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omo sacer之外”的阿甘本

船在下沉，而我们辩论的却是其上的货物。

这是圣杰罗姆在公元五世纪初罗马帝国的衰亡时刻所发出的感慨，这种关于政治的绝望感，是以一种启示性的语言进行宣示的。罗马的衰败象征的是此岸的堕落， 也是当下世界民主政治模式中阿甘本的心境。他将这句话作为其在疫情时期的作品《我们现在何处：疫情作为政治》的引言，希望用一样的语言风格去唤醒更多人对于时代的感知。相较于1995年出版的，让他声名鹊起的《神圣人》以及后续的“Homo sacer”系列，阿甘本在日常写作中更喜欢一种简短有力的隐喻形式，通过诗的语言暗示时代与个人之间那晦暗不明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政治哲学不是决定人之地位和存在的唯一要素，时代的文化和不同的风格往往会更为凸显。作为一部哲学思想的絮语，《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里的语言代表了阿甘本本人的伦理：如果你现在开口说话，那便是伦理。即使读者不懂阿甘本，也能从里面找到更多并非“货物”的内容。

“流亡”。如果要去寻找这本小书的关键词，我大概会投票给它。“我们写作是为了逃避成年的生活，重建幼儿期的天堂。可最终，当我们找到并拼读出儿时的童谣，这又让我们变回了痛苦的成年人”，在这样的句子中，我们看到的是阿甘本对人之自我放逐的生动写照，返璞归真的童谣不过是镜花水月，是让自己清楚感知到身为“异乡人”的武器。如果说政治和司法在他的思想里有一种相互指涉的拓扑结构，那么所有现代人的处境也是如此：往昔放逐了现在，现在则以一种排除的方式纳入了往昔。“嬉戏”，作为阿甘本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代表了他对人的自我拯救机能的追求，那种纯真不带有强烈的历史感，但却只能以带有历史感的语言写作作为体现。走出了这一状态的人是不可逆的，人在自己身体里的流亡只能以结局作为救赎，即死亡。阿甘本借用了米兰多拉和巴什拉，“真理只会作为死的意志出现”“真理总是最后的，或近乎最后的”，这样的书写本身也源于阿甘本的海德格尔学习背景，将“向死而生”与真理直接连接。对于一般的为时间和时代所累的流亡者而言，肉身的生物性机能带来的只有第一错误，摆脱的方式只有真实的死亡。为了生命安全做出的诸多举措，不过是加剧了另一种更为致命的死亡。

我们当然可以将阿甘本生命政治的思路代入其中，包括他因为类似观点对待疫情而招致的批评，但在这里他继承的不过是对苏格拉底的仰望，对在城邦之内却又活在城邦之外的继承。因此阿甘本接着写道：

“觉得故乡可爱的人是娇弱的，觉得每一片土地都是故乡的人是强大的，但只有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场流亡的人才是完满的。”需要补充的是，这场流亡不涉及另一个故乡，一个在天上的故乡相反，就像古人指出的那样，它指的是一个在哪里都独在(或在哪里都是一个人)的人的状态，或者，按现代人的词源来说，它指的是一个找到出路的人的状况。

阿甘本将“死亡”的含义从真实的死亡扩大到了一场“假死”，一种悬置。如果他在例外状态中强调的“悬法”概念还处于现代政治悲剧的一环，那么人对于时代的悬置——流亡则成为了面对悬置的悬置，成为了真正的拯救。全书最后附录的萨尔扎尼《风格的理念》一文把握住了这样的含义，发现了阿甘本拯救现代问题的核心概念：同时代性。这一源自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人？》文章的概念，实际上是“homo sacer”之外阿甘本最重要的哲学概念。通过对尼采具有希腊背景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和罗兰·巴特的论断——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的引用，阿甘本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真正(与当下)同时代的、真正属于自己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全与时代吻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现实”。可恰恰因为这一状况，恰恰通过这种分离和这种年代错乱，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时代。

成为同时代人意味着在当下的黑暗中感知这种努力奔向我们却不能抵达的光，需要成为真正的在绝对的悲观中留下乐观的人。在阿甘本全书中的浪漫诗歌，正是在无声的倾诉这种思维。阿甘本总是以一种对抗性的方式来看待其时代的现实性，而诗本身就是最具对抗性的载体。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诗歌和唯美主义的诗歌都是对现实的反叛，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介入和逃避的区别。文本的不受驯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孩童般的世界。萨义德在去世前一年给大江健三郎的信中，透露出了被他一生健硕的大脑和行动的灵魂所掩盖的最深层次的悲伤，以及他不愿承认的无力感。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将维柯与福柯串联起来的方式，正如阿多诺将康德与萨德联系起来，伯林将赫尔德与康德联系起来那样：“维柯的大部分读者，都忽视了维柯的悲观主义……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受到如何思考的限制，更受到各自的立场、时代的限制……我喜爱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一针见血：我们孤独地生活，正如我们忧郁的做梦”。每一个同时代人都是如此，阿甘本也不例外，他的自我放逐，在911，在疫情，在生命政治，再和他曾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住在图斯库路姆的西塞罗。这是阿甘本对自我的要求，一个知识分子要像真正踏上流亡之路的人那样身居边缘和不受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