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敦煌学带回中国
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蓬勃发展，1981年4月8日日本学者藤枝晃在南开演讲，吴廷璆教授主持并介绍藤枝晃教授时，一方面吴廷璆教授之前就提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另一方面也许是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于是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当时中国学者的心，但很无奈当时的现实就是，全世界都有敦煌学偏偏中国没有。
荣新江后来感叹说：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①敦煌学的发展背景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些先生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
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倡导并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其中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历史系的周一良和宿白、中文系的周祖谟等名家。
荣新江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负责掌管这个房间的钥匙。受近水楼台的便利，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胶片，并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到了心中有数。这为他后续出国“找敦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研究方面，荣新江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得心应手。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他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后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通过古藏文的学习，他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并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敦煌学蓬勃发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课程，恢复科研的同时，着力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专业从事敦煌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制扩大为敦煌研究院，增补许多新的研究人员。与此同时，《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等专刊或专集推动敦煌学重新起步。
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组织推动敦煌学的重要力量。
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交换生，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10个月。从这里出发，他踏上了四十年寻访敦煌文献的历程。
荣新江的学术成就斐然。《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于阗史丛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敦煌学十八讲》等多部著作。2008年3月后，他获得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2021年7月，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②《敦煌学十八讲》
《敦煌学十八讲》是一部系统梳理敦煌历史发展的书，18讲的篇幅，“从敦煌讲到敦煌学”。前面的8讲主要是敦煌的历史发展。
敦煌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重要，是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连接着陆上丝绸之路干道。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自西汉起就成为中西交流的“咽喉”之地。其“郡当西域空道”，是当时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西交流交往交融中的地位和繁荣程度。
汉唐时期，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西方的物产、宗教、艺术等通过敦煌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钢铁冶炼技术及手工艺品等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远播欧洲。
从战国时期到秦汉之际，敦煌历经月氏、匈奴等民族统治，后归入汉朝版图，汉朝设置敦煌郡，敦煌逐渐发展起来。
河西地区早期的先民有月氏、乌孙和匈奴。匈奴强大后赶走月氏和乌孙，成为河西走廊的霸主。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展开多次战争，获胜后设置敦煌郡等“河西四郡”。敦煌郡共统辖六个县，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
随着军事力量的向西开拓和灌溉农业区的扩展，敦煌逐渐发展起来。人口增长推动耕地面积扩大和粮食产量提高，中原汉族民众的迁入带来文化和生产技术，确立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时，敦煌成为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内藏各类文献6万余件。这些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典籍，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藏经洞文物文献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记录了佛教本土化发展轨迹，如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还包括一些佛教仪式文本、佛教类文学作品等，是研究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
藏经洞文物文献被东西方列强骗取和掠夺，致使国宝流散海外，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相继攫取大量文物。1910年清朝学部收取劫余之物后，仍有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奥登堡等人获得一批批敦煌写本，民间流散的写本也不在少数。
斯坦因在师爷蒋孝琬帮助下，取走24箱写本及5箱绢画，经过一年多运输，顺利到达英国，入藏在大英博物馆里。伯希和精通汉语，直接进入藏经洞挑选文书，囊括了藏经洞文献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手上大概买了三百多件，1912年才离开敦煌。俄国人奥登堡带领考察队对洞窟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考察，收集了很多碎片，但完整的敦煌文献不多。
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学术研究状态。
第九讲开始，侧重于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展现了敦煌文献对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的影响及贡献。而第十七和十八讲主要讨论了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为敦煌学研究提供方法论。
③让敦煌回到中国，让敦煌学走向世界
可以看得出来，荣新江的《敦煌学十八讲》内容丰富，涵盖了敦煌的多个重要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本书详细介绍了敦煌的历史。从战国时期月氏人的游牧之地，到秦汉之际匈奴的崛起与统治，再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对河西地区的开拓，敦煌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西汉时设置敦煌郡，随着军事力量的向西开拓和灌溉农业区的扩展，敦煌逐渐发展起来。人口的增长推动了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提高，反映了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中原汉族民众的迁入，带来了文化和生产技术，确立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时，敦煌成为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敦煌学十八讲》深入探讨了藏经洞的发现及流散。之后回顾了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关于各类敦煌文献，本书进行了全面的分类介绍及其价值阐释。敦煌文献不仅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还有大量已佚的佛典、道书和官私文书。这些文献为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敦煌藏经洞写本以佛典为大宗，还有许多已佚的北朝经疏、三阶教经典等。同时，藏经洞中有许多俗文学作品，为中国小说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作为敦煌学入门必读书，《敦煌学十八讲》浓缩了荣新江多年研究成果和心得。荣新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将敦煌学的各个方面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敦煌的历史、藏经洞的发现与流散，还是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以及各类敦煌文献的价值，都在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还为读者展示了敦煌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让读者在了解敦煌学的同时，也能学会如何进行学术研究。
敦煌宝藏在中华民族最动荡的年代被发现，是不幸的，这让敦煌宝藏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研究。但这也是幸运的，这让危机中的民族升起了油然而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敦煌值得我们去守护，去发掘，去探索，阅读《敦煌学十八讲》跟随荣新江的笔，将敦煌学留在中国，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