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罗·卡莱法蒂：语言的阈限上，一种清澈的清晰

语言的阈限上，一种清澈的清晰

评阿甘本《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

亚历山德罗·卡莱法蒂/文

王立秋/译

译自Alessandro Calefati, “Una tersa chiarità, in limine al linguaggio”, Fata Morgana, 12 December, 2022.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吉尔·德勒兹在《字母表》中宣称，动物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成动物”——是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作家把“语言推至[……]把语言和像痛苦的鸣叫那样的东西分开的极限”(Deleuze 2014)。这时，就不得不面对诗的两道阈限而言，诗人发现自己暴露在一种栖居于“写”的“文学的先验”(un a priori letterario)面前。在诗的一边，是“先于语言的”，在诗的一边，则是“在语言之后的”。在二者之间，“我们都收到了一个礼物。然后，我们就不再记得这礼物来自谁或有这么一回事了。我们只从它那里保留了尖锐、无情的怀旧之刺”(Caproni 1998, p. 768)。除普通语言——我们每天都在说和写的、管制着我们却不被我们觉察的语言——外，我们还受一门无法言喻的语言影响。因此，语言是切入世界肉身、区分各种实体的刀；但另一方面，在诗戳中被它刺痛的表面的时候，它又不过只是一个“中”而普通的世界(un mondo mediano e comune)，一个可感觉的世界(un mondo sensibile)的一种存在样式而已。

如果说阿甘本总在关注语言提出的问题(Cf. Salzani 2015)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把他最新的书《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Einaudi 2022，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理解为一次把“话/言说”带回其自身阈限的尝试，或一种把可感觉的触碰化作语言的方式。阈限，这个阈限，是小的死亡，是中断，是逃逸的语法，像不断上涌直至质料不可辨认的液体。是死亡，但又确是小的死亡，因为在这个贯穿阿甘本文本的“诗的话/言说”(parola poetica)中，没有什么是最终的。相反，语言在阈限生成中产生的，是某种特定的次终极性(penultimità, Cf. Deleuze 2015)，即这样一种特性：在“话”——这个“话”并非纯粹服务于抽象交流的记录矩阵，它本身就能变得“可感觉”——中，对一切“那边”的“这边”(al di qua di ogni al di là)亦即这个世界的可能空间保持开放。就像阿甘本自己写到的那样：

如果在这点上，我们拾起维特根斯坦的那个瓶中苍蝇的形象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代思想终于承认了玻璃瓶之于瓶中苍蝇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苍蝇真的必须从看到关住它的玻璃瓶开始，那么，这样一个视像意味着什么？看到并暴露语言的限度又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话语，它既不是元语言，也不会陷入不可说者，却言说语言本身并暴露其限度？(Agamben 2020, p.34; 阿甘本 2014, p. 31)

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诗学功能——暴露语言的极限，放大它的量，（也许，在语法的方面）使之在量上膨胀直至质变——和它所展示的“可能”总在冒一个致命的险：语言的可感觉的内在性，可能翻转为某种原初的或未来的超越。继续用苍蝇和玻璃瓶的比喻来说，我们既不应该相信苍蝇可以逃离玻璃瓶的“透明”，也不应该相信在过去的某个点上，苍蝇被关在玻璃瓶“里面”。相反，在玻璃瓶中，什么也没变，没东西进去也没东西出来，瓶子没有开裂，唯一的变化，是苍蝇看到了那个一直在那里、但迄今为止一直没被看出的“不透明”——并且出于这个原因，有时它能够让玻璃瓶变形，把它变成液态化的物质。在玻璃瓶中没有原初的对自由的怀旧，也没有乌托邦的脱离俗世的解放，因为这里没有“之前”，更没有“之后”。

语言，作为切分者，也假定了与世界交融的，无语言的“野蛮人”[1]神话，和人最初能够或终将能够摆脱方言的“天堂”故事。不过，诗歌形式的语言不再只是律则性的(nomotata)，它也将自己呈现为世上众多事物间的一个事物。这个“之间”，这个新的、但一直已经在这里的、在阈限上向我们居住的人类世界开放的空间，正是阿甘本关于语言的思想的力量之所在。正如我们已经写到的那样，这个力量总是伴随着怀旧的风险。然而，就像对待心智的偶像那样，我们必须沉思和消化，而不是简单地逃避它。想想《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的最后一节（该节的小标题是对书名的否定），其中，阿甘本写道：

多年前，我母亲把她收在抽屉里的、我小时候写的东西拿给我读[……] 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张纸上精确描述的东西，显然就是我思想的秘密核心。一个八九岁孩童犹豫不决的手，竟然能这样精确地找到我——他——未来的书都只是在缓慢、费力地展示的那个最私密、最复杂的结。[……] 仿佛在我试图经历和写作的一切的核心，都有一个完全是空的、完全不可经历的瞬间——甚至只是四分之一秒。(Agamben 2022, p. 65; 阿甘本 2025, p.65)。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去辨别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去弄清楚阿甘本或他母亲手上是不是真有那个他在儿时写的东西。相反，重要的是要分析概念，具体来说即这样一个概念：被唤起的怀旧，通过与某种类似于内卷的中心的东西建立联系，质疑了“世上的原初方案”的神话，而那个方案本身与生活毫无干系。

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不是这样一种尝试，即实现在一切小的、次终极的阈限死亡的“那一边”的完整死亡呢？恰恰相反，阿甘本本人否认了这点，在几行字后，他问道：“但对作者来说，试图把握自己没说的东西是否可能呢？如果可能，代价又是什么？”(ibid., p.67; 同上, p. 68)。他看起来是在暗示，要付出的代价，是向“专有的思想”致敬(un tribute al pensiero proprietario)，后者也因此而声称要填补我们只能见证——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肯定把握不到——的原初的空白。

我寻找的就是这个空无，这种复杂化与sprezzatura、暴露与深渊、半影与荣光之间的有空隙的接触，在那里，秘密以一种如此清澈的清晰（如此清晰地）展示自身，以至于它变得像孩子出的谜或童谣一样简单而猜不透。这就是我的思想包裹的那个核心处的空无——在写作的时候，从一开始我就只能按下不表的那片有福的、不可经历的空白(ibid., p. 70; 同上, p.74)。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作为一种“清澈的清晰”、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的语言。它在突然之间把自己呈现为“可感觉的”，虽然从一开始它便一直如此。它不是，或者说不只是一种切分世间事物的操作，而是对上颚表面的戳刺，作为媒介，它能够使整个身体与世界的血肉一起振动。它是玻璃瓶——这不透明又透明的，包括性的分离(disgiunzione inclusiva)所能做到的极限，是指出通往某种“生成”的路。

参考文献

G. Agamben, L’idea del linguaggio, in La potenza del pensiero, Neri Pozza, Vicenza 2020.

G. Agamben, Quel che ho visto, udito, appreso…, Einaudi, Torino 2022.

G. Caproni, Generalizzando, in L’opera in versi, a cura di L. Zuliani, Mondadori, Milano 1998.

G. Deleuze, Abecedario di Gilles Deleuze, DeriveApprodi, Roma 2014.

G. Deleuze, L’esausto, a cura di G. Bompiani, Nottetempo, Roma 2016.

C. Salzani, «Il linguaggio è il sovrano: Agamben e la politica del linguaggio», in Rivista Italiana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n. 1 (2015).

阿甘本：《语言的理念》，载阿甘本：《潜能》，王立秋 严和来等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阿甘本：《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王立秋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1] 即与语言-理性-文明状态相对的蒙昧-未开化-野蛮状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