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状况良好，吗？

我家属去年摔到了头，摔得很重，不幸中的万幸是竟然避开了所有要害，从恢复来讲已经堪称奇迹。出事和后续治疗都是在德国进行的，等他可以重新开始驾车、坐飞机时，家庭医生提醒说，好了，现在可以去进行跨学科的心理康复配套治疗了。我们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哦！原来他这几个月来的一些看上去是“情绪”的东西，很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属于精神科治疗范围的。拿这个去问国内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朋友，北京有类似的康复疗程吗？医生朋友说国内对于神外的治疗现在还处于饱暖阶段，用大白话来讲就是，活着就行。

我后来为此自责（直到此刻想起依旧如此），因为天天和家属在一起，我从没想过他的“情绪转变”原来是应该咨询专业人士的。

《也不知道谁更疯》里写道：“精神科和治断腿不一样，看不见妄想障碍，摸不出双相，抑郁靠验血验不出来，X光片也拍不出精神崩溃的人心中的参差裂缝。你也不可能把听诊器贴到某人头上，去听他幻听到的说话声。”

原来当了多年精神科医生的本吉也只能这样——虽然这并没减轻我的自责。

虽然在上面那个问题上没被安慰道，但本吉已经释惑了太多干货，比如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心理咨询师（psychologist）、大神儿（psychic）有什么区别？精神科医生是专攻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医生，有资格开处方药；心理咨询师帮助的对象往往问题轻微，能够接受像认知行为疗法（CBT）这样的谈话治疗；大神儿则搞读心术、预卜将来，比如神婆。据说《太阳报》在2015年裁掉占星师时，编辑在解聘书开头写道“您肯定已经预知……”

“因为电视的误导，大多数人认为我要么会读心术（那是大神儿的营生），要么能对付吃人的连环杀手（那是精神法医干的事），要么向躺椅上那些富裕的精神症患者询问他们母亲的情况（那是精神分析师）。实际上，作为一名普通成人精神科医生，我平日（经常还有平“夜”）， 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至少是尝试帮助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从统计上说，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在一生某个时刻遭遇精神健康问题，虽然精神疾病在英国的全部疾病负担中占比达28%之多，它收到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拨款却只有13%。更糟的是，虽然对精神健康支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精神卫生“去机构化”（社区康复）变革以及近来的财政紧缩趋势，英格兰的精神科病床数从1988年的6.7万张降到了今天的1.8万张。于是，紧急病房的月平均入住率超过了100%，满员的医院在病房的沙发上开辟简易“病床”，在杂物间、禁闭室乃至医生办公室里摆放行军床。2019年，精神科病人为了躺上“区域外”病床而旅行的路程，相当于环绕地球22圈——你能想象让某个拄拐杖的人这样奔波吗？

本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治疗病人的，和伍迪艾伦电影中那些静谧的曼哈顿治疗室判若两个世界。“除了可耻的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粗疏的药物治疗、病人等候医治等得比医院网络加载用时还久以外”，他希望读者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些乐观的种子”。

这本书也是在写本吉自己，“写为什么竟有神智正常的人选择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希望读者能明白：

在医生那一袭白大褂下面，或者就我来说是那件手肘打了补丁的外套下面，同样是一个人。并且在所谓“理智清醒”和“精神疾病”之间的那条模糊界限，并不总能由医生清晰地划定。

这样的一本书在翻开版权页之后，写着“献给我的爸爸妈妈”。再一页后，则是菲利普*拉金的《这就是诗》：

他们把你搞砸，你的老爸老妈。不一定是存心，但就是这么做啦。

本吉如果玩豆瓣，大概率会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里吧。

本吉英国式的幽默至此展开，而后那些埋着一个个笑点的故事都是带着泪的。

他讲到第一天去医院报到时站在“员工办公室”前（员工办公室在病房“起居区中央，四块大玻璃组成一只巨型鱼缸，从里面随时可以观察外面的病人），在“那只玻璃箱子跟前”敲了又敲，敲得指节都疼了。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身着便服，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打字，似乎铁了心要假装没听到。最后他只好将工牌贴到玻璃上，就像电影里的警察。一名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的壮实护士这才从位子上跳起来给他开门：“你好大夫，真抱歉，我还当你是病人呢。”

本吉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员工努力专注于无穷无尽的行政工作，外面的病人则一刻不停地敲打玻璃，提各种要求。“我能请假回家吗？”“我能再吃一顿早餐吗？”“大夫给我打的什么药，我怎么变成青蛙了？”

带他的老医生跟他说，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就和其他医生一样，是让病人活下去。

“如果是你当班，有病人说要自杀，你该怎么做？”

“将病人收进医院治疗，确保病人安全。”

“每个病人都收进来？你从哪里变出几千张病床？”

在老医生的电脑上，本吉看见有6万封未读邮件，同时每一分钟都有新邮件进来，许多都标了“紧急”。

“你只能收治自杀倾向最强的那几个。”

“要怎么分辨自杀倾向的强弱？”

“靠风险评估。这是精神科的家常便饭。你要观察他们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说的。要考虑他们的精神疾病史，或者真实的自杀企图。他们进来住院是否有什么附带收益。有没有什么保护性因素或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所以这里也有一门科学？”

“还有直觉。但最后真自杀的总是你最料想不到的。就算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也免不了会有病人漏网。”

本吉忽然觉得热得不行。

“咱们能开扇窗吗？”

他们所在的楼层是六层，老医生说“这里的窗是打不开的，为防止有人跳下去。”

“啊？在精神科大夫的办公室也要这样？”

“精神科大夫办公室尤其要这样。”

老医生还对他说

“我们来这里不是交朋友的。守住你的边界。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不会讨病人喜欢。如果你受病人喜欢，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做出艰难的决定。"

这就是本吉第一天上班的经历，下班后，与他同住的弟弟问他：“你今天救了不少条命喽？”接着修正为，“抱歉，是救了不少心灵？”“好几百个呢。”

本吉想告诉弟弟，精神病学这门技艺，其目的似乎并不是挽救心灵，而更多是关乎节约床位，并且找到好的理由支持资源有限的NHS智能提供有保留的治疗。“怎么可以不帮你”才是这里的潜台词。那天他睡不着觉——

自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想做精神科医生，部分动力就是渴望帮助病人过上更快乐、更充实的生活。他从没想到要去质疑别人的痛苦，使用“霸占床位”这样的字眼，要在病人跳的楼层够高、能制造足够大的动静时才去帮他们。

“提醒”他不是来这里交朋友的老医生后来问过他为什么选择精神科，本吉的第一反应是，无论如何，不要提父母的事。而他的回答是：“我也不太明白，反正这行一直很吸引我。”后来补了一句，“也许是因为，精神科医生能比其他科室早退休五年。”

“那只是因为统计上咱们更容易倦怠和自杀，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真不知道。

“还有，这个制度多年前就取消了。”她补充了一句，“你有接受心理治疗吗？”

本吉连忙否认。

“唔，我有义务告诉你，你应该去看看。我们这里大家对这个还有些扭捏，但在美国，每个人、每条狗都接受治疗——我不夸张，针对狗的认知行为疗法现在可是热门……我一般都推荐规培医生接受心理治疗，尤其是如果他们要献身某项事业却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是愿意，我把我以前的治疗师介绍给你？”

“你也看治疗师？”本吉难掩惊讶，因为老医生看着可是坚不可摧的。

“当然。医学总会的执业准则要求我们照顾好自己，这样才能诊治病人。还有一种情况下它也有用，就是病人说疯的是你，叫你去治病，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你已经在治了。”

“可是我真的不用。”

“也许吧。但选这个专科总有些奇怪。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主动在职业生涯里围着别人心里的痛苦打转？精神卫生从业者本来就需要求助于同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像理发师也需要理发师……以前精神科医师接受心理治疗是免费的，但现在经费砍了，你懂的。跟我的治疗师说是我叫你去的，他也许会给你打折。”

在听说格拉迪斯老奶奶要接受电痉挛治疗（ECT）时， 本吉几乎笑出声来：“呃，我们现在还用这个？”他家里有一位亲戚接受过电休克治疗，但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老医生叹了口气：“本，少看电影，多读教材。休克治疗仍是精神科最有效的疗法之一，效果比用药快多了。”

本吉开始寻思，用电流击打我们两耳之间那团1.5公斤的冻冻，究竟能治什么病？

后来他陪同老奶奶去做治疗时，“主刀”医师问他是否有什么问题，本吉说：“我问的这个大概有点蠢：ECT是怎么起效的？”

“这个谁也不知道。”他苦笑着说，“这是生命的一大谜团，但有点像是把死机的电脑关了再重启。”

哦，原来这么高科技。

“知道ECT的历史吗？”

本吉摇摇头。

“休克疗法起源自古希腊人特别是希波克拉底的一个早期观察：发疯的人会在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有好转。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医生就开始试着靠人工手段主动引发癫痫，先是用化学品，然后用电。发展到现在，就是我们这样了。”

“哦哦，明白了。可是，唔，怎么会有麻醉医师在这儿？”

“当然是为了实施全麻啊。你不会认为咱们要给人醒着做ECT吧？”

本吉不想承认，直到此刻，他对电痉挛治疗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电影《飞越疯人院》。

“最早病人确实是醒着做ECT的，但后来麻醉发展了，就可以让病人先睡过去了。”他摇摇头，又追加了句，“老天，这又不是旧社会。”本吉以为他要说“旧石器时代”来着。

对癫痫（精神疾病的旧称）的治疗曾经包括：在脑袋上钻洞“放跑”邪灵；把病人关进笼子浸入冰水直到几乎溺死，好把他们从疾病中“吓”出来，就像在治打嗝；把病人绑在一张转椅上飞速转动；摘除身体部位如牙齿、扁桃体、结肠和宫颈，这些据信都是会感染癫痫的病灶；给病人注射氰化物、疟疾或巨量胰岛素以引发昏迷；将一件类似冰锥的锐器插入眼眶把脑子搅成糊糊。在当时，以上每一种疗法都被奉为神奇妙方。发明额叶切除术的医生甚至在1949年领到了诺贝尔医学奖。但其这些疗法都被夸大了好处而淡化了害处，至今皆已废除。只有电痉挛保留了下来，但争议也不少。

虽然有一些证据支持其功效，但本吉也读到过，说许多病人在接受“假ECT”之后也有好转（先将你麻醉，醒来后告诉你已经做过电痉挛了，但其实没有；相当于安慰剂）；还有令人略感担忧的是，支持ECT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始终没人重复出来。它的批评者还举出了其长期危害，包括头痛、记忆减退，最坏的情况还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

好在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有效”的，先前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因此不吃不喝的老奶奶重新开始主动吃饭了。单一病例研究很难证明ECT“有用”，本吉知道自己未来在病房还将目睹许多它毫无作用的例子。但它对老奶奶奏效了，至少暂时如此。

没人知道原因，但既然进了这门神秘专业，似乎什么办法都要拿来试试。

本吉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展开的。

看起来被“治好”的安东并没有服药，分手的前任与他复合似乎是更适合他的“药”。本吉目送他们手牵手离开时，想起了自己向来不太明白的那句伏尔泰的话：“医学的技艺就是取悦病人；大自然会治疗疾病。”

对此他延展谈到，许多精神疾病都有“复发和好转”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会来了又去。有个统计学概念叫“均值回归”，就是平均而言，出现某些异常的病人往往会自行好转。比如，Posternak发现，即使不做治疗，85%的重性抑郁也会在一年内消失。因此，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引入某种药物（并且真的服下），就会使人错误地判定是治疗产生了效果。这有点像玛雅人献上人祭取悦众神，却不知即使他们不把那可怜的活人剖腹取心，太阳也会照常升起。

那天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本吉想起他念医学院时曾告诉过一位心脏病学教授，自己想当精神科医生，他说：“你想当个挂着听诊器的社工？”

直到那一刻本吉明白了教授的意思，对于许多病人来说，除了用所谓“精神疾病”来解释，也可以说是生活遇到了难题。安东的难题是与恋人分手，其他人是工作压力、贫困、反社会的邻居、糟糕的住房、亲人去世、孤独、没有机会或目的或希望，或是缺乏充实生活的必需要素。他对自己选中的这门专业产生了根本的信仰危机，怀疑自己是否铸成大错，生怕自己成为又一个“野蛮”的精神病医生，站到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他在那一天的忧虑是，有时候精神病学是否错误地将日常生活当成了需要自己治疗的疾病？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贾迈勒则有“楚门妄想”，认为自己的生活正在拍电视真人秀，精神病房里的工作人员随身佩戴的摄像头更“加重”了贾迈勒的妄想。

被关了单间又强制注射了药物后，贾迈勒缓缓从脸上拂去一根脏辫：“如果这不是一场真人秀，那难道，这是什么混蛋的社会实验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白人医生，对我们黑人做尽了医学研究。给我们都打针，我不知道打的是什么，是增白剂，还是让我们生不了孩子的化学品？”

“我们真的没那么做，给你注射的事抗精神病药物，目的是帮你更清醒地思考。这和种族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在这间病房里大多是黑人？病人，清洁工和食堂服务员都是，而我见到的每一个医生，都是白人？”

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两性之间，也与种族有关。有时许多心智正常的人不敢承认的事，要靠病人说出来：比如本吉后退的发际线，又比如贾迈勒的这个疑问。

他说的全是令人不安的真相。

随后展开的是精神病学在种族问题上“劣迹斑斑”的历史，即使到了现代，被精神病院收治的黑人男人仍然多得不成比例，他们被隔离的概率比白人高4倍，被诊断为精神病的概率则高10倍。他们也比白人患者更容易别束缚身体、关禁闭、送进精神加强监护病房（PICU）、强制用药并在院中死亡。这么高的精神病诊断率并未在非洲或加勒比地区复现，说明原因不是生物性的。研究也不再认为这与生活方式有关，因为统计显示白人男性与黑人男性吸食大麻的量大致相等（其中强效大麻尤能提升精神病风险）。

“我对你们很失望，兄弟们。”贾迈勒对本吉的应急小组说。镇静剂开始生效，一条口水从他嘴边流到了床垫上。“在这里我们都是没链锁的奴隶。”

插个题外话（虽然也相关），本书的编辑很用心，目录言简意赅又极为准确地点到了每个故事的精髓；翻译也蛮到位，从头到尾笑中带泪的阅读体验显然有他一功。

如本吉在前言中说述，他在本书中写了自己从入行第一天开始的思考与困惑，观察与体会，也写了个人的成长。在最后的致谢部分，他有长长的名单，结尾的那句是：

最后，当然还要感谢你们，我的各位病人。

慈悲心或同理心过重的人其实不适合当医生或警察，因为会有太多东西压到自己身上，而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可换个角度，没有慈悲心和同理心的人更不适合当医生或警察。

无论如何，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但本吉还是去做了精神科医生。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向所有医生和研究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