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邦齐的访谈

“还有三本非史学类的书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进行如何“做”历史的思考时有重要的影响。对我来说，收集在《呐喊》(Call to Arms)中的鲁迅的短篇故事提出了与20世纪头二十五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认同相关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小说的话）是夏目漱石的《心》。我在一个潜在的历史研究中需要寻找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最终结果（essential truth）并不可能为人立即清楚无误地捕捉到——我的工作就是揭示故事的核心内容，尽可能地追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直到故事的结束。我基本上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侦探小说作家（a mystery writer），找出那些可以揭示关键的真相的解释（尽管我的绝大部分著作并不是明目张胆地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写就的——《血路》除外）。《心》包含了一个有关认同的大问题，带有多重的可能性；它有需要破解的神秘之处，在最后留下了巨大的没有回答的问题；它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基于偶然因素之上的——我后来认识到，这些偶然性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是极为关键的，但我们却不可能将它们“计算到”(calculate into)我们理解的历史解释之中。”

另外一部小说也为我的历史想象和视野提供了关键的内容，那就是菲利普•卡普陀（Philip Caputo）关于越战的“回忆录”——《战争的谣言》。Philip Caputo, A Rumor of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它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事实（facts）与真相（truth）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事实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真相，甚至不一定能帮助揭示真相。对我来说，这指出了一种实证意义上的谬误，即历史学家可以收集事实，并通过事实做出某种结论，历史的真相或接近真相的历史因此得以建立。“事实”并不必然导致真相，而“真相”可能包含了其他的东西，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应该同时值得敬畏和警惕。总的来说，这些著作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历史是由人民——包括精英和（也许尤其是）非精英的人民——所创造的，普通寻常的选择可能会成为生死之别的决定，偶然性不断地左右和再左右人类的计划、常规和期望。为了对人民的思想行动和生活做出解释和赋予意义，史学必须研究最基层的人类生活，必须对某一历史时刻的小事物进行分析。历史研究也必须将自己与记忆联系起来，与记忆对当前的思想和决定所具有的力量联系起来。

省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当然是有联系的，即便全国性政策对省内生活的干预并非是最为直接的（if only at tangential points as national policies intersect provincial lives）。但两者是不同的实体（entities）。我的确认为，除去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政建制之外——当然所有重要的历史文献都是基于行政建制之上的，从环境或自然的角度出发，区域在构建空间单位（units）方面更有意义。区域随时间而发生变化，重要的变化明显基于现代经济基础格局的生长和变化，区域内的不同部分为现代交通和通讯设施编织在一起。

的确，如同我在刊登于1992年11月《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论文中指出的，理想的研究地方史的办法是观察以县为单位的区域。至于“国家”是不是一个适用的分析种类，我们必须牢记，它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框架中是适用的，国家在国际舞台活动，为更低级的地方单位提供一种更大的连贯性，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使用这一概念。国家并不总是存在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是否会继续扮演今天的角色。

一个根本的现实是，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个别之中，存在于具体之中。但因为人类本性——经常受到情绪、激情、恐惧以及并不总是表露在外的不安全感的驱动——的因素，哪怕是针对基础地方做出概况性判断——这是历史学家惯用的做法——也是困难重重并充满危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规模越往高处走，超越了村庄、家族或者家庭，上升到了县、省、区域以及省之外的地方，他要掩盖的东西就越多，他要掩藏的本应得到解释的现实也就越多——通过那些看似必须的概括性判断和结论。那些冒险从事大历史（meta history）研究的历史学家——即以概括的方式来观察数个世纪以来世界规模的发展、气候或变化的历史学家——所掩盖的历史，大大超出了他们期望自信而确定地加以解释的历史。我并不把这样的学者看成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像是具有虚假史学意识的社会科学家（quasi historical social scientists），他们经常依赖数据并从数据推断出结论，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们还经常操纵这种数据以获取数字上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