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贵祥：梁思成与《营造法式注释》——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
编者按：本文全面回顾并剖析了梁思成及其同仁、助手对宋《营造法式》进行研究与注释的学术历程，清晰呈现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对《法式》从如读天书到最终进行全面释读的学术史，同时分析并解读了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这部巨著对《法式》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学术突破。
作者简介：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学院），师从莫宗江、吴焕加两位先生，获得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西建筑比较研究。
文章来源：《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网络版图文有删节）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对唐、辽、宋、金建筑遗构系统考察算起，梁思成先生对《营造法式》（后文称《营造法式》或《法式》）拓荒式学习、探索、关注与研究，至少已有40年之久。与之相关的重大课题——营造法式注释，是先生及其助手在抗日战争进行到至为艰难的1940年启动的，并有了一些初步成果；其后因政治起伏、社会变迁、世事纷扰一度搁置。至1961 年那个治学氛围与生活条件极困难的年代，先生再度开启后续研究，并在不时受到种种政治风波干扰的环境下，潜心不怠继续工作。
换言之，自1940年那至暗时刻到先生辞世前那困苦岁月，前后30余年时间之起伏跌宕的社会环境与百事坎坷的个人境遇，并未阻止先生为《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典籍的注释与研究做出不懈努力与艰难探索。第一阶段成果《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图1）于先生辞世十年后（1982年）问世。全书上、下卷直至2001年《梁思成全集》出版，才以“第七卷”形式（图2）与读者见面。
其书上卷包括对看详、总释、壕寨、石作，及全书最核心之大木作斗栱、柱额、梁架等制度的详细注释。下卷覆盖了包括小木作六种制度，及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制度及各作功限与料例的诠释。透过这部投入时间最长、花费心血最多的学术大著，不仅可以学习到先生严谨细密的治学精神与科学睿智的大家风范，也可以体会到他锲而不舍、实事求是的学术素养。
一、早期学者的最初努力
李诫奉旨编修、北宋官方颁印海行天下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正式印刷出版的第一部建筑学专著，也是一部中国古代建筑百科全书。经历 800余年影写传抄，至清末民初，人们对其书原貌早已茫然，书中文字令时人读起来全然不知所云，其中的宋式建筑制度与规则，更如一团迷雾。
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发现清代手抄影写本《营造法式》，遂与省长齐耀琳商之，“缩付石印以广其传世”。因缩版石印本出自钱塘丁氏嘉惠堂藏张芙川（镜蓉）影宋抄本，故称“丁本”《营造法式》（图3，图4）。
时人陶湘先生云：“知丁本系重钞张氏者，亥豕鲁鱼触目皆是。吴兴蒋氏密韵楼藏有钞本，字雅图工，首尾完整，可补丁氏脱误数十条，惟仍非张氏原书。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亦绍兴本四库全书内法式，系据浙江范氏天一阁进呈影宋钞本录入，缺第三十一卷，馆臣以永乐大典本补全。”
这一以范氏天一阁影宋抄本为基础，再以永乐大典本补全之本，“尤较诸家传钞为可据，惟四库书分庋七阁，文源、文宗、文汇已遭兵炙。杭州文澜亦毁其半。文渊藏大内，盛京之文溯储保和殿，热河之文津储京师图书馆，今均完整。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复以晁、庄、陶、唐摘刊本蒋氏所藏旧钞本对校丁本之缺者补之，误者正之，讹字纵不能无，脱简庶几可免。”
在梁思成之前，朱启钤、陶湘等早期学者，为《营造法式》校验互勘，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梁先生及后来研究者，多以陶本《法式》（图5）为校读研究之基础文本。
虽然朱启钤、陶湘，都是学富五车的士人，最初面对《法式》这部天书，同样也一筹莫展。对大木作部分名称亦不知所以。如陶氏言：“惟图式缺如，无凭实验。爰倩京都承办官工之老匠师贺新赓等，就现今之图样，按法式第三十、三十一两卷本大木作制度名目，详绘增坿，并注今名于上。俾其原图对勘，觇其同异，观其会通，既可作依仿之模型，且以证名词之沿革。”以清官式做法与名称注释《法式》大木作图，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法式》注释的最早尝试（图6）。
陶先生所做另一工作是对彩画着色的探讨：“又法式第三十三、三十四两卷为彩画制度图样，原书仅注色名深浅向背，学者瞢焉。今按注填色五彩套印，少则四五版，多者十余版。定兴郭世五氏夙娴艺术，于颜料纸质，覃精极思，尤有心得。董督斯役，殆尽能事。”（图7，图8）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目标之一，是以《法式》为基础，汇纂一部“营造词汇”。如朱启钤言：“李明仲以淹雅之才，身任将作，乃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尘，重士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接着，朱先生又特别强调了：“营造所用名词术语，或一物数名，或名随时异，极应逐一整比，附以图释，纂成词汇。”
营造学社缘起，亦是朱先生发现《营造法式》并付石印，及陶先生核勘诸版本校对重印基础上，拟汇聚群贤开展古代建筑系统研究，如朱桂老所言：“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朱先生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内含3个方面内容：沟通儒匠，浚发智巧；资料之征集；编辑之进行。首先就是：“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节倂章句，厘定表例。广罗各种营造专书，举其正例变例，以为李书之羽翼。”
为实现这一目标，阚铎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册发表《营造词汇纂辑方式之先例》，文中谈到，为纂辑词汇，学社“自上年下半期，每星期有两次之会议，本年更进而为每星期三次，专研究营造名词之如何撰定，如何注释，如何绘图，如何分类等事。”这里的上年指 1930 年。
遗憾的是当时学社对中国营造词汇编纂，尚无清晰构想，只将其想象成一般建筑词汇，故：“不能不先假道于东邻，谨以已入藏之同类辞典各种，就其体例组织，及时代性，与其背影，先作一比较。”阚铎之文介绍了日本石桥氏《工业字解》，中村氏《日本建筑辞汇》，及日本《工业大辞典》《英和建筑语汇》等。这当然属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启蒙做法，但这种编纂方式，对理解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无大裨益。
1937年前所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诸册，除刊载王国维与《营造法式》有关的遗札（第一卷第二册）与梁启超题识《营造法式》墨迹（第二卷第三册）及唐在复所译法人德密维尔氏 1925年发表于远东学院丛刊中有关《营造法式》评论文章（第二卷第二册），以彰显这部宋代典籍重要性外，也曾发表了几篇涉及《法式》研究的论文。一是谢国桢《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第四卷第一册）；二是陈仲篪《营造法式所载之门制（一 . 版门）》（第五卷第四期），三亦是陈仲篪《营造法式所载之门制（二 . 乌头门）》。可知朱先生最初为学社设定之《营造法式》研究策略，推进起来十分困难。
约在同时，受过现代建筑教育并熟谙国外艺术与考古诸学术理路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加盟学社，并将目光投向古代建筑遗存，结合文献与实例，从建筑自身寻求理解与诠释之道。朱桂老在学社成立之初设定的为中国营造 “作有系统之研究”的学术目标，最终成为梁思成积半生之力砥砺拼搏方始告成的学术大业。除了从无到有建构科学而严谨的“中国建筑史”史学体系之外，梁先生所做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明清“营造则例”与唐宋“营造法式”两套各自独立的古代建筑营造体系，分别进行的悉心研究与科学诠释。
二、对清式营造法的研究
学社成立之初的1932年，梁思成已初步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编撰，为他在1934年正式出版这部学术专著（图 9）奠定基础。梁先生称《清式营造则例》：“所用蓝本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拙编《营造算例》为主。《工部做法则例》是一部名实不符的书，因为它既非做法，也非则例，只是二十七种建筑物的各部尺寸单，和瓦石油漆等作的算料算工算账法。这部《则例》乃是从那边‘提滤’出来的。”
受过西方现代建筑教育洗礼的梁思成，基于建筑、结构、材料等知识与科学思考，通过文献、实物及向工匠学习，在很短时间内，厘清清官式建筑建构、术语与尺寸推算体系。这得益于当时既有官方《工程做法则例》及大量建筑实例参照，并可向有经验工匠请教，还有工匠间流传各种秘传抄本可供参考。
如梁先生言：“《营造算例》本来是中国营造学社搜集的许多匠师们的秘传抄本，在标列尺寸方面的确是一部原则的书，在权衡比例上则有计算的程式，体例比《工程做法则例》的确合用。但其主要目标在算料，而且匠师们并未曾对于任何一构材加以定义，致有许多的名词，读到时茫然不知何指。所以本书中较重要的部分，还是在指出建筑部分的名称。”
即使如此仍面临诸多困难：“在我个人工作的经过里，最费劲最感困难的也就是在辨认，记忆及了解那些繁杂的各部构材名称及详样。至今《营造算例》里还有许多怪异名词，无由知道其为何物，什么形状，有何作用的。”梁先生特别提到：“我得感谢两位老法的匠师，大木作内栱头昂嘴等部的做法乃匠师杨文起所指示，彩画作的规矩全亏匠师祖鹤洲为我详细解释。”由此或可看出梁先生对清式建筑体系诠释的研究探索，同样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努力。
《清式营造则例》从实例考察、测绘研究、求访匠师，到文图撰绘，及诸作术语之名词勘验，匠作秘传算例解读，直至最终编撰出版，为梁先生最终进入《营造法式》这一更为艰深研究领域，奠定了一个开端与基础。
三、基于实例的初步探索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分别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与《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通过这两篇论文，可以注意到几个特点。
一，梁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建构充满希望与信心。在唐代建筑尚无实例支撑，学术界对辽、宋、金、元建筑也知之甚少境况下，却基于早期砖石塔幢及石窟壁画与史料，勾勒出唐代建筑初步轮廓。
二，文中几次提到《法式》，用到诸如“四阿”“补间 铺作”等术语描述唐代建筑。但文中大量术语，仍是他熟悉的清式建筑术语，如“柱顶石”“额枋”“正心栱”“翘”，及用“攒”而不是“朵”计量檐下斗栱的数量。
三，梁、林二位先生，都采用欧洲人自18世纪洛吉耶、19世纪维奥莱-勒-迪克主张的结构机能主义理念，观察、研究中国建筑。梁先生特别列出“各部详细研究——结构特征”一节，将诸如材料、色彩、台基、柱、额枋、斗栱、椽子、屋顶、门窗、栏杆、天花等关乎房屋之结构与构造的部分，加以强调。
林先生更是特别强调：“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他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术设施方面稍事探讨。”接着还用结构机能主义语汇进一步阐释其观点：“建筑艺术是个在极酷刻的物理限制之下，老实的创作。人类由使两根直柱架一根横楣，而能稳立在地平上起，至建成重楼层塔一类作品，其间辛苦艰难的展进，一部分是工程科学的进境，一部分是美术思想的活动和增富。”
由此推知，两位先生重视清式营造则例与宋《营造法式》研究，与他们基于建筑理论上的结构机能主义思想，对中国建筑加以探索认知的学术态度相一致。在开始研究之初，宋、清建筑在结构、构造与术语上的差异，一时难以厘清，所以梁先生仍不得不以清式建筑术语，指代唐代建筑特征。
随着有关辽、宋建筑实例的考察、研究与发现，及对《法式》进一步研读，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如梁先生言：“要研究《营造法式》，条件就困难得多了。老师傅是没有的。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学习。而实物在哪里？虽然有些外国旅行家的著作中提到一些，但有待亲自去核证。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这就必须去寻找。”学社成立之初， 梁先生的一系列考察，就已结合了对《法式》注释的探索。
先生实地考察并发表论文的第一处辽代建筑，是蓟县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文章表达了他三个方面的观点。
（1）建筑研究，首重实例 如先生言：“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 art）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2）以结构机能主义思想，研究中国建筑 先生指出：“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法以木为构架，辅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如此，则其研究重点，亦在实例建筑之结构分析与构件及装饰做法鉴别。
（3）开始采用《营造法式》术语系统，诠释唐辽宋金建筑，但辅以清式名称 如先生言：“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鉴别。后二者之研究方法，在现状图之绘制；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至于所用名词，因清明之不合用，故概用宋名，而将清名附注其下）。”
先生将中国建筑明确区分为唐宋（营造法式）与明清（工程做法则例）两个体系，且一改其首篇论文中，主要采用清式建筑术语描述唐代建筑的初期做法，开始了“概用宋名，而将清名附注其下”的表述方式。如：“转角铺作，清式称‘角科’”“补间铺作，清式称‘平身科’”“补间铺作皆只一朵（即一攒）”“五架梁于《营造法式》称‘四椽栿’，三架梁称‘平梁’。平梁上之直斗称‘侏儒柱’。斜柱亦称‘叉手’”，以及“华栱”“阑额”“襻间”等。说明先生是在熟读《法式》，并弄懂其基本意义基础上，才开始对华北地区唐、辽、宋、金建筑作系统考察与研究的。
这一将宋、清建筑术语混合使用的叙述方式，在后来的《正定调查纪略》中仍在沿用，如隆兴寺摩尼殿：“内外金柱上都有斗栱，内金柱斗栱上承有五架梁（宋称四椽栿），长如正中三间的进深。梁架的结构较清式的轻巧，而各架交叠处的结构，叉手、驼峰、襻间等等的分配，多与《营造法式》符合。内外金柱斗栱之上有双步梁（宋称乳栿）。外金柱与檐柱间有下檐一周，即《法式》所谓副阶。”这里的“内外金柱”，在宋式建筑术语中，当指“殿身柱”与“屋内柱”。可见在尚未对《法式》作系统研究前，仍有一些构件难以厘清其宋代名称，不得不以清式术语指代。
实例做法与《法式》文本的交叉互证，正是梁先生最初开始研究宋《营造法式》，及勘察测绘唐、辽、宋、金建筑实例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这种以借助清式术语来理解与诠释唐宋时期建筑的情况，在梁先生后来的重要论文《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得到彻底改观。其文对结构及构件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了与《法式》一致的术语表述，且不再用清式名称加以注解。许多细微的名称，如 “金厢斗底槽”“内外槽”“栌斗”“月梁”“卷杀”“瓣数”“平闇”“算桯方”“平棊方”“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两材一栔”等，在其文中用来描述佛光寺大殿各部分结构、构件及装饰时，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换言之，这时的梁思成及其同仁，通过对《营造法式》的学习研究，已经将唐宋建筑的结构与术语体系熟谙在心了。
四、中国建筑两部文法书
至迟在梁先生完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同时完成他在实例考察与文献梳理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与英文书稿《图像中国建筑史》后，也就是在他初步完成心目中第一个学术目标——中国建筑史学体系建构——之后，他已经开始准备再一次踏入第二个学术目标——中国建筑两个基本体系的学术诠释。
这一目标的第一阶段，在梁先生开始对古建筑全面考察研究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基础性成果——《清式营造则例》。正是在对清代建筑之结构、构件与装饰体系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梁先生才有信心对唐、宋、辽、金建筑做深入的田野考察与科学研究。且这一系列考察研究，既是为建构中国建筑史积累实例资料，也是为最终开展对《法式》的系统研究奠定基础。
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1945年10月，以石印形式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梁先生文章《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这两部“文法课本”，就是他在文中所称的“清宋两术书”。如梁先生所言：“中国古籍中关于建筑学的术书有两部——只有两部。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建筑术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宋代遗留至今日一部宋《营造法式》。这两部书，要使普通人读得懂都是一件极难的事。当时编书者，并不是编教科书，‘则例’‘法式’虽至为详尽，专门名词却无定义，亦无解释。”
其文对两部书作了扼要介绍与评判，但对《营造法式》评价似更高一些：“《营造法式》的体裁，较《工程做法则例》为完善。后者以二十七种不同的建筑物为例，逐一分析，将每件的长短大小呆呆板板的记述。《营造法式》则一切都用原则和比例做成公式，对于每‘名件’，虽未逐条定义，却将位置和斫割做法均详为解释。”显然，这时梁先生对《法式》一书，已反复熟读。约在同一时期，先生在撰写专著《中国建筑史》第一章“绪论”时，也特别用了一节，专门讨论“《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20世纪60年代，先生身处政治风暴前夕之逆境，一言一行须小心谨慎，但在为他与刘敦桢先生共同负责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稿撰写“绪论”，提到建筑“模数”概念与“斗栱”关系时，仍特别强调：“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是这样规定的，同时还按照房屋的大小和重要性规定八种或九种尺寸的栱，从而订出了分等级的模数制。”可知，对于中国建筑的两个体系，特别是当时尚未充分厘清的以《法式》为基础的唐宋建筑体系，加以系统而科学的研究与阐释，是梁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学术目标。
五、《营造法式注释》主要学术突破
据《营造法式注释》“前言”：“从三十年代起，梁先生就开始对《营造法式》进行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时停时续，延至六十年代初才正式着手著述。1966年，正当 ‘注释本’上卷接近完成的时候，又由于历史的曲折，1972年梁先生的不幸病逝，几位助手又调做其他工作，《营造法式》的研究再次被迫停辍。直到1978年，中断了十三年的这项研究，才得以继续进行，经过两年的努力，‘注释本’ 卷上终于脱稿付印了。”
梁先生也曾描述过他开启《营造法式》研究的过程与思路：“公元1940年前后，我觉得我们已具备了初步条件，可以着手对《营造法式》开始做一些系统的整理工作了。在这以前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对于版本、文字的校勘。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下一阶段必须进入到诸作制度的具体理解；而这种理解，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必须体现在对从个别构件到建筑整体的结构方法和形象上，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这样做，可以有助于对《法式》文字的进一步理解，并且可以暴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谈到20世纪60年代重启《法式》研究工作，梁先生不仅特别提到他的几位助手，还强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集体，我们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真正收到了各尽所能，教学相长的效益，解决了一些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更令人高兴的是，他们还独立地解决了一些几十年来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出一跳谓之四铺作，……出五跳谓之八铺作？’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他们的深入钻研苦思，反复校核数算而得到解决的。”
本文无意对《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写作过程做过多钩沉铺垫。仅仅从如上的概要勾勒中已可看出，梁先生及其助手们对于这部典籍所投入的心血。面对这部学术大著中那些今日看来平淡枯燥的注解与叙述，若对其书文字与叙述逻辑稍加深究，就能发现其中隐含了多少辛苦的勘核、艰难的探索与智慧的发现。
1、《法式》诸版本与文字的校对、勘核
这是最为基础，也最费力的工作。在1945年其文《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注中，梁先生提到：“营造学社同人历年来又用四库全书文津、文溯、文渊阁各本《营造法式》及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发现之清初标本相互校。又陆渐发现了许多错误。现在我们正在作再一次的整理，校勘注释。”
至20世纪60年代，为《注释》撰写序言时，他又强调：“从‘丁本’的发现、影印开始，到‘陶本’的刊行，到 ‘故宫本’之发现，朱启钤、陶湘、刘敦桢诸先生曾经以所能得到的各种版本，互相校勘，校正了错字补上了脱简。但是，这不等于说，经过各版本相互校勘之后，文字上就没有错误。这次我们仍继续发现了这类错误。例如‘看详’‘折屋之法’，有‘……下屋橑檐方背，……’在下文屡次所见，皆作‘下至橑檐方背’。显然，这个‘屋’字是‘至’字误抄或误刻所致，而在过去几次校勘中都未得到校正。类似的错误，只要有所发现，我们都予以改正。”
从行文来看，梁先生是以陶本《营造法式》为基础，展开注释工作的。近年出版的傅熹年先生《营造法式合校本》，也以陶本为基础，并在书中标注了诸不同版本同异。《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也做了类似勘校点注工作。
《营造法式注释》行文中，相关版本之正误，除了傅熹年先生提到的近年才引起注意的个别宋人笔记，如北宋晁载之《续谈助》、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中各摘抄《法式》中若干描述文字外，与当时所知各种不同版本勘合，尽其所能发现的文字讹误，梁先生几乎都已纠正。
其中除少量勘误徐伯安特别加以标注外，梁先生所引《法式》正文，均为经过校勘更正的文字，但却未对版本勘误信息加以任何特别标注。这一方面可能是为减少文本叙述的繁琐性，也为使读者集中于文本阅读与文意诠释，从而使这本极难懂古籍在阅读理解上较为顺畅，但也多少反映了梁先生大音希声的大家风范。或言，他与助手们大部分极细致繁琐的勘误，隐含在其所著《营造法式注释》之《营造法式》文本行文中。
《营造法式注释》中仍有个别字误，及标点符号错误。其中一些直白明显的小误，可能是出版前期工作人员将油印稿变成出版打印稿时誊写敲打之误，非先生原始文本既有之讹误。
2、对各作制度诸名件术语的体系化理解
中国古代建筑概略分为唐宋—明清两个体系。两个体系，不仅在结构、构造及构件做法上存在诸多区别，名称术语多也各说各话，彼此没有什么关联。前文提到，在开启清式建筑研究时，梁先生就因“匠师们并未曾对于任何一构材加以定义，致有许多的名词，读到时茫然不知何指。”他还特别谈道：“最费劲最感困难的也就是在辨认，记忆及了解那些繁杂的各部构材名称及详样。”
有匠师可以请教、有实例遗存可以比照的清式建筑尚如此，《法式》中描述的建筑，距今已近千年，不仅北京没有实例可以参照，连担当校勘之任的陶先生，亦只能延请老匠师以清式术语对《法式》大木作图做注，更难有任何匠师或饱学之士能读得懂书中文字与图形。可知唐宋建筑最初的测绘考察与《法式》探索，一切从零开始。
前文提到，梁先生撰写《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主要使用清式术语描绘唐代建筑；至考察蓟县独乐寺时，开始尝试宋式术语，但仍辅以清式术语，以期读者容易理解。到发现并研究五台山佛光寺时，其中术语表达，已与《法式》全然相合。由茫然不知，到渐次明晰，再到熟谙于心，其中的艰难与辛苦，其轨迹与线索，也是清晰可辨的。
如梁先生言：“研究宋《营造法式》比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曾经又多了一层困难；既无匠师传授，宋代遗物又少——即使有，刚刚开始研究的人也无从认识。所以在学读宋《营造法式》之初，只能根据着对清式则例已有的了解逐渐注释宋书术语；将宋清两书互相比较，以今证古，承古启今，后来再以旅行调查的工作，借若干有年代确凿的宋代建筑物，来与宋《营造法式》中所叙述者互相印证。”
对早期探索之艰难，及其价值与意义，先生进一步解释：“换言之，亦即以实物来解释《法式》，《法式》中许多无法解释的规定，常赖实物而得明了；同时，宋辽金实物中有许多明清所无的做法或部分，亦因《法式》而知其名称及做法。因而更可借以研究宋以前唐及五代的结构基础。”
虽寥寥数语，这种几如盲人摸象般拓荒式探索与研究，面对的困难与未知，今人是难以想象的。今日读建筑史，只要仔细阅读过先生著作，也考察过宋式建筑遗构，对于唐宋辽金建筑各部分做法与名词，大体上可以娓娓道来。这一切都仰赖学界先贤多年来筚路蓝缕的艰难探索。
重要的不只是弄清这些术语，并将其系统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诸多做法中，还隐含许多唐宋建筑内在设计与建造的机巧与秘密，需在这一研究中逐一破解。这里仅举出一二例子，以了解先生及其助手研究过程之繁复与深入。
一，对宋代不同等级结构进行分类。《法式》中的大木结构，大体分为殿阁、厅堂、亭榭、余屋几个基本类型。陈明达特别指出，《法式》大木作分为两种结构类型：殿堂式与厅堂式。这一分类，《法式》行文不甚明晰，但在梁先生《注释》所附图版，特别分出从“殿阁分槽图”（图10） 到诸殿阁“草架侧样”（图11），及从“厅堂等十架椽间缝内用梁注侧样”（图12）到“厅堂等四架椽间缝内用梁柱侧样”，显示梁先生已清晰意识到宋式建筑“殿阁”式与“厅堂”式及更低等级建筑的结构分类。
二，对殿阁、厅堂屋顶不同举折曲线的科学诠释，及对亭榭斗尖举折之制的恰当理解。以举架式做法形成的清式建筑屋顶，与唐宋建筑举折做法，在屋顶起举方式上属于两个体系。梁先生的研究分析及绘图解析，辅以大量辽宋建筑测绘图，对宋式建筑屋顶举折诠释得十分清晰。从中也可以了解，宋式屋顶，按照“殿阁”与“厅堂”两种方式加以区分，从而强化了对这两种结构形式分类的认知。
殿阁式或厅堂式屋顶，似仍可找到实例遗存加以验证。宋式亭榭斗尖举折，却无任何实例参照。先生根据宋式大木作结构原则，依据《法式》相关文字，将亭榭斗尖做法科学推测出来，显然是一项原创性研究与探讨。
三，对梭柱（图13）、月梁（图14）、斗栱等曲线卷杀作法的解析性诠释与作图。正是先生及其助手逐一推敲绘图，今人才可能超越《法式》文本的晦涩，明白了解宋式建筑诸名件中各种曲线生成方式。
此外，大木作柱额及屋顶各槫生起，及其形成的宋式屋顶曲婉形式；石作制度中诸多细部做法；古代取正、定平种种做法及相应仪器可能形式（图15），如此等等，先生及其助手都一一作了细致研究、推敲，并绘制了明晰易懂的图纸。
在20世纪60年代那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梁先生仍对六种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及功限与料例等，尽其可能地做了研究与分析。徐伯安先生依据小木作制度文本，绘制了诸多小木作图（图16），由此可以略窥先生及其团队在小木作制度研究等方面所下的气力。
梁先生从不讳言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与不解，如关于“彩画作制度”，先生特别谈道：“在《营造法式》的研究中，‘彩画作制度’及其图样也因此成为我们最薄弱的一个方面。虽然《法式》中还有其他我们不太懂的方面，如各种灶的砌法，砖瓦窑的砌法等，但不直接影响我们对建筑本身的了解，至于彩画作，我们对它没有足够的了解，就不能得出宋代建筑的全貌，‘彩画作制度’是我们在全书中感到困难最多最大但同时又不能忽略而不予注释的一卷。” 虽寥寥数言，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与艰辛，也可略窥一斑。
3、对“材分制度”的合理类比与科学诠释
梁先生将宋式“材分”与清式“斗口”，比照欧洲希腊、罗马建筑柱式，即以不同柱子之柱径作为全体房屋造型比例控制基本模数的概念加以描述。这一观点一直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他写《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斗栱’与‘材’，‘分’及‘斗口’：中国建筑是以木材为主要材料的构架法建筑。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以‘大木作’（即房屋之结构）为主要部分，盖国内各地的无数宫殿庙宇住宅莫不以木材为主。木构架法中之重要部分，所谓‘斗栱’ 者是在两书中解释得最为详尽的。它是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它在中国建筑上之重要有如欧洲希腊罗马建筑中的 ‘五范’一样。”
至20世纪60年代，梁先生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稿）撰写绪论，又将这一概念提升为模数制概念：“模数：斗栱在中国建筑中的重要还在于自古以来就以栱的宽度作为建筑设计各构件比例的模数。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是这样规定的。同时还按照房屋的大小和重要性规定八种或九种尺寸的栱，从而订出了分等级的模数制。”
《营造法式注释》文本中涉及“材”这一概念时，梁先生再一次强调：“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大木结构的一切大小、比例，‘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材是一座殿堂的斗栱中用来做栱的标准断面的木材，按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第决定用材的等第。除作栱外，昂、枋、襻间等也用同样的材。”
宋代建筑“‘材有八等’，但其递减率不是逐等等量递减或用相同的比例递减的。”故先生将《法式》八等材分为三组：“第一、第二、第三等为一组，第四、第五、第 六三等为一组，第七、第八两等为一组。”
关于《法式》材分制度的模数化概念，及将八等材分为三组的观点，是基于建筑学背景下的科学推断。但在做结论时，先生仍谨慎地留有余地：“我们可以大致归纳为：按建筑的等级决定用哪一组，然后按建筑物的大小选择用哪等材。但现存实例数目不太多，还不足以证明这一推论。”
4、对“铺作”概念及其数计方法的科学解释
《法式》中“铺作”一词，虽可以与斗栱相联系，但其文提到：“出一跳谓之四铺作（或用华头子，上出一跳）；出二跳谓之五铺作（下出一卷头，上施一昂）；出三跳谓之六铺作（下出一卷头，上施两昂）；出四跳谓之七铺作（下出两卷头，上施两昂）；出五跳谓之八铺作（下出两卷头，上施三昂）。自四铺作至八铺作，皆于上跳之上，横施令栱与耍头相交，以承橑檐方；至角，各于角昂之上，别施一昂，谓之由昂，以坐角神。”
在未解其中之谜时，这是一段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叙述。何以出一跳为“四铺作”，……出五跳为“八铺作”？这种出跳方式，与清式斗栱“出踩”做法不是有些相似吗？清式斗栱：每出一拽架，为一踩，如正心一踩，里外各出一跳，为三踩，里外各出两跳为五踩，由此可递加至九踩、十一踩。
但宋式斗栱出跳，并未以此出踩方式计算。那么，宋、清斗栱出跳计算方式，何以如此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唐宋时人，究竟是如何计算出跳斗栱“铺作数”的？梁先生在注释中提出同样疑问：“从四铺作至八铺作，每增一跳，就增一铺作。如此推论，就应该是一跳等于一铺作，但为什么又‘出一跳谓之四铺作’而不是‘出一跳谓之一铺作’呢？”相信这是一个后世历代工匠多已不甚了了、文人士夫更无从知晓的千年之谜。
经过冥思苦想的推敲与分析，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给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我们将铺作侧样用各种方法计数核算，只找到一种能令出跳数和铺作数都符合本条所举数字的数法如下：从栌斗算起，至衬方头止，栌斗为第一铺作，耍头及衬方头为最末两铺作；其间每一跳为一铺作。只有这一数法，无论铺作多寡，用下昂或用上昂，外跳或里跳，都能使出跳数和铺作数与本条中所举数字相符。”
这是一段叙述很长、解释也很细致的注释文字。仅从这一小段文字，就可了解到他们已找到破解“出一跳为四铺作，……出五跳为八铺作”《法式》之谜的合理解释。只是梁思成先生将这一重要发现的原创性成就，归在了他助手们的名下。
5、对诸作制度名件尺寸的合理理解与诠释
《法式》各作制度原文有大量尺寸数据，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构件的度量尺寸，并依据其给定尺寸还原出设计图纸。但如何理解《法式》文本中的尺寸描述，却是一件颇费周折之事。以“石作制度”为例，比如说有一些较为明确的尺寸表述，如“压阑石”与“踏道”条：“造压阑石之制：长三尺，广二尺，厚六寸。”及：“造踏道之制：长随间之广。每阶高一尺作二踏；每踏厚五寸，广一尺。”其文本给出的尺寸，清晰、明确。依据给定尺寸，或相应参照尺寸，如“长随间之广”等，可通过宋代营造尺将压阑石、踏阶的三维尺寸轻易计算出来，并绘制相应图纸。
但若《法式》全书都如此机械地将各作制度每一名件尺寸恰当准确表述出来，不仅会增加大量细部尺寸描述，还会出现类似如李诫在“劄子”中对元祐《法式》所批评的情况：“以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
《法式》作者李诫，突破了元祐法式“只是料状”的窠臼，面对各作制度中不同构件，可以因其所处位置不同、尺度差异，结合其文中给出的技术数据，能够推算出每一构件具体尺寸。这些尺寸，并不需在行文中一一罗列。
问题就在如何发现其中的奥秘？如何辨别《法式》中所给尺寸，究竟是绝对尺寸之实尺，还是可用来作为“变造用材制度”的比例性尺寸？窥透其中奥秘，理解还原《法式》行文所给尺寸，是梁先生及其团队在《法式》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以石作制度“重台钩阑（单钩阑、望柱）”条为例：“造钩阑之制：重台钩阑每段高四尺，长七尺。……单钩阑每段高三尺五寸，长六尺。……其名件广厚皆以钩阑每尺之高积而为法。”这里给出的尺寸，应是实尺，即重台钩阑每段高为4尺，长为7尺；单钩阑每段高为3.5尺，长为6尺。
再来看《法式》后续描述：
“望柱：长视高，每高一尺，则加三寸（径一尺，作八瓣。柱头上狮子高一尺五寸。柱下石坐作覆盆莲华。其方倍柱之径）。
蜀柱：长同上，广二寸，厚一寸。其盆唇之上，方一寸六分，刻为瘿项以承云栱（其项下细，比上减半，下留尖，高十分之二；两肩各留十分中四分。如单钩阑，即撮项造）。
云栱：长二寸七分，广一寸三分五厘，厚八分（单钩阑长三寸二分，广一寸六分，厚一寸）。
寻杖：长随片广，方八分（单钩阑，方一寸）。
盆唇：长同上，广一寸八分，厚六分（单钩阑，广二寸）。
束腰：长同上，广一寸，厚九分（及华盆、大小华版皆同。单钩阑不用）。
华盆地霞：长六寸五分，广一寸五分，厚三分。
大华版：长随蜀柱内，其广一寸九分，厚同上。
小华版：长随华盆内，长一寸三分五厘，广一寸五分，厚同上。
万字版：长随蜀柱内，其广三寸四分，厚同上（重台钩阑不用）。
地栿：长同寻杖，其广一寸八分，厚一寸六分（单钩阑，厚一寸）。凡石钩阑，每段两边云栱、蜀柱各作一半，令逐段相接。”
重台钩阑与单钩阑中这些细部尺寸，似乎给得十分具体细致。其中望柱尺寸，似较易理解：望柱的高度，是钩阑高度的 1.3 倍。
此外，文中给出的其他细部尺寸，若视作“实际尺寸”，则不可思议。如重台钩阑每段高度4 尺、长度7尺，而其寻杖断面，竟然不足1寸见方？束腰，广1寸，厚亦 不足1寸？大华版，广1.9寸，厚0.3寸？小华版长1.35寸，广1.5寸，厚1.3寸？高达4尺之钩阑，其组成构件的尺寸，何以如此单薄细小？这样的钩阑，又是否能够用石头雕造出来？显然，将这些尺寸简单理解为“实尺”，是对《法式》行文的误解。
关于这段行文中的数字，梁先生在注释中并未做过多解释，仅将其文中有关蜀柱尺寸原文：“两肩各留十分中四厘。”改为：“两肩各留十分中四分。”其注曰：“‘十分中四分’，原文作‘十分中四厘’，‘厘’显然是‘分’之误。”
其实这句话已然透露出《法式》文本中所列数字的奥秘：所谓“其项下细，比上减半，下留尖，高十分之二；两肩各留十分中四分。”这里关于瘿项尺寸的描述，显然是指一种具有“比例”性的关系。
稍加留意，就可以注意到，“重台钩阑（单钩阑、望柱）”条行文中有：“其名件广厚，皆以钩阑每尺之高，积而为法。”关于这句话，梁先生在石作制度注释中，并未给出特别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这样的话，除了在“石作制度”“重台钩阑（单钩阑、望柱）”一节及“赑屃鳌坐碑” 一节出现过之外，在壕寨制度，及石作制度的其他部分，乃至大木作制度中，都未再出现。故通过《营造法式注释》上卷，读者似乎无法了解梁先生如何看待这些奇怪数字。
这句话的再次出现，是在《法式》卷第六“小木作制度一”“版门（双扇版门、独扇版门）”一节：“其名件广厚，皆取门每尺之高，积而为法。”
在这里，梁先生做了清晰解释：“‘取门每尺之高，积而为法’就是以门的高度为一百，用这个百分比来定各部分的比例尺寸。”例如，版门的高度为7至24尺，那么，版门中各个不同构件的尺寸随版门高度而变化。在《法式》文本中给出的每一构件的尺寸，是与所施版门高度之百分比。如：“肘版”尺寸：“每门高一尺，则广一寸，厚三分。”那么，随着门高尺寸的变化，肘版的广、厚尺寸，则分别为其高度的10%与3%。如门高7尺，其肘版广7寸，厚 2.1寸；门高10尺，其肘版广1尺，厚3寸；门高20尺，其肘版广2尺，厚6寸，如此类推。
六种小木作制度，其中涵盖多个不同构件细部做法，几乎都采用这种“以每尺之高，积而为法”的比例尺寸表述方式。但除了石作制度之钩阑部分外，这一表述方式，仅见于《法式》卷十三，“瓦作制度”“垒射垛”。也就是说，《营造法式》行文，对基本尺寸可能变化的部分给出相应比例尺寸，但对比较固定的尺寸给出的则是实尺。区别两种情况的要点可能是，其文字中是否特别用到了“取”某某之“高”，或“积而为法”之类的词。
虽然，在石作制度“重台钩阑（单钩阑、望柱）”一节，梁先生没有对其尺寸表述加以特别注解，但他所绘制的重台钩阑图与单钩阑图，显然体现了对《法式》文本所载数据充分且深刻的理解（图 17，图 18）。
《注释》中所绘“重台钩阑（单钩阑、望柱）”图，除了给定的每段钩阑高度为“实尺”外，其余尺寸均为与《法式》行文相合的比例尺寸。如图中特别标出“以钩阑高作100”，其余各部分小尺寸，仅给出与钩阑高度 100之间的比例：如望柱长130，蜀柱广20，单钩阑寻杖方 10，重台钩阑寻杖方8，等等。
这种比例可以通过每段钩阑高度推算出来。《法式》行文中未加解释，梁先生图中所注数据也仅是比例数，而非实尺数。如重台钩阑高——“以钩阑高作100”；其望柱高标为“130”；其栏板断面尺寸——寻杖高，标为“8”；盆唇厚标为“6”；蜀柱及大华版高标为“19”；束腰高标为 “9”；小华版高标为“15”；地栿高标为“16”。换言之，这些数据是将栏板高4尺，视作100（实为4尺），其余数据都是其百分比，如寻杖“方八分”，其数当为 8/100（实为3.2寸）；地栿“厚一寸六分”，其数当为16/100（实为6.4寸）。如此类推。
先生没有在其图中标出实尺，而是采用比例方式标注，显然是为了使读者能较容易了解《法式》文本“以钩阑每尺之高，积而为法”之相关细部尺寸的真实含义。
为了更清晰阐释《法式》“石作制度”中所载部分数据 为比例性数据这一发现，梁先生还在《营造法式注释》末章，附了两个“石作制度权衡尺寸表”，将经过计算的石作重台钩阑与石作单钩阑诸细部尺寸列入表中。其表可参见《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第503页。
六、结语
从北宋崇宁二年（1103）李诫《营造法式》刊行到中华民国八年（1919）朱桂老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并刊印丁本《营造法式》，前后816年。再到 2001年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全文以《梁思成全集》第七卷形式出版，又是82年时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文明昌盛却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一本历史古籍的研究出版，竟用了大约其存世时间的 1/10 之久，其中折射出中国学人对传统艺术与文化的景仰与追索，对古代经典古籍诠释的执着与坚持，其间经历的历史沧桑，是可以想见的。
梁思成先生这部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问世的学术大著《营造法式注释》，至今读来，其字里行间仍然萦绕着中国古代先哲那令人激荡之语的杳渺回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