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英雄的叔本华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出自尼采早年的一部文集《不合时宜的考察》,此时的尼采首先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而登上思想界。该书前两篇关于当时的“文化庸人”们。后两篇则以叔本华和瓦格纳为范例,阐释了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第一篇里的大卫·施特劳斯,被作为“文化庸人”的代表:信奉一种浅薄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和进步史观;语气傲慢,喜欢使用“不过是骗局”一类的解构和还原论;有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但毫无理解力且自鸣得意;天真的乐天派,看不见苦难和巨怪,畏惧沉重和严肃,不理解这些事物中的生气勃勃和美;认为国家的繁荣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第二篇《论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里,尼采将矛头指向了学院里的文科学者,尤其是历史学研究者:历史在他们那里不再与当今世界和生活具有鲜活关系;历史学者所自诩的“客观性”,更像是一种对漠不关心之物不敢下判断的软弱和冷漠,与真正的客观性无关;学术系统变得像个工厂,里面出产的人是依赖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奴隶;学习变成了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但这些知识与他们自身无关。
尼采在这里区分了文化和知识的差别,认为有学问和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因为这些知识与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独特风格无关,也没有真正被切身体验理解。现代人变得极度追求知识,却不再以哲学反哺生活和塑造个性。
尼采将自己的时代视作为是一个文化混沌时代,几类人和做法威胁着真正的文化发展:
营利式的文化追求:培养人的准则,是为了使他获取适度的文化,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幸福和收益。“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使人孤独,不以赚钱为目的,花费大量时间,便是可恶的”。“一个人只允许有这么多文化,刚好适合一般职业和人际交往的利益,而对他的要求也就是这么多”。
服务于政治的文化追求:国家发展国民教育,是为了给现存制度服务和谋利。尼采也反对服务于社会进步、大众需求的文化发展观,因为“让数量来决定价值和意义是庸人的做法”。
附庸风雅的文化追求:“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变得有趣和兴致勃勃”。就像很多城市中产阶级一样,追求一种表面上的教养和有趣。一种骗人的优雅,形成虚荣和附庸风雅的文化。
学者式的文化追求。尼采认为科学不等于文化和智慧。因为它“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追求真理的冲动,不是冷漠、纯粹、无结果的认识。“
这里,尼采对学院派学者进行了辛辣的总结,认为他们具有以下特征:厚道而具备常识,有一个不自觉的标准规定着允许的敏锐程度;敏于观察眼前的事物,同时对远处和整体则极为近视,比如对一篇文章不会观其大体,只好根据某些段落、句子和欠缺来评论;本性在好恶两方面都平庸且乏味,不善于理解和评价稀少、伟大、独特的事物,亦即重要和根本的事物;感情贫乏而枯燥,感觉不到有的认识会给人带来痛苦,适合从事活体解剖;自视甚卑,困在可怜的专业领域角落里,也丝毫不觉得是牺牲和浪费,甚至会自我感动;对他们的师辈忠心耿耿;被推上某条路后就会做惯性运动,只是遵循过去养成的习惯,因此显得勤奋和多产;逃避无聊,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只好用书本消磨时间;谋生的动机,为真理效劳的动机是薪金和职位,还有讨好发面包的人。因此,“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一个学者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尼采认为在这些学者身上,正义的冲动已经很少发挥作用,因为这本质上会影响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静心:“正义的火种一旦播入学者的心灵,就足以照亮并且耗尽他的生命和追求,从此他不得安宁,永远失去了平庸学者做日课时所需要具有的那种温和平淡的心境。”
而叔本华在尼采心目中,是这个文化混沌时代的向导和英雄。尼采和叔本华都有过从事文科学术研究、又从学院里离开的经历,在大学外独立地追求真理。叔本华成为了尼采的教育者和榜样:不是以自己的学说,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
叔本华的教育:真正的文化是尝试发现真实自我并塑造实现个性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会让多数人感到害怕。每个人身上都负载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意识到这个常常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对于懒人来说,这意味着劳苦和负重、孤独的命运。应该克服时代、估价时代、反对时代,而非为自己的时代而活。要把自己塑造成无时代的,成为生命的改革者。
叔本华所具有的品质:一是真诚,为自己写作和思考,不刻意追求修辞和抓住听众。二是一种真正富有感染力的欢快(对他人兴致勃勃,对自己通情达理),这种欢快不同于那些看不见苦难和巨怪的乐天派,是在战斗中得胜的结果,背后是生命力和美。三是坚韧,具有岩石般的天性,能抵御和承受这种战斗和负重。
叔本华式人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三种危险:一是孤独。二是对一切真理的绝望,容易陷入有腐蚀和瓦解作用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从而没有兴致和信任地活着,总在否定、质疑、破坏、不满。三是渴望与忧伤,因为觉察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凡俗人性需求。一个人可能毁于独特性和对独特性的畏惧,毁于自我和对自我的放弃。但叔本华以非凡的力量抵御住了这些危险,胜利地生活,因此成了尼采心目中的英雄。“他从战斗中返回时又是何等健康正直!尽管带着许多疤痕和明显的伤口;而且他的声音也许有些干涩,有时还太富于挑衅性。”
面对文化的混沌时代,尼采提出了三类榜样形象:
一是卢梭型的人,重新成为“自然人”,希望文明重新自然化,并具有熊熊烈火般的革命能量。
二是歌德型的人,是悠闲好思、具有静观天性的“世界漫游者”,以明智和高贵的风格同生活环境和睦相处。
三是叔本华型的人,这类人因自己的真诚而承担起自愿的痛苦。他们直面存在的真实和本质,主动揭示生命那悲剧性和无意义的基本特征。这种探索和揭示可能会扼杀他的意志,推翻和颠覆他的本质,给他带来痛苦。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促成此事,这是一种英雄般的行为。叔本华对此也有所觉知,他将自己比作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坚持着要去弄清自己那可怕的命运,不知所措地追寻,即使已经预感到,答案中产生出来的是对他最为骇人的结果。这样的生命本质上是成为了真理的殉道者。
“幸福的人生是不可能的,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英雄生涯”。这方面,尼采无疑是追随了叔本华的榜样。即使后来他在学说上反对叔本华,做出的生命选择却是相似的 ,甚至走的更远:诚实而勇敢地承担了追求真理的痛苦,让它颠覆甚至毁灭自己,并将其作为一种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