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化

这是我看过的许纪霖关于近代知识分子研究的第四本书。

在他之前的几本研究知识分子的专著中，《家国天下》专注于近代中国家、国、天下的秩序转变和知识分子对个人、国家和世界的认知观念转型，偏重于晚清以来中国主体思潮的发展和变迁；《安身立命》将近代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通过个体与群像的方式，分析了百年来不断转型中的六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面相和具体精神世界；《有为有守》则更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按时间顺序，从公共空间的角度书写了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交往史。

本书延续了之前的研究思路，将《安身立命》前三代知识分子进一步细分为九代，并从“场域”和“文化惯习”的角度，探索了晚清民国以来知识分子四次分化的背后原因。但无论是之前作者划分的前三代知识分子，还是现在的九代知识分子，其演变本质都是从晚清时的传统官僚士大夫到普通的文人士大夫再到政权边缘的民间知识分子这一趋势，其理念变化的框架为保国／保教——民族主义——启蒙——救亡，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一个由小到大再到小的变化过程，而相应的与政权的关系也从依附变为独立再到依附。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晚清民国重要的世代更替主要有三次：第一，戊戌变法前后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世代更替；第二，五四时期启蒙派文人士大夫（“旧派中的新派”）与启蒙派文人知识分子之间的世代更替；第三，大革命前夕，启蒙派知识分子与激进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世代更替。这其中也存在着知识分子的四次分化：第一，洋务运动后期的“理”与“势”的分化；第二，维新运动后期康梁“保教”与“保种”的分化；第三，五四运动后期“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的分化；第四，创党前后观念人和行动人的区别：前者信仰“柔性的、复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孟什维克的倾向；后者偏向“刚性的、一元的列宁主义”、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从晚清开始，士大夫/知识分子就在为救亡而努力，但努力的方向和思想的侧重却有明显不同。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代表了理学的经世致用学说，落脚点在“用”上，企图以西方先进之“用”维护封建不变之“理”，并不想变更制度和思想等意识形态观念，但却忽视了西方“用”产生的根源正是西方之“理”；而维新派的文人士大夫，代表了心学的理念，以“六经注我”，既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又通过书写意识形态著作让儒教思想有了新的变革。公车上书是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且是体制内外文人联合，并以体制外文人占多数的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的政治运动，开后续变革之先河。

对于维新变法，作者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康有为不懂政治。过于激进和频繁的变革、与当时主流不合的新孔教意识形态道统、外加妄图进入权力中心、改变权力分配却不懂妥协的野心，让他得罪了所有保守派和变法派官僚，变法失败已成必然。虽然最后政治上的百日变法失败了，但思想上的观念革新却成功了。此后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之一变，社会层面的话语权从官僚士大夫转到了文人士大夫手中。

洋务与维新两代，都是从体制内考虑，希望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一个自上而下、由内而外，一个自下而上、由外而内，但革命派却注意到了整个封建体制和思想的落后与封闭，追求从外部直接打破整个体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和晚清士大夫越来越睁眼看世界，越来越多人出国接受新理念，中国与世界结合越来越紧密有关。但也应注意到，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尤其是随着社会和时局的变化以及西方先进思想越来越多流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在变革。人的一生很长，可以跨过很多时代，在不同的时代变革中，他们的思想主张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应简单刻板地以代际划分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打上固定不变的标签，而应以变动的眼光审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他们的思想变革。

从洋务到革命，运动主导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政权中心，相比前一代与体制仍有些许关联的文人士大夫，革命派则更加边缘化，是完全脱离了体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边缘人”。对立宪改制的失望让他们发现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似乎遥遥无期，也让他们不再希望能够从体制内部改变中国，从而对清政府绝望。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反满的族群意识，并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念结合，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呼吁民权与自由，墨家侠士精神也在晚清重生。在各色思想与意识形态杂糅之下，他们一方面组织各地起义，一方面频繁暗杀政治当权者，希望快速打破落后的社会结构，并重建新的民族国家。

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社会风潮又为之一变。五四运动之所以是新旧革命的分水岭，主要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也非革命领导权的易位，而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变了，由旧士绅阶级变为新知识阶级。

五四时期，人们对社会现状普遍失望，政治失序的背后，是深层的心灵秩序迷失。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给中国的政治生活、伦理生活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个人解放使得自我从家国天下共同体“脱嵌”，现代的自我成为一个无所依傍的原子化个人，失去了其存在的个体意义，而此时救亡图存的环境，又使得他们将自身的价值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危局直接绑定在一起。

五四新派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代：一代是老师，一代是学生。对于老师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既努力寻求思想的变革与文化的转型，积极引入新文化，可在内心深处又受到了中国旧传统的制约。这种普遍性的思想转型与传统制约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从胡适、鲁迅等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看到这种人格的分裂。事实上，在近代救亡知识份子背后，始终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的制约：洋务派失败的内在根源是儒学传统与西学的矛盾和冲突；而无论是立宪派的托古改制还是革命派的“天下为公”，都要从传统上找到支撑，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权概念并不是一个东西，过多地强调传统，本身就在损坏民权概念的价值。儒家文化在近代也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中国屈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对西方宪制原理的挪用又必须借助于它所提供的语汇、概念和资源。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还是孙中山，对自由平等价值的接受并非根发于中国社会的内在需求，而是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需要。五四时期，个性自由的要求从出发点到最后归宿都取决于民族的整体需求，因为共和政体的失败，因此需要个人的“伦理觉悟”，而新人格的培养最终又是为了实现共和的重建。尽管鲁迅等人已经觉察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核心“和谐意境”对国民心灵的戕害，但大多数杰出的五四知识分子仍然将他们的矛头集中于纲常名教上，更深层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加以洞察反省。更大问题在于，我们破除传统之后，如何重建新的“传统”？中国的思想者可以在西方的诱惑下接受某些西方词汇，却无法搬来西方的传统。失去传统之后，我们又是谁？民族的根将扎在哪里？

如果说老师辈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破旧”，那么学生辈的知识分子则是“迎新”。但问题在于，输入中国的思潮五花八门，在眼花缭乱的新知面前，他们不知如何选择，他们自信是先进的一代，但这种自信却建立在不确定的文化之上，更明确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两代知识分子中没有人能够肯定地告知世人，究竟哪一种新学可以救中国。他们知道什么是不好，也知道“不好”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所以他们积极地去破坏旧的糟粕；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好，但却不知道具体的“好”该如何实现。所以这场运动更多的表现在“破”上，虽然打破了旧的传统，却没有在这基础上建立新的大厦，思想文化上的争吵依旧一地鸡毛。“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这也表明五四运动，先天就是残缺的。虽然打出了“民主”、“自由”、“科学”的大旗，但对如何达成这些理想却依旧茫然，甚至让“科学”成为了新的“宗教”而贻害无穷。他们传播的更多是信仰与观念（就如同传教士一般），而不是具体的政治制度改革或社会革命或问题解决方法。激进的知识分子们的热血和激情更多地泼洒在与“旧”战斗上，也更容易被简明的“公理”、“主义”、新“信仰”吸引。但这种公理、主义和信仰更多的是大而化之的空谈，并不能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高潮退去之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矛盾又让青年知识分子们感到苦闷、迷茫与绝望。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些公理与主义的广泛传播，也让中国社会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得到了启蒙，越来越多的人觉醒，投身于时代的浪潮之中。

对于当时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拥有很强的吸引力，施存统、傅斯年、毛泽东等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许多知识分子以此为指导理念，不约而同做了很多社会实验（如工读互助团），但这些乌托邦式的实验很快就失败了。因此，他们发现，点滴的社会改造不行，需要“根本解决”的方案。这也呼应了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看法。于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一个共同的“主义”，一个可以为“根本改造”指明方向和途径的信仰。此后，因为不同的根本“信仰”，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争论、分歧、矛盾与冲突趋来越大，以致分道扬镳。

五四运动前期的中心是启蒙，后期是社会改造，然而，“五卅”和“三一八”以后，启蒙与改造的无力感，被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所替代。王汎森的研究表明，1925年以后，新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五四时期那种人生的、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道德的新人，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主义的新人。个人（小我）与国家、小我与大我被严重地“主义化”。到了“九一八”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走向了革命。这种激情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信仰力和组织力相互吸引，汇流而下，激荡出滔天巨浪。从五四新文化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们思想越来越激进，文化风格越来越“流氓”，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左翼。但此时的他们也许不会想到，在未来等待着他们的，是思想（自我）改造的深渊。

另外，本书存在一些明显的校对错误，如：129页倒数第6行最后一字“皇”应为“黄”；210页最后一段第一字“矛”应为“茅”；236页最后一段第一行最后疑多“并未”二字；294页第二段徐志摩人名重复。

最后，感谢理想国赠书。

个人公众号，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