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林鵠：天書封祀補正——兼論仁宗以降對真宗朝歷史的改寫
作者简介：林鵠，浙江瑞安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政治史、經學。著有《遼史百官志考訂》《南望：遼前期政治史》《憂患：邊事、黨爭與北宋政治》等。
文章来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輯，2018年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乙丑，真宗向以王旦爲首的輔臣宣布，天書降臨，一場延續十多年的鬧劇就此開演。傳統看法認爲，這場被稱爲“天書封祀”的鬧劇，是澶淵之盟的副産品。爲消解城下之盟的屈辱，王欽若爲真宗設計了這一系列舉措，以威服四夷(1)如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稻香出版社，1996年，126—147頁)認爲，這是真宗藉以化解“天有二日”的心理危機的手段。。但晚近學者紛紛對此作出修正。鄧小南先生指出，從天書内容看，其意義“不僅在於懾服北使乃至外夷，更是要告諭海内，宣示給自己的臣民”。“對於趙恒(真宗)來説，太祖建立的大宋皇權的權威，有必要再度向臣民隆重證明，這正是他導演再受‘符命’過程的意義所在”(2)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 316、317頁。。張維玲將這一事件放在五代宋初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有力地證明了天書封祀是宋初君主走出五代，重塑太平盛世的關鍵一環(3)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與解構(960—1063)》，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23—50頁。。杜樂則從道教信仰及儒家超自然主義著眼，指出這場以往被認爲舉國病狂的鬧劇，在真宗朝君臣(包括正直之臣)看來，卻是真正的信仰活動(4)杜樂《宋真宗朝中後期“神聖運動”研究——以“天書”和玉皇、聖祖崇拜爲切入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13—79頁。另參吴强、杜正貞《北宋南郊神位變革與玉皇祀典的構建》，《歷史研究》2011年第5期，47—58頁；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93—173頁。。這一系列新研究事實上將天書封祀中的契丹因素擠到了邊緣，爲我們展現出這場運動的真正淵源與動力，從而爲自北宋中期以來這段歷史閲讀者的普遍困惑——爲何以王旦爲首的朝中君子不僅没有阻止，反而積極參與其中——提供了較合理的答案。
不過，即便是被縮小的契丹角色，在天書封祀的闡釋中仍然是個不諧之音。太平盛世並非可以任意被塑造。張維玲指出，雖然太宗數度欲行封禪，終因時局不符合太平的條件而作罷，而真宗朝與西、北二方達成了和平，纔使封禪得以可能(5)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35—40頁。。那麽，到底真宗朝宋人如何看待澶淵之盟？如果澶淵被認爲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天書封祀的目的之一(即便只是之一)是誇示四夷，以此爲遮羞布，那所謂的太平無非自欺欺人而已。我們就仍然必須追問 ： 王旦等君子爲何如此全身心地投入這場曠日持久的追逐皇帝新衣的荒唐鬧劇？
筆者前此曾對澶淵之盟的過程進行了詳細分析，指出真宗並非如傳統所認爲的那般畏懦怯戰，其表現並無屈辱可言(6)拙著《南望——遼前期政治史》，三聯書店，2018年即刊。。本文則將探討盟約簽訂後宋朝君臣對盟約的看法及相關問題。澶淵之盟後，宋朝君臣普遍相信，安史之亂引發的混亂局面，經歷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纔真正終結，可與開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經到來，東封西祀並非粉飾太平，而是真心實意的慶典。所謂王欽若以城下之盟構陷寇準，恐怕是以訛傳訛的不實之詞。
杜樂非常敏鋭地指出，真仁之際是宋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仁宗朝新儒家的崛起，過多地將後人的價值判斷投射到了真宗朝的歷史事實中(7)杜樂《宋真宗朝中後期“神聖運動”研究》，80—86頁。另參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174—297頁。。筆者認爲，除了思想變遷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原因是慶曆增幣的發生，顛覆了宋人對澶淵之盟的看法，由此真正開始批判地反思真宗朝的歷史，進而將批判帶入了歷史事實的敍述之中。需要特别説明的是，還原真宗朝的歷史真相，並不是要否定宋人的反思。相反，就天書封祀的整體性質而言，筆者完全贊同仁宗已降的主流認識，這的確是場荒唐的鬧劇。
一、 屈而不辱
爲人深信的天書封祀起於屈辱盟約説的證據，除了盡人皆知的王欽若以城下之盟構陷寇準的記載外，在文獻中卻找不到其他有分量的佐證。兹引《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關於此事的兩則記載如下 ：
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 ：“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上曰 ：“然。”欽若曰 ：“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 ：“何故？”欽若曰 ：“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8)《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二，真宗景德三年二月戊戌，中華書局，2004年，1389頁。
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 ：“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 ：“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 ：“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 ：“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爲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上曰 ：“何謂大功業？”欽若曰 ：“封禪是已。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爲。”(9)《長編》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1505頁。關於此事的不同記載，參杜樂《宋真宗朝中後期“神聖運動”研究》，57—58頁。
據此，澶淵之盟後，寇準受真宗重用。王欽若爲排擠寇準，刻意在真宗面前貶低澶淵之盟，稱之爲“城下之盟”，最終提出了封禪作爲洗刷恥辱的對策。然對此記載是否真實，杜樂已表示出疑慮(10)杜樂《宋真宗朝中後期“神聖運動”研究》，58—59頁。。而筆者以爲，此事斷不可信。
王欽若構陷寇準説，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澶淵之盟的主角是寇準，而非真宗。但筆者此前已揭示出，雖然一度出現過短暫且合情合理的遊移，但是役真宗表現可圈可點，相當果敢，從親征到盟約，都是真宗本人的主動決策。寇準固然立有大功，但也不過是輔助真宗而已(11)拙著《南望——遼前期政治史》。。那麽，王欽若詆毁澶淵之盟爲城下之盟，就等於當面給真宗本人一個大耳光，這可能嗎？
再者，澶淵城下，當時的主動權在宋而不在遼，宋方可戰可和，形勢對契丹一方更爲不利。是真宗主動選擇了求和，是雙方都有意求和，而非宋人在遼武力威脅下不情不願地簽訂屈辱和約。即便和約已定，契丹仍不無惶恐，生怕退兵之際被宋軍圍堵(12)《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戌，1292頁。。當時也的確有武臣請求阻截遼兵，但真宗没有採納其建議(13)《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戌子，1293頁；是月乙未，1297—1298頁。。此舉並非出於懦弱畏敵，而是爲了顧全大局。事實上，對於退兵之際劫掠宋人的契丹部隊，真宗下令予以痛擊，並與遼方交涉，要求放回所掠宋人。契丹因此約束部隊，規規矩矩退出了大宋疆土(14)拙著《南望——遼前期政治史》。。近四十年後，契丹乘西夏叛亂之機要挾宋朝，富弼爲此出使遼國。面對遼主，富弼有這樣一段話 ：“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脱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15)《長編》卷一三七，仁宗慶曆二年七月，3283—3284頁。要知道，這是談判的關鍵時刻，若無事實依據，豈不弄巧成拙？又，神宗時，宋遼發生邊界糾紛，曾公亮主張不妥協，以爲若契丹入侵，宋朝足資備御，亦引澶淵爲例 ：“景德中，敵騎南牧，一遇親征之師，狼狽請盟，若非真宗憐其投誠，許爲罷兵，無遺類矣。”(16)《長編》卷二六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丙寅，6397頁。曾氏要説服神宗契丹無足畏，若公然顛倒是非黑白，反而會提醒神宗，契丹實大可畏也。其後沈括爲邊界事出使遼朝，斥責遼人不義，當面指出 ：“往歲北師薄我澶淵，河潰，我先君章聖皇帝不以師徇，而柔以大盟。”(17)《長編》卷二六四，神宗熙寧八年五月壬子，6497頁。與富弼相似，沈括在外交場合提及此事，若乃無根之言，豈非授人以柄？要之，富、曾、沈之言雖有誇張之嫌，但並非毫無事實依據。總而言之，澶淵一役，宋人在戰場上表現並不差，完全談不上屈辱。
而在所謂進讒之後，面對遼使時，真宗仍然表現得非常平和自信。景德四年十一月(1007)，“耶律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 ：‘館中日聞鼓聲，豈習戰陣耶？’或對以俳優戲場，閭里筵設。上聞之，謂宰相曰 ：‘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閲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于彼也’”(18)《長編》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1509頁。。契丹使人懷疑宋朝在演兵，接待者擔心引發事端，試圖加以隱瞞，而真宗不以爲然，絶無憂懼與猜嫌。
又，大中祥符七年(1014)，《長編》云 ：
先是，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未敢迎迓，以須朝旨。上謂宰相曰 ：“此事如何？”王旦曰 ：“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絶，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且使離高麗，契丹必已知之，若有所問，即當以誠對也。”王欽若曰 ：“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 ：“四裔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 ：“卿言深得大體。”即遣使館接焉。(19)《長編》卷八三，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月，1898頁。
真宗讚同王旦的意見，並不認爲需要在契丹面前刻意掩蓋宋朝與高麗之交往。如果真宗以城下之盟爲恥，似乎不可能會如此雍容大度。
至於盟約的内容，雖然宋方的確作出了巨大讓步，但在時人看來，亦是雖屈而不辱。與北狄兄弟相稱，以歲幣换和平，固然不是榮耀。然徵諸歷史，中原王朝稱臣外夷亦不乏其例，大宋與契丹兄弟相稱並算不了什麽。而諸夏與外夷交往，歷來是賠錢的買賣。漢初對匈奴，雖以歲幣買和平，吕后仍不得不忍受奇恥大辱。而澶淵盟約規定，宋朝“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此外均爲對等關係，且契丹兄事南朝(20)《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李燾注引景德元年誓書，1299頁。。事實上，直至慶曆增幣事件發生之前，雙方使節來往的確嚴格遵循對等原則，雖然偶有鬥法，但宋人有禮有節，契丹並没有佔到便宜。與漢唐初年相較，宋人並没有理由羞恥。澶淵之盟後，宋廷下層有些許質疑之聲，但大臣普遍表示支持。
景德二年(1005)，吕蒙正請歸西京養疾，真宗召見，吕氏因言 ：“北戎請和，從古以爲上策。今先啓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願以百姓爲念。”(21)《長編》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二月丁未，1320頁。按吕蒙正於太宗、真宗兩朝均曾拜相。《宋史·吕蒙正傳》云 ：“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22)《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傳》，中華書局，1985年，9148頁。這樣一位元老重臣，對澶淵之盟評價很高。景德四年十一月，真宗與王欽若、馬知節等談到西、北問題，馬知節云 ：“西、北二方，久爲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23)《長編》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1505—1506頁。馬氏時任樞密副使，乃樞密使王欽若之死對頭，然文獻未見王氏就此有所反駁。同年十二月，“上謂輔臣曰 ：‘比者，武將戎臣，多言與契丹和不便。’王旦曰 ：‘儒臣中亦有此論。然國家與契丹和，三年于兹矣，計其不勞干戈、不費財用之外，河朔人民頓息飛挽。’上曰 ：‘議者或謂敵伺河朔豐實乃動耳。’馮拯曰 ：‘邊方不寧，武臣幸之以爲利。’”(24)《長編》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1514頁。真宗提到武臣對澶淵之盟頗有異議，而時爲獨相的王旦及副相參知政事馮拯均表示反對。事實上，王欽若需進讒言以構陷寇準，這種説法本身就暗示，時論並不以爲恥辱。
總而言之，筆者認爲，天書封祀與屈辱毫無干係。相反，祥符元年東封完成後，王旦評論説 ：“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于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順，蓋人事和而天象應也。”(25)《長編》卷七，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1578頁。澶淵之盟恰恰被認爲是走向太平的必不可少的成就。而真宗君臣如此醉心太平，並非没有理據。
張其凡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天書封祀)鬧劇的發生，與中唐以後二百多年内政治形勢的變化發展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澶淵之盟後，“困擾中原士民二百多年的内亂外患，均告消除，社會進入了二百多年來從所未有的和平安定時期”。太平盛世乃時之共識(26)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宋代政治軍事論稿》，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9、190頁。。神宗時，曾鞏作有《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文曰 ：“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窥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于今。故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27)《曾鞏集》卷三，陳杏珍、晁繼周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441頁。是可爲張説注腳(28)當然，在時移勢遷的神宗朝，曾鞏再現這一看法，似難脱諂媚之嫌。。
只有明白了澶淵之盟在時人眼中如此巨大的歷史意義，我們纔能理解舉國之病狂(29)《長編》卷六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甲午(1530—1531頁)載 ：“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楊億草詔，有‘不求神僊，不爲奢侈’等語，上曰 ：‘朕不欲斥言前代帝王。’遂改云 ：‘朕之是行，昭答玄貺，匪求僊以邀福，期報本而潔誠。珪幣牲牷，並資豐備，服御供帳，悉從減省。’”何冠環先生(《論宋初功臣子弟馬知節(955—1019)》，《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稻鄉出版社，1998年，292頁)據此以爲，楊億是在“婉轉地提出異議”。其説似不可從。細揆文意，“不求神僊，不爲奢侈”應當是楊億“斥言前代帝王”，借以歌頌真宗之語。又《長編》同卷是月戊戌云 ：“命皇城使劉承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綸上疏言 ：‘臣遐覽載籍，驗天人相與之際，未有若今炳焕者也。請詔侍從大臣，摹寫祥符，勒於嘉玉，藏之太廟，别以副本祕於中禁，傳示萬葉，世世子孫，恭戴天命，無敢怠荒。然臣竊謂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托國家之嘉瑞，寖生幻惑之狂謀，或詐憑神靈，或僞形土木，妄陳符命，廣述休祥，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欒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參内景修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烝人，寶太和而延聖算，仰答天貺，俯惠群黎。’上嘉納焉。”(1532頁)鄧小南先生以爲戚纶對天書不滿，其疏意在進諫(《祖宗之法》，330頁)，此説似亦不確。戚綸此疏，在全面肯定天書的同時，只是提醒真宗，防止小人借天書“妄陳符命”，“亂天書之真旨”而已。正如鄧先生所指出的，戚綸“參預了東封西祀、繼修禮文的幾乎全部過程，一度恩賜甚盛”。至於《曾鞏集》卷四二《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565頁)所謂“祥符、天禧之間，學士(綸)以論天書絀”一事，不詳所以，然爲後事，非祥符初年綸之態度。。同樣，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纔能理解爲何宋真宗在天書封祀中，亦步亦趨地效仿唐玄宗(30)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51—52頁。。道教信仰固然是原因之一，真宗以此宣示天下，開元盛世再度降臨，也是關鍵之一。二百五十年紛亂，起於范陽，終於范陽。與玄宗相較，真宗可能真的很得意澶淵之盟。
但歷史的弔詭是，慶曆增幣打碎了盛世幻象。在契丹赤裸裸的落井下石、恐嚇要挾面前，宋人真正感到了屈辱。增幣之後，負責談判的富弼晉升翰林學士，然鄭公堅辭不拜，上言曰 ：“增金帛與敵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31)《長編》卷一三八，仁宗慶曆二年十月丙午，3309頁。雖然一矢未發，一兵未交，慶曆增幣纔是真正的城下之盟。由此，宋人也開始深刻反思澶淵之盟(32)筆者以爲，與澶淵之盟一樣，慶曆增幣也是宋朝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節點，其重要性遠大於西夏李元昊叛宋。對此，擬另文撰述。。
二、 不信天書？
與澶淵之盟及天書封祀密切相關，寇準在這兩大事件中的作用，是後人關注的焦點。寇準一代名相、千古賢臣的形象，主要來源於澶淵之盟，輔以其在真宗立爲儲君中的關鍵作用，不信天書的傳説，以及與奸臣王欽若、丁謂之爭鬥。傳統認爲，寇準在澶淵之盟中力挽狂瀾，承擔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筆者前文已經指出，此説不確，寇準只是配角。而在真宗繼位一事中，吕端的風頭恐怕要蓋過寇準。關於天書封祀，傳統認爲，寇準被貶與天書出現是同一事情的兩面，在這場舉國病狂的鬧劇中，寇準是少有的清醒者的代表，儘管其晚節不保。寇準不信天書的記載，出自劉頒《萊公傳》。此文雖已失傳，但關鍵部分見於《五朝名臣言行録》 ：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於宫中承天門，天子以改元。其六月，又降於泰山，是歲十月，封泰山。間二歲，祀后土、汾陰。……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宫，其後復置會靈、景靈之屬，而祀老子于亳州，天下無慮皆神事矣。準是時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疏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 ：“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官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3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卷第四之二，李衛國校點，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120—121頁。
正是因爲這一記載，汪聖鐸先生認爲，在舉國狂熱中，“也還是有些頭腦清醒的人”，“一種是與潮流保持適當距離，但不公開反對”，“可以寇準作爲代表”(34)汪聖鐸《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39頁。。張其凡先生似亦以爲，若寇準不罷相，可能會對天書封祀提出異議(35)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之剖析》，《宋代政治軍事論稿》，150頁。。
如上所述，王欽若構陷寇準並非事實，那麽寇準因此被罷一説可不攻自破。而《萊公傳》的這段記載，亦不可信(36)鄧小南《祖宗之法》已指出，王旦死於天禧元年，天書事在三年，王旦不可能説過類似的話(332—333頁)。。下面列出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元年(1017)寇準的相關事跡 ：
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刑部尚書、知陝州寇準表請從祀(泰山)，詔可”(37)《長編》卷六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1557頁。。
四年(1011)二月，真宗奉天書詣汾陰脽上，祀后土地祇，寇準作有《和御製祀后土詩》(38)王曉波《寇準年譜簡編》，《宋人年譜叢刊》第1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431—432頁。。
六年(1013)十一月，“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39)《長編》卷八一，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甲寅，1853頁。。十二月，“内出丁謂所貢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寇準所請也”(40)《長編》卷八一，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辛未，1854頁。。
天禧元年七月，“知永興軍寇準言部内民稼蝗傷之後，莖葉再茂，蝗多抱草死”(41)《長編》卷九，真宗天禧元年七月，2072頁。。
如果反對東封西祀，爲何表請從祀泰山？又爲何和御製詩？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寇準居然配合丁謂，爲祥瑞造聲勢。種種跡象，除了寇準並不反對封祀外，還有更合理的解釋嗎？
至於真宗晚年病危，寇準欲以太子監國，而丁謂使詭計除掉萊公，力主牝雞司晨，這當然是君子小人之爭。不過，我們不要忘了，寇準多年來與丁謂一直交好，就在天禧間二人同返中樞之初，依然如漆似膠，廣爲人知的“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一事(42)《長編》卷九三，真宗天禧三年六月，2152頁。，不就發生在此時嗎？
剔除了種種神話，寇準固然還是個不錯的宰相，但與後世形象存在很大差距。筆者懷疑，關於寇準的虚譽，主要是慶曆增幣後逐漸産生流傳的。仁宗朝士大夫在反思真宗朝歷史之時，恐怕難以接受從澶淵之盟到天書封祀，重臣中無人予以質疑的窘境。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下，士大夫無意間塑造了一個本不存在的英雄。寇準心胸狹隘，難以容人，剛愎自用，專恣不忌，缺點極其明顯。但另一方面，如張詠所言 ：“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43)《五朝名臣言行録》卷第二之三引《王文正公遺事》，《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2册，60頁。在宋初宰相中，寇準有擔當，敢犯上，臨事明敏，確爲異類，正好符合後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而天書封祀的主要時段，寇準恰好“出爲外官”——這對寇準而言頗爲失意之事，卻無意中成就了他的千古令名。寇準形象被誇大，澶淵之盟的功績全歸了萊公，與此同時，真宗卻被貶低成了懦弱無能、毫無主見之人(44)現代學者最愛引用范文正《楊文公寫真贊》“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天下謂之大忠”一語來頌揚萊公的蓋世功勛。但筆者以爲，諸家對文正此文，似有過度解釋之嫌。兹引該文相關部分如下 ：“公以斯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昔王文正公居宰輔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貴校點，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167—168頁。首先要指出的是，此文並無貶低真宗之意。筆者以爲，所謂“左右天子如山不動”，指的只是真宗在韋城出現遊移時，寇準力主進幸澶淵一事(詳參拙著《南望——遼前期政治史》)。其次，文正公將寇準與馬知傑并稱，似可説明，在其心目中，寇準尚無後日的地位。其三，比起寇準的其他事跡，其欲以太子監國一事，似乎是現代史家稱頌寇準時最少提及的一點。但在時人看來，此事意義非凡。仁宗已降寇準形象的高大化，可能與此也有密切關係。。
三、 歷史改寫
最後，限於史料及學力，本文將嘗試對澶淵之役王欽若、陳堯叟誤國及嗣後王氏以城下之盟譖寇準説的出現作簡單的梳理。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七云 ：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宫，召寇準入謀其事。準將入，聞内中人謂上曰 ：“群臣欲將官家何之邪？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 ：“群臣怯懦無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輦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計，乃北渡河(45)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七，鄧廣銘、張希清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131頁。。
筆者在前揭拙作中已指出，這一記載所反映的史實是，此時王欽若出守大名，陳堯叟也不在真宗身邊，是親征大駕的先遣隊指揮。二人身在前綫，眼見契丹大軍南下，來勢汹汹，完全超出了宋廷原先的估計，稍一不慎，宋朝會有亡國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爲持重起見，二人秘密派人上奏，建議皇帝暫時南巡，避敵鋒芒，而讓大臣主持前綫戰事，是人之常情。而寇準之策，雖最後功德圓滿，然無可否認，確實存在極大的風險(46)拙著《南望——遼前期政治史》。。在這段記載中，寇準只是批評王、陳怯懦，並未上綱上綫以之爲必斬之佞人。
值得注意的是，其下温公注曰“公云”。據苗潤博統计，《記聞》一書，“公云”凡九見(47)司馬光《涑水記聞》，第23、24、25、27、105、126、129、131、132頁。。所謂“公”，應當是司馬光極爲熟悉、用此簡單稱呼即可確定之特定個人。注明“公云”之記載僅見卷二、六、七，所記史事除一條在至道末年外，餘皆在真宗朝。據此推測，此“公”或即司馬光之父司馬池(980—1041)，此人爲景德二年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卒於慶曆元年(1041)。《記聞》卷一有兩條記載，小注言及其父，稱“先公”云云，此後不見，蓋自卷二以下皆簡稱作“公”也(48)此據潤博兄見教，謹致謝忱。。
然慶曆之後，傳聞一變。江休復《嘉祐雜誌》云 ：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勸金陵之行，持疑未決。遣訪上谷，云 ：“直有熱血相潑爾。”後浸潤者以爲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民安兵弭，天意悦豫，而忌相激以城下之盟爲恥，須訓兵積財以報東門。既弗之許，則説以神道設教，填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于此。蒲卿云。(49)江休復《江鄰幾雜志》，儲玲玲整理，《全宋筆記》第一編第5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171頁。
蒲卿者，已不可考。王、陳之佞人形象及天書起於城下之盟説，已然出爐。
又田況《儒林公議》曰 ：
景徳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旅，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壘。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衞，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巡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軰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 ：“城下之盟，古所深恥。今陛下初御海内，爲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 ：“爲之柰何？”欽若曰 ：“非天表瑞貺，盛儀畢備，則不足聳狄人而掩兹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功岱嶽，以誇戎夏。(50)田況《儒林公議》，儲玲玲整理，《全宋筆記》第一編第5册，92頁。
其説與《嘉祐雜誌》近似，情節則更爲飽滿。按江氏卒於嘉祐五年(1060)，田氏卒於嘉祐八年(1063)。則最晚至嘉祐中，這些説法已開始流行。
王欽若之惡名，加之素與寇準不合，這恐怕是造成謡言産生並爲人相信之根源。而陳堯叟雖未名列“五鬼”，但也是祥符鬧劇中的重要角色，且與王欽若關係親密異常(51)張維玲注意到，南唐後期馮延魯等五人已被稱爲“五鬼”，並推測真宗朝之“五鬼”一稱可能反映了時人對王欽若、陳彭年、林特、劉承珪及丁謂的江南身份的特殊印象。筆者對此深表贊同，蜀人陳堯叟未被列入“五鬼”，當即緣此。見氏著《從徐鉉的道教思想與人際網絡看大中祥符時代的形成》，收入《“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2013年9月，327頁。。《宋史·陳堯叟傳》載 ：
景德中，遷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户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别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大中祥符)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群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52)《宋史》卷二八四《陳堯叟傳》，9586—9587頁。
景德祥符中，王陳二人簡直可謂雙宿雙飛。加之澶淵時陳氏任簽書樞密院事，與參知政事王欽若同爲中樞成員，這就使他很容易成爲“陪綁”對象。
唐僖宗廣明元年(880)，黄巢渡淮北上，其時高駢守淮南，擁衆自保，拒不出戰。史籍多稱駢玩寇自重，縱敵過淮。温公《通鑑考異》力辯其誣，以爲駢“好驕矜大言”，“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爲所欺，張潾驍將，一戰敗死，巢奄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惴恐，自保不暇，故斂兵退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攜暗于知人，致中原覆没；駢先鋭後怯，致京邑丘墟；吕用之妖妄奸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實然也”(53)《資治通鑑》卷二五三，唐僖宗廣明元年七月，中華書局，1956年，8230頁。。所謂“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恐怕正是王欽若、陳堯叟被詆毁的原因。
關於澶淵之盟，除了其父所述之外，司馬光《涑水記聞》還有不同記載 ：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鋭；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 ：“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鑾輿回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衆雲散，虜乘其勢，楚、蜀可得至邪？”上寤，乃止。二人由是怨準(54)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113—114頁。。
《記聞》又云 ：
上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群臣無以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乘間言于上曰 ：“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與虏博耳。茍非勝虏，則爲虏所勝，非爲陛下畫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恥之；今虏衆悖逆，侵逼畿甸，準爲宰相，不能殄滅凶醜，卒爲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寖疎之。頃之，準罷而天書事起(55)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116頁。。
據温公小注，兩説出自蓝元震，“皆(藍)元震聞其先人所言也，元震先人爲内侍省都知”(56)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117頁。。所謂藍元震之先人，即太宗真宗朝的重要宦官藍繼宗(57)參何冠環《北宋内臣藍繼宗事迹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2010年，1—40頁。。
不過，蹊蹺的是，王欽若出守大名確鑿無疑，藍繼宗怎麽會犯這樣的錯誤？由此推斷，藍元震恐怕没有説實話。此人並非善類，長袖善舞，交結外臣，善於投機(58)何冠環《北宋内臣藍元震事迹考》，張希清主編《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506—510頁。。筆者以爲，藍元震所轉述的，只是其時已在逐漸流傳的不實之辭，之所以假稱其父所述，就如同古董商僞造鈐印題跋，無非是爲了抬高身價而已。藍元震卒於熙寧十年(1077)，而温公於熙寧三年(1070)底出知永興軍，則當得之於熙寧三年或之前。
又，《長編》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云 ：
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爲不知，曰 ：“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欲委弃宗社，遠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説，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59)《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1267頁。。
李燾注曰 ：
《記聞》載王欽若、陳堯叟之言，並云車駕時在澶淵。按欽若以閏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以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軒録》載準召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令欽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尤繆妄。今依約《仁宗實録》準及欽若本傳删修。其實準先已決澶淵之議，欽若與堯叟潛沮之，準因斥言其過，雖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欽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云準斥欽若等，恐未必然爾。張唐英作準傳，又有江南人勸幸金陵，蜀人勸幸成都之語，若謂準私以爲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敍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既不能沮準，則因請守魏以自效，姦邪爲身謀，或多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攽作《丞相萊公傳》，亦云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河，準始請斬建議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60)《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李燾注，1267—1268頁。
也就是説，上引記載除乙亥日王欽若出鎮大名外，本不見《真宗實録》，係李燾據《仁宗實録》所附準及欽若傳删改而成。《仁宗實録》始修於嘉祐八年十二月，成於熙寧二年(1069)七月，歷時六年(61)謝貴安《宋實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0頁。，寇準面斥王欽若之説被採入《寇準傳》，亦可證至晚到神宗初，此説已頗爲流行。
江休復所得蒲卿説、田況説、藍元震説及《仁宗實録》附《寇準傳》，是目前筆者所見關於澶淵之盟及天書封祀之誤傳的最早四例。仁宗以降對真宗歷史的改寫，恐怕並非某人刻意作僞，而是在不斷的流傳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