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经学的“祛魅”与新儒学的开启——评《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

汉唐经学的“祛魅”与新儒学的开启

——评《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

王治田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对于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总是难免有种种隔膜——这种隔膜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来自于文字和文献层面，而是来自于身处异时空之下的文化心理之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我们今天在解读历史时，总是难以避免地出现种种偏移，然而也正是这种偏移，赋予了历史解读更多的可能性。张维玲老师此书所探讨的话题，正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例证。

举例来说，“古文运动”在今天的学术视域里，更多从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但这一“运动”（姑且承认其为一场“运动”）究竟是在怎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其产生和演变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丰富的历史脉络？这些问题却并非仅仅在文学史的研究视域之内，就可以说清楚的。至于本书所谈论的另一个关键词——“天书时代”——对于呼吸着二十一世纪文明空气的读者来说，则更不啻为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了。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之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是本书要着力阐述的问题。

本书所讲述的“天书时代”，乃是指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终于仁宗朝刘太后去世之年（1033）的一段时间。据载，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天书”降于皇城承天门。真宗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并引得朝野的响应和追捧，由此开启了所谓的“天书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骈四俪六的颂美文学成为主流，一直延续到刘太后主政的时期。“古文运动”的作家们表面上是为了批判这一文风，但实质上是为了批判支撑“天书时代”的、具有谶纬神学色彩的汉唐经学。从这个角度来说，“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政治文化和思想史的运动。宋代士人的“疑经”思潮，也可以在这一历史脉络下，得到解释。

除了对传统历史叙事框架的反拨，作者还对宋初两场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推进了学界的研究。例如，宋真宗到底为什么要演出这场封祀“天书”的闹剧？前人多认为是为了掩饰“澶渊之盟”带来的耻辱和尴尬，但作者却认为，真宗之举其实是为了实现太祖、太宗以来的“太平”的理想。这样的解读，为我们理解真宗朝的政治，提供了更为宏阔的视野。再如，在“天书时代”的展开过程中，宋真宗君臣之间发生了怎样微妙的互动？各个士大夫群体（或派别）之间，又进行了怎样的对抗和博弈？这些细节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另外，学界关于“古文运动”，形成了“柳开——石介——欧阳修”的典范叙事，但作者指出，被石介等人极力批判的杨亿派士大夫，也在事实上促成了“古文运动”的推进。这些论点都精妙入微，可以为我们理解此期的文化文学走向，提供另外的视角。

读过这部著作后，我也有诸多的感触。诚如作者所述，宋真宗围绕“天书”降临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今人看起来委实是荒诞不经，但事实上却属于广义的“神文（sacred text）时代”（孙英刚语）。因此，想要理解“天书时代”，需要将其放在整个“神文时代”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诸多尝试，例如在探讨宋初君臣对“太平”的追求时，追溯了汉唐以来封禅活动和“太平”观念的联结。这些论述都很好地支撑了本书的论证。但笔者读到相关论述之时，依然有意犹未尽之感。作者对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的蜕变，在很多时候受限于“儒道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惯性，认为宋真宗祭祀“天书”的活动大量融入了道教仪式，从而偏离了儒教祭礼的正轨。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如果我们重新检视整个汉唐经学和政治文化的背景便会发现，恐怕杂糅了神道设教、阴阳术数的封禅仪式，才是汉唐经学的正统吧？换句话说，在汉唐时代，儒教的祭祀仪式本身便不排斥谶纬神学的成分，这正是由其“神文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北宋初的“天书时代”，其实正是汉唐“神文时代”的自然延续（而非背离），并成为其绝响（或曰“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古文运动”的作家们对“天书时代”的批判，与其说是在伸张儒教、批判道教，不如说是儒教内部由神道设教向道德哲学的一场蜕变。不然的话，如果真宗的祭祀天书活动真的构成了对儒教的“破坏和否定”（如本书第8页所云），又如何能如此轻易地得到群臣的响应呢？事实上，作者也多次指出，谶纬之学本身便是汉唐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真宗君臣所接受。但是在具体论述时，限于“儒道对立”的思维框架，又时时有所犹疑，造成了论著在逻辑上的模糊和偏离。

我认为，作者之所以体现出这样的犹疑，某种程度上也是本篇书评一开头所说的“时空措置”的结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离的过程中，消去了传统社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成分；“神秘”（mysteries）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贬义词。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祛魅（disenchantment）”。事实上，这样的“祛魅”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同样的表现，不过要更为曲折。我认为，中国历史的“祛魅”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唐宋之际，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色彩的汉唐经学，蜕变为具有人文色彩的、反神学的“新儒学”（即道学、理学或宋学），儒家经学剔除了谶纬神学、道教方术等成分，完成了从宗教神学到道德哲学的嬗变（韩愈、欧阳修等极力排斥佛老，乃至引起同时一般士大夫惊诧者，正为此也）；第二次则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因为受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的影响，从传统极具道德教化色彩的政治哲学，进一步蜕变为理性主义、乃至工具主义的政治学。在经历这两次“祛魅”之后，现代人对于道学主导的政治教化尚且觉得隔膜，更遑论要对汉唐时代的“神道设教”感同身受了。事实上，现代学者之所以要把封祀“天书”的活动，解释为替“澶渊之盟”遮丑，也是出于一种“工具理性”的考虑，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北宋初期的时代语境。这也是我同样作为一个中国中古研究者，所时常感到的困惑和尴尬。

当然，以上的商榷意见，并不能否定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和贡献。这部大著在对于北宋初政治文化嬗变之精彩论述，对于学界相关研究在诸多方面的推进，相信将经得起长久时间的考验！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12月4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