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英雄的叔本华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出自尼采早年的一部文集《不合时宜的考察》，此时的尼采首先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而登上思想界。该书前两篇关于当时的“文化庸人”们。后两篇则以叔本华和瓦格纳为范例，阐释了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第一篇里的大卫·施特劳斯，被作为“文化庸人”的代表：信奉一种浅薄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和进步史观；语气傲慢，喜欢使用“不过是骗局”一类的解构和还原论；有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但毫无理解力且自鸣得意；天真的乐天派，看不见苦难和巨怪，畏惧沉重和严肃，不理解这些事物中的生气勃勃和美；认为国家的繁荣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第二篇《论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里，尼采将矛头指向了学院里的文科学者，尤其是历史学研究者：历史在他们那里不再与当今世界和生活具有鲜活关系；历史学者所自诩的“客观性”，更像是一种对漠不关心之物不敢下判断的软弱和冷漠，与真正的客观性无关；学术系统变得像个工厂，里面出产的人是依赖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奴隶；学习变成了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但这些知识与他们自身无关。

尼采在这里区分了文化和知识的差别，认为有学问和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因为这些知识与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独特风格无关，也没有真正被切身体验理解。现代人变得极度追求知识，却不再以哲学反哺生活和塑造个性。

尼采将自己的时代视作为是一个文化混沌时代，几类人和做法威胁着真正的文化发展：

营利式的文化追求：培养人的准则，是为了使他获取适度的文化，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幸福和收益。“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使人孤独，不以赚钱为目的，花费大量时间，便是可恶的”。“一个人只允许有这么多文化，刚好适合一般职业和人际交往的利益，而对他的要求也就是这么多”。

服务于政治的文化追求：国家发展国民教育，是为了给现存制度服务和谋利。尼采也反对服务于社会进步、大众需求的文化发展观，因为“让数量来决定价值和意义是庸人的做法”。

附庸风雅的文化追求：“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变得有趣和兴致勃勃”。就像很多城市中产阶级一样，追求一种表面上的教养和有趣。一种骗人的优雅，形成虚荣和附庸风雅的文化。

学者式的文化追求。尼采认为科学不等于文化和智慧。因为它“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追求真理的冲动，不是冷漠、纯粹、无结果的认识。“

这里，尼采对学院派学者进行了辛辣的总结，认为他们具有以下特征：厚道而具备常识，有一个不自觉的标准规定着允许的敏锐程度；敏于观察眼前的事物，同时对远处和整体则极为近视，比如对一篇文章不会观其大体，只好根据某些段落、句子和欠缺来评论；本性在好恶两方面都平庸且乏味，不善于理解和评价稀少、伟大、独特的事物，亦即重要和根本的事物；感情贫乏而枯燥，感觉不到有的认识会给人带来痛苦，适合从事活体解剖；自视甚卑，困在可怜的专业领域角落里，也丝毫不觉得是牺牲和浪费，甚至会自我感动；对他们的师辈忠心耿耿；被推上某条路后就会做惯性运动，只是遵循过去养成的习惯，因此显得勤奋和多产；逃避无聊，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只好用书本消磨时间；谋生的动机，为真理效劳的动机是薪金和职位，还有讨好发面包的人。因此，“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一个学者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尼采认为在这些学者身上，正义的冲动已经很少发挥作用，因为这本质上会影响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静心：“正义的火种一旦播入学者的心灵，就足以照亮并且耗尽他的生命和追求，从此他不得安宁，永远失去了平庸学者做日课时所需要具有的那种温和平淡的心境。”

而叔本华在尼采心目中，是这个文化混沌时代的向导和英雄。尼采和叔本华都有过从事文科学术研究、又从学院里离开的经历，在大学外独立地追求真理。叔本华成为了尼采的教育者和榜样：不是以自己的学说，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

叔本华的教育：真正的文化是尝试发现真实自我并塑造实现个性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会让多数人感到害怕。每个人身上都负载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意识到这个常常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对于懒人来说，这意味着劳苦和负重、孤独的命运。应该克服时代、估价时代、反对时代，而非为自己的时代而活。要把自己塑造成无时代的，成为生命的改革者。

叔本华所具有的品质：一是真诚，为自己写作和思考，不刻意追求修辞和抓住听众。二是一种真正富有感染力的欢快（对他人兴致勃勃，对自己通情达理），这种欢快不同于那些看不见苦难和巨怪的乐天派，是在战斗中得胜的结果，背后是生命力和美。三是坚韧，具有岩石般的天性，能抵御和承受这种战斗和负重。

叔本华式人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三种危险：一是孤独。二是对一切真理的绝望，容易陷入有腐蚀和瓦解作用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从而没有兴致和信任地活着，总在否定、质疑、破坏、不满。三是渴望与忧伤，因为觉察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凡俗人性需求。一个人可能毁于独特性和对独特性的畏惧，毁于自我和对自我的放弃。但叔本华以非凡的力量抵御住了这些危险，胜利地生活，因此成了尼采心目中的英雄。“他从战斗中返回时又是何等健康正直！尽管带着许多疤痕和明显的伤口；而且他的声音也许有些干涩，有时还太富于挑衅性。”

面对文化的混沌时代，尼采提出了三类榜样形象：

一是卢梭型的人，重新成为“自然人”，希望文明重新自然化，并具有熊熊烈火般的革命能量。

二是歌德型的人，是悠闲好思、具有静观天性的“世界漫游者”，以明智和高贵的风格同生活环境和睦相处。

三是叔本华型的人，这类人因自己的真诚而承担起自愿的痛苦。他们直面存在的真实和本质，主动揭示生命那悲剧性和无意义的基本特征。这种探索和揭示可能会扼杀他的意志，推翻和颠覆他的本质，给他带来痛苦。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促成此事，这是一种英雄般的行为。叔本华对此也有所觉知，他将自己比作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坚持着要去弄清自己那可怕的命运，不知所措地追寻，即使已经预感到，答案中产生出来的是对他最为骇人的结果。这样的生命本质上是成为了真理的殉道者。

“幸福的人生是不可能的，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英雄生涯”。这方面，尼采无疑是追随了叔本华的榜样。即使后来他在学说上反对叔本华，做出的生命选择却是相似的 ，甚至走的更远：诚实而勇敢地承担了追求真理的痛苦，让它颠覆甚至毁灭自己，并将其作为一种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