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惊奇感（文_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听说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失去了一位朋友。不，不止于此：我失去了生命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人。当涉及复杂而艰深的事件之真相时，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之一，不是抽象地讲述，而是讲述具体细节——颜色，气味，感觉，触觉；某种境况。然而，我对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了解根本不多。与人友善相交又保持距离感，这正是他身上一种罕见的品质。

我第一次见到卡普希钦斯基是在1984年。那时我和丈夫格雷姆·吉布森带着我们七岁的女儿住在西柏林，当时，西柏林还被那面著名的墙包围着。正是在那里，我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就创作一本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小说而言，基调是现成的：每个星期天，东德的战斗机都会突破音障，用它们的超音速音爆提醒我们：它们随时有可能俯冲下来。苏联阵营一直延伸到德国东部，似乎坚如磐石。我们去过东德，那里有傲慢的边防军、指甲油似的冰淇淋和属于《史迈利的人马》那个时代的巧克力。我们还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想要说任何真话，都得走到公园中央，因为我们的捷克朋友们很害怕被窃听。

最后我们去了波兰，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波兰一直被其邻国视为鲁莽的勇敢者，或勇敢的鲁莽者。波兰骑兵在马背上朝德国坦克冲锋的轶闻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无疑颇具象征意义。在1984年的华沙，这种鲁莽或违抗之举依然存在。出租车不会载你去任何地方，除非你有硬通货。作家们将大量“萨米兹达”（samizdat）——即非官方出版物——塞到你手中，它们就存放在所谓的共产主义作家协会的地盘上。我们在波兰期间，一名神父被杀了，可能是秘密警察干的。在天主教徒组织的游行上，我们看着那些眼神冷峻的修女、愤怒而坚定的神父及其追随者，心想，这个政权有麻烦了。

然后，我们见到了帮助推翻它的人。

1978年，卡普希钦斯基写下了《皇帝》（The Emperor: Downfall of an Autocrat）。从表面上看，这本书讲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及其腐败的专制政权的垮台，仅阅读这一层面，也会发现这是一本出色的作品。作为一名记者，卡普希钦斯基拥有波兰式的鲁莽，这让他经历了二十七次政变和革命——一波又一波难民朝一个方向涌去，逃离灾难，而卡普希钦斯基反其道而行，进入灾难的中心。他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在黑夜里四处潜行，采访那些正东躲西藏的前朝弄臣，记录下关于皇帝的逸闻，其中既有无心插柳的喜剧，也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前者如，当皇帝坐到椅子上时，拿垫子的仆人必须在他脚下垫上高度刚刚合适的垫子，千万不能让他的小短腿悬空；后者如，乞丐们大口咽下宫宴的残羹冷饭，眼球从眼眶里喷射而出。

但对波兰人而言，《皇帝》还有另一层意义，在整个纳粹占领和苏联统治期间，波兰人已经习惯了说暗语。卡普希钦斯基本人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这样描述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是平实的、字面的、明确的——每个手势和词语背后都隐约透露出一些指涉性的符号，都有一双意味深长的眼睛在凝视。”如此一来，既然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与另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多有共同之处，那么《皇帝》便可被解读为对那个奄奄一息的波兰政权的批判。这本书很快被搬上舞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戏剧改编，对最终推翻了当权者的群众抗议贡献良多。《皇帝》在策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当局几乎无法驳斥它，因为它不是在揭露君主制的弊端吗，而君主制不正是当局极力反对的政府形式吗？

1983年，《皇帝》被译成英语，我们正好读到了这本书，然后于1984年在华沙见到了卡普希钦斯基，与他握了手。他是同时代颇多非凡之士中的一员，这一代人还包括杰出的导演兼剧作家塔德乌什·康托尔，小说家塔德乌什·孔维茨基，这些人从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年后又一直生活在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但仍然创作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虽然卡普希钦斯基的创作背景多样，素材也各不相同，但他的基本主题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恐惧和压迫，以及人们如何应对或超越恐惧与压迫；困境以及困境如何使人变得扭曲或高尚；一元化政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漫长折磨，以及人类对拥有自己灵魂的永恒渴望。考虑到卡普希钦斯基自己压抑的青年时代，这些主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卡普希钦斯基腼腆而迷人，还有些犹疑。我丈夫说这话没错，但这只是表面，内心深处他像钉子一样坚硬。我想他应该是两者兼具：在混乱的内战中，羞怯、魅力和犹疑让他不至于在路障前被枪毙，而钉子般的坚硬则让他一开始就走向了那些路障。

彼时，在苏联阵营内部与真正的作家见面，总有些超现实的色彩，也许，正是这种超现实主义造就了卡普希钦斯基的犹疑。在彬彬有礼的官方场合，有些话说了，有些话没说，但人们都应该心知肚明。在一次书展上，我问另一个作家，“为什么波兰有这么多插图精美的儿童绘本？”“你自己想想吧，”她回答说。

1986年1月，卡普希钦斯基在多伦多参加了《王中之王》（Shah of Shahs）英译本的出版仪式，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2年，讲述了伊朗国王被推翻时引人注目的景象还有他残酷的暴政，其中提到了“萨瓦克”（Savak），即他那些狰狞恐怖、擅长严刑拷打的秘密警察。现在重读这本书正当其时，因为它对那个世界中还在不断呈现的发展模式如此具有先见之明。卡普希钦斯基当时很紧张，因为他要出席港湾城国际作家系列活动，他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足以进行公开朗读。我可以代替他说英文吗？可以替他朗读他的书吗？我说我很荣幸，但同时我也在想——等等！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紧张了？害怕读英语？在安全、没有任何威胁、哪怕他只蹦出一个词大家也会爱他的多伦多？那刚果的腥风血雨、洪都拉斯的炸弹横飞以及德黑兰危及性命的革命骚乱，又是怎么回事？

卡普希钦斯基在多伦多的紧张表现非常可爱，有点像苏格兰女王玛丽在上绞刑架之前担心自己的帽子是不是戴正了。不过话说回来，别人都紧张什么，是难以预料的。

卡普希钦斯基是一名驻外记者，并且多年来一直是波兰唯一一名驻外记者，所以他看起来无处不在，至少，当腐朽的政治结构处于崩溃、灾难或可怕的流血事件时是这样。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帝国》描述了1989—1991年他在苏联的旅行，当时苏联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说一座拥有百万居民的大型城市受到了严重的、危险的、致命的毒气污染。

“另一个切尔诺贝利！”朋友向我转述这个消息时说。

“我要去那里，”我说，“如果有座位，我明天就飞过去。”

卡普希钦斯基一生都渴望旅行，他渴望去的，恰恰是那些寻欢作乐的普通游客竭力避开的地方。因此，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他乞灵于第一位从事此类旅行的作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再恰当不过了。卡普希钦斯基年轻时最想做的事是“跨越边界”——一开始是波兰的边界，但是后来，他渐渐想要跨越一切可能的边界。驱使他前行的，是他对人类各种形态的无尽好奇。像希罗多德一样，他倾听并且记录，但从不指责。他的一生都在探寻——探寻，而非完成什么使命。他想找到什么？当然是异国的细节；文化差异；在战后波兰极度缺乏的丰富拼图。但除此之外，他寻找的是人类共同的善意，即便在最极端的流血冲突、虐待狂式的复仇和堕落中也是如此。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也许在于尊严——那种朴素的尊严，处处成为压迫者的眼中钉、却永远无法被彻底根除的尊严。那种说“不”的尊严。

考虑到他目睹过的一切，卡普希钦斯基比任何作家都更有理由悲观，但悲观并不是他惯常表达的情绪。他更常表达的是惊奇。惊奇世间竟然如此辉煌与卑劣并存。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它描写的只是土耳其博物馆内的一个场景，但对于这位谦逊之士、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见证者来说，却有一种墓志铭的味道。因此，我也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我们身处黑暗，被光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