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之后的颠倒——超越纪念碑

在今年公祭日来临前，读完了这本学者杂文集。全书分为几个部分，和作者的生命脉络结合在一起，有在其他书中收录的，也有我第一次读到的。其中的深情、谦逊和宏大深深召唤我，深夜中在温热的床铺上翻到最后一页，文字带来的热泪盈眶之感转瞬即逝，为黑夜所消解。 一年来我间歇性偏阅汪晖。《为未来而辩论》、《反抗绝望》、《巨变中世界》——读太急了，一方面是迫切地想突破作者的语言障碍去尽可能吸取新的观点表达，另一方面是不劳而获的心态。作者的结论来得如此贯通，自己已经走出了一条真理大道，我踏上空荡的道路，却好像怎么也不能留下自己思考的足迹。 可能是渴望冲破文字把握思想者研究脉络的缘故，我时常从访谈和杂文中获得强烈的阅读体验。这本《颠倒》倒比较好读——不论从史料的丰富度还是从文本回环精妙流畅的结构上，有几篇都近乎完美。我也不断回想起高三夜读戴锦华《昨日之岛》时的那种五脏俱焚、欲哭无泪的震撼。这种情感原来早已有之，所谓新左派早就与我互认，揭示着我身份认同的困境。 仿佛永远也没个够似的，立场性表达之后，任务永远是思考、实践，实践、思考。承担起写作而不是阅读的任务，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寻找和直视那个我们应该与之敌对的新自由主义命运深渊。 前几篇与作者个人求学经历紧密连接的散文文笔与精神之真挚自不待言。第二编《死火》的《死活重温》序，回应、梳理和剖析了八十年代到新世纪来临前中国的思想界争论。指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如鲁迅所言的“战士”、葛兰西所谓“有机”）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 “我不是把一种理论，而是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公正和平等问题上的态度作为分歧的焦点”，“如果不能对历史过程采取分析的态度，那么，任何抽象的谴责都是无力的”，“中国的社会解放运动从一开始便具有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特点” “坦白地说，我拒绝各种命名，不是因为反感‘新左派’、‘后现代’的命名，而是憎恶由这些命名所形成的那种咸以为妖、为符咒，必欲噪而逐之的思想氛围，厌倦各种拜物教之下形成的封闭心态。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于道听途说——一切一切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一个非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的确不是简单的“新左派”一词所能概括的。末尾那篇《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震撼了我。作者从对同波兰与犹太裔高龄朋友的分别交往的讲述切入，用极真诚的语言和绵密的结构，以“纪念碑”作为意象，写下基于三个民族历史与情结的深刻思考。 犹太人的命运“像一座纪念碑一般高高矗立，笼罩着他辨析世界的视角，而南京大屠杀不过是这个纪念碑阴影中的存在物。” 延续至今的民族彼此之间隐秘的联系，提醒我们去超越抽象、遮蔽的纪念碑，去不断触及、叩问帝国主义和殖民历史本身。这与今天我们如何思考、回顾和正视南京大屠杀，以及每一种切肤的暴力，有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