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最后的指导

导师在最后提出的这些问题，真是尖锐无比。

他敏锐地注意到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个别的中央委员之间的斗争会如何增加分裂党的风险。然而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必然矛盾，他当时所能提出的就是以有才干的工农来扩大和改善中央委员的人数。但是为何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就能必然地保证委员会的纯洁性和更好地改善其工作呢？尤其是这样的新生的委员没有党内资质，与党内复杂的关系没有一个长期的、出自战争时期的联系，怎么保证其职权呢？

正如导师指出的那样，那时候的机关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从旧俄国旧沙皇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表面上做了改组，实质上保留了大量反动和腐败。关键其实导师也在后面有所提及，即一方面不是在抽象的社会主义色彩上对机关进行维护，而是跟本上从起组织形式、从其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从改组后的工农检察院的作用上，一句话从这些机关的再生产上去做工作。而这种工作是长期的、漫长的，同时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条件下，我们有能力得到这个时期的长度。所以这样来看，所谓用工人阶级扩大中央委员会，不是简单地指在形式上扩充工人委员的数量。是使工人能够成为中央委员这样的机制，能够产生并在政治上获得最高的地位来保障。如此中央委员会，包括像工农检察院的权威，具体来说是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权威才能保证。

所以这也许也是导师最后反复强调“文化”，甚至也提出来“文化革命”说法的原因。在这里列宁晚年隐约表现出了和毛类似的担忧，即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生产资料收为工人阶级国家所有后，如何使得政权维持下去。尤其是在经济本身已经在农民问题上做了让步，小生产在农村有制度梳理的发展基础后，怎么去保证呢？而如果过于依靠纯粹的行政和党的官僚式的实践，那又某种程度上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可惜的就是，列宁不再有时间去做系统性的理论上的阐述了，党内的变动也把病中的他逐渐从决策和重要过程的知晓上排除。

列宁提到目前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革命、夺权上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尤其如果不谈国际阵地上的斗争。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所谓的工人国家内部的“文化”组织工作，不仅不是和平的，而且往往比推翻一个将朽的政权还要伴随着暴力和更加歇斯底里的反动。而同时这种工作如果没有配合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应对资本主义无论是直接的反攻和渗透，还是在世界市场以经济和商品的攻击，那也无法独自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