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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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时间顺序，从公共空间的角度书写了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交往史，但越读越觉得，救亡与启蒙就像是一个悖论，读完之后，既存痛苦，亦有叹息。
在科举制度下的传统士大夫的社会关系网络常以科考时间（同年）和地缘空间（同乡）为联系和界限。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在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关系网络出现了新的变化：除了同乡外，教育背景（本土与留洋、日法与英美、校友关系等）和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思想主张等）也成为了知识分子形成群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联系。
与此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社会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知识精英大批城居，控制了教育和传媒这两个重要的知识和信息平台，拥有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正是独立，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那种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们的文化权力变得虚拟起来，仅仅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无论是对社会的启蒙，还是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虽然曾经不可一世，最终却是孤军作战，沦为边缘。
随着战争的出现，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近代中国的“中等社会”，一毁在抗日战争之中，二毁在内战手里。在充满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们不仅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还出现了政治倾向的分裂。1930年代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俨然是一独立的中流砥柱。随着30年代后国民党权力的加强，城市知识分子的力量逐渐减弱。到40年代，战争和内战全然摧毁了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之后，知识分子被夹在两股非此即彼的党派力量之间，被迫进行政治选择。到40年代末，知识分子普遍党派化，文化权力屈从于政治权力。“知识人社会”衰落了，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共传媒和文人社团，深陷党争而不自知。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完全崩溃，最后被革命的政统所取代。
战争与政治化，使得自由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在历史的河流中一冲而散，尽管它曾那么的绚烂夺目、动人心弦。但反观当下，社会力量的薄弱竟更甚于民国，典型的特征就是大政府，小民间。除政府以外，并没有壮大的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到日常生活和社会运作中，知识分子们甚至没有办法形成民国时期那种“脆弱”的团体，更不必谈形成有力的“社会重心”，并发出自由的声音了。
而最令我感到悲哀的是，当年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分化对立甚至分道扬镳的知识分子，如今看来却是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也不存在所谓的“左”与“右”，曾经争论的“民主”与“独裁”，当下看来更像是一个笑话。承诺可以反悔，说得也可以比唱得好听，历史文件更可以不具有现实意义。唯有历史周期律，永远游荡在这片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