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偶然的！——吴晗《明史简述》笔记

明朝统一战争

14世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阶级和民族革命，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另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实力俱因外战、内战而减削，许多有地盘、有实力的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多元的局面。最后，统治者因内乱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反抗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国百余年的外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明帝国。

元末几股地方势力，一是农民起义武装，所谓“红巾军”，包括韩山童和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徐寿辉和陈友谅、明玉珍（四川），二是非“红巾军”地方势力，包括方国珍（浙东佃户出身）、张士诚（苏州、盐贩江湖好汉出身），三是元朝封为“义军”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李思齐等。

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是发展初期，北边刘福通部正在与元军作战，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二是取得了地主阶级的支持，李善长、朱升、冯国用、刘伯温等浙江安徽知识分子加入团队，建议朱元璋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政策。

朱元璋军队不再是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在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后进攻北方，打得是驱除胡虏、恢复华夏的口号，统一中国的战争不再是阶级斗争战争，已转变为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民族战争。

明初社会经济

统一中国后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推行一系列办法恢复战后经济：1、大量移民至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开荒生产；

2、解放匠户，为元朝服役的匠户被解放，允许恢复生产经营；

3、解放农民子弟出身的奴隶，给予自由；

4、发展农业、商业，鼓励种植桑树、棉花、果树，明朝初年棉花普及大大提高。

土地归谁了？一是元朝大地主被消灭，土地更加分散的划归农民，阶级矛盾缓和了很多；二是刘伯温、李善长等一同开国的地主，仍拥有很多土地；三是朱元璋的开国大将成为了新的地主阶级。因此，土地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农民还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农民的反抗斗争还是贯穿着整个明朝三百年。

农民起义革命建立政权后，自己又变成了新的地主阶级。农民政权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只能模仿和继承已有的政治体制。

明朝国家机构的改变

前期，明初继承了元朝中书省（宰相）、行中书省制度，这就导致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很多事情不向朱元璋请示就自作主张。朱元璋杀胡惟庸，撤中书省，提高六部（立户礼兵刑工）的地位，直接由皇帝统一协调管理六部。将原来的行中书省的民政、司法、军事智能一分为三，就是“三司”，布政使司管民政，按察使司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收粮采用粮长制度，由粮长直接收粮纳粮，朱元璋亲自接见粮长，提拔重用粮长。

后期，朱元璋自己管理所有朝中事务太累，安排一些人做大学士，帮皇帝处理文件。到明成祖时，大学士地位提高，集中在内阁办业务，有的兼任了六部尚书。因此朝廷事务集中到内阁处理，内阁代替了宰相的作用，内阁大学士第一排位的人就是内阁首辅。明朝、清朝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

朱棣为了抵御北元的进犯，加强北方统治，迁都北京。

倭寇泛滥的日本原因

明朝中期（1467—1573年）之后，倭寇侵略更加严重的原因：一方面幕府和明朝有交往；另一方面幕府下面那些封建领主一批批地来破坏这种交往，到处抢劫。幕府不能控制那些诸侯、封建领主，最后发生了内战。从1467年到1573年这个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日本国内到处打来打去，战争频繁，人民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因而土地荒废，粮食不够，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倭寇的队伍中来。

明朝中期政治变化和东林党

党争是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这种党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朱由崧的南京“南明”政权覆灭。东林党的主张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当时的生产发展的，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所有东林党人都反对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巡抚。永乐时，一个地方发生了军事军事行动，这三个司的意见往往不统一，结果就把兵部侍郎派到这个地方做巡抚。巡视完了事情就回来。但往往战争持续很多年，就回不来了。这个官逐渐就变成了常驻官。

巡抚是一个省最大的官，但战争往往牵扯好多个省，朝廷只好又派兵部尚书去做总督，统一管好几个省的战事。那后来战争又扩大了，牵扯省太多，总督也管不过来了，朝廷只好派大学士去做督师。

八府巡按。御史的职务就是监察他这个地区的官吏和政务。同时，中央有一个机构叫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吏叫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御史下面是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下面是左、右佥都御史，再下面就是御史和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是由都察院派出去检查地方工作的，还可以监察司法工作，有的案子判得不正确，他们可以提出意见。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官那里不能解决问题，可以到巡按御史这里来告。御史的官位不大，只是七品官。当时县官也是七品官。知识分子考上进士以后，有一批人就分配做御史。御史管的事情很少，可是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职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代表中央，代表都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之官。

太监政治。统治者对各地的总兵不放心，于是给总兵派一个太监去监督，称为监军，监军向皇帝写报告，就连巡抚身边也有监军，形成了中央和地方都是太监当家的局面，明朝的政治变成太监的政治了。搞钱的方面，明朝的皇帝贪图享受，为了满足私欲欲望，哪个地方收税多就派一个太监去，哪个地方有矿藏也派一个太监去，叫做“税使”、“矿使”，搜刮民脂民膏。

一方面土地都被地主阶级占据，另一方面皇权只会搜刮百姓，百姓忍无可忍只能选择起义，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在各处兴起。

建州女贞和努尔哈赤的历史

在明朝初期和中期，建州女真族服从明朝统治的，但清朝皇帝忌讳谈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很长时间是被埋没的。

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族，对民族历史发展是有好处的。

努尔哈赤发展出了八旗制度。表面上是军事组织，实际上是社会组织和生产组织，这三者是统一的。八旗军队在出去打仗的时候，明确规定俘虏到的人口和物资应该拿出一部分交给公家，剩下的才归自己。在努尔哈赤时代，八旗的头子还都有很大的权力，许多事情都要经过他们共同商量，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才能作出决定。这种情况一直到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的时候才改变，才提高了皇帝的地位。而把八旗首领的地位降低了。

解放以后，中央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指示，就是“满清”两个字不要连用。清朝就是清朝，满族就是满族。要把清朝统治者和广大的满族人民区别开，并不是所有的满族人都是清朝的统治者。满族人民在清朝统治下同样是受剥削、受压迫的。至于清朝统治者，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好事做过，坏事也做过，要客观评价。

关于郑和出海目的的猜测

1、寻找建文帝

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斗争就是保持还是改变明太祖所定的旧制度的斗争。

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对明成祖的政治感到不满，不满意他的统治。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呢？公开反对不行，于是通过对建文帝的怀念来表达。他们肯定建文帝，赞扬建文帝。实际上就是反对明成祖。因此，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到四川、云南这些地方旅行，到处可以发现所谓建文帝的遗址。郑和为了寻找建文帝的猜测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基本上建文帝死在宫里的可能性最大。

2、为了贸易。中国航海通商有很悠久的历史，农业生产也稳定了，社会需要高级消耗品，也需要贸易。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去侵略人家。尽管时间过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郑和到过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历史遗址。因为郑和叫三宝太监，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宝来命名，比如印尼的三宝垄。

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期社会经济的转变

1、浙江出现很多手工工场

2、新的商业兴起

3、外国人通商兴起

4、官僚地主经商

5、社会风俗变化，嘉靖以后社会开始讲排场、讲享受了，建筑方面开始讲究园亭，文人捧妓女为妓女写诗成为流行。官吏、士人开始写戏剧，以赌博打牌为流行。

6、官员开始喜欢赚钱，经商成为风气，以捞钱为荣

7、白银需求量增加

8、文学作品里的反应，《白蛇传》、《金瓶梅》主角变成了开药铺的。

9、出现了一些替商人说话的政治家，如徐光启（徐家汇）

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看。但是这些萌芽并没有成长，以后又遭到了压力，因此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

航海攻心战术的案例

费了多少笔墨的航海攻心战术的公案就此结束。所谓官僚政治，有三个字可以形容之：一骗，二推，三拖。

《胡惟庸党案考》

一切关于胡惟庸和明初中日国际关系之传说，均系向壁虚造，毫无根据。

明太祖列日本于十五不征之国，事在洪武六年以前，和如瑶贡舶及绝交事根本无关。

如瑶贡舶事纯出捏造。即使有如瑶其人，亦与胡案无任何联系。

林贤下海招倭事，据记载上之矛盾及时间上之不可能，亦可决为必无。虽证出官书，不足为信。

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显然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弄一个不相干的、从未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党造反的罪状。后来又觉得有破绽，便强替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改身份为元遗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长，引起第二次屠杀。一面又随便拣一个党狱中人林贤，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他通倭。恰巧胡惟庸死后不久，日使或日商来华，因无国书被明廷诘责，他们就把这两件事并为一事，装点成有因果关系，再加上洪武六年前所纂的《皇明祖训》中的文证，这反情便成铁案了。同时，中日关系因倭寇问题恶化，明廷有感于外交的失败，不得不采取下策，闭关自守，却又不愿自己承认失败，贻讥藩属，就大事宣传、名正言顺地把绝倭的责任委在莫须有先生如瑶头上。为取信于天下后世计，又把事特别写在《大诰》中叫全国人读，一面又在《祖训》首章加入小注，于是胡惟庸之通虏通倭，成为信谳，明廷也从此脱卸了外交失败的耻辱。

胡惟庸案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办掉高官地主，取其钱财弥补国库，同样方法也办了很多地主富豪；二是朱元璋出身低贱，性情猜忌，深恐遭到知识分子猜忌，带着一些嫉视的阶级意识，利用大狱巩固君权。

《新仕宦阶级的产生》

新仕宦阶级是指：与朱元璋一起闹革命的起义领袖，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他们所打倒的外族贵族地主的地位。同时，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旧地主，也因劳绩而成为新朝的中层基础，出任新政府和农民的中间人——如粮长、里长、甲长，或直接参加政府，再加上新朝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地主，和正在科举阶段中的举、贡、生员，皇家子弟和皇帝外亲及宫廷阉竖，这一新地主集团成为新帝国的新重心、新基础。

明代仕宦和庶民是两大阶级，仕宦阶级最重要的特权是免役。

中央的政权被宦官，地方的政权被仕宦阶级所把持。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朱元璋个人综揽国家庶务，朝廷大臣都成了备位的闲员。历史上记着他在八天内所处理批阅的诸司奏札1660件，计3391事。平均每天有200多件，400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书”“传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着命干，不肯放松一点，专凭残杀来救济个人精力所不及。但隔了一两代，娇生惯养的年轻皇帝受不了这苦工，政权便慢慢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阁臣——手上，英宗以后，诸帝多冲年即位，政权又慢慢地从外廷秘书的阁臣，转移到内廷秘书的司礼监手上。阁臣和司礼监——外廷和内廷的政权互为消长，也间或有同流合污的时候，皇帝只是一个傀儡。

庶民进入仕宦阶级的途径只有科举和学校。

乡试——会试——殿试

一甲只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

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

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一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及第入国子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及州县正官，或州县学教授。

在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由读书到发财成为一连串的人生哲学。

科举选拔之弊病，再加寒士登第举债，明代官俸之薄，导致嘉靖隆庆之前和之后为官风气的改变。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且指斥不贪污为无能。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富人地主废弁弃官大家凑钱投资使某一人入阁执政，事成后以中外要官为酬佣分红之报偿，再从所任官上科敛搜括，收回资本和利息，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所以亡国之主因！

明代之无学术事功，是由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重心，这个特殊的新仕宦阶级所构成的社会风气和制度。由于这种风气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学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学术不能疗贫，事功不能致富，则此时代之无学术事功，正是此时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 》

14世纪时，出现私人工厂，“由资本家出房子、机械、原料、工资，工人则出卖劳力，这和近代的工厂毫无区别。所不同的是工作时间过长，一天要做十三四小时工作，和衣食都由厂主供给，比近代工人稍被优遇而已。并且这一类小规模的工厂，在当时似乎很发达，厂和厂间也有竞争，肯出高价延揽技术熟练的工人。”

明初的学校——国子监

国子监的职务分工，据洪武十五年钦定的监规：祭酒是正官，衙门首长，专总理一应事务。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长官和属僚的关系，就国子监说，是一监之长，相当于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并无聘任教员之权，因为一切教员都是部派的。

学校功课的项目，内容的去取，必读书和禁读书，学校教官是无权说话的，一切都由皇帝御定。朱元璋读《孟子》，觉得很多章节不好，删了很多，成为《孟子节文》。有时高兴，连考试的题目也出，

从国子监到社学，必读的书，必考的书，是明太祖所亲自写定的《大诰》，从文理不通、思想昏乱、词语鄙陋、语气狂暴、态度蛮横几点看来，确非儒生所能代笔，想用以为治国平天下、统一思想的“圣经宝典”。以帝王之威，用减刑用充军，利诱威胁，命令人民读他的“至宝”，命令学生熟读讲解他的至宝，可惜，人民是不识“宝”的，利诱不理，威胁无用。明太祖有方法统治学校，屠杀学生，可是，他没办法办社学，也没办法使人民读他的《大诰》。有生死人之权，有富贵贫贱人之权，而终于无人读他藏他的“至宝”，不要说读，人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见，这大概是专制独裁者应有的共有的悲哀吧！

学生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官生，一类是民生。官生又分两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学生（留学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发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民生在地方学校受初级训练，选拔到国子监受高级训练，国子监成为全国青年人才集中的场所。

国子监分六堂，六堂又分三等。初等生员通四书、未通经书的，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修业期一年半以上。初等生修业期满，文理条畅的，升中等，入修道、诚心二堂，修业期一年半以上。中等生修业期满，经史兼通，文理都优的升高等，入率性堂。

升到率性堂的学生，采积分制。积分之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与一分，理优文劣者半分，文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官职）。不及格仍坐堂肄业（留级）。试法一如科举之制，果有才学超越异常者，呈请皇帝特别加恩任官。

国子监坐堂监生最多的时期，将近万人，校舍规模是相当宏大的，校址东至小教场，西至英灵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桥。左有龙舟山，右有鸡鸣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河。

这不是偶然的！

20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