱熹理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有显著的作用。 度正在重庆知府任内，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便民”的各项具体措施，开始实施其“劝农桑”、“兴学校”、“宽赋役”、“表廉隅”、“省刑罚”等政策，主张合并行政机构，减少行政耗费，“以宽民力，以应军用”；要求朝庭下放财权，减轻税赋贡纳，以“封植根本”；军事上主张加强“寨”的建设，从农民中招收寨丁，寓兵于民，亦兵亦民，以巩固、加强重庆及四川作为“上流重镇”的战略地位。他的这一主张在随后以重庆为中心的抗元斗争中取得显著成效。思想上，度正曾为宋代理学家朱熹门徒，学问精深，名望甚高，被誉为“朱熹高徒第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度正与朱熹、刘光祖、吴猎、曹彦约等人的互动考据的非常透彻。

对了，还有“闽蜀同风”很有趣，我感受的更多的是中原文化和政治的自我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