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什么之前,我们先是一个人

我是看郭敬明长大的。
一开始把自己立于“抄袭者”一方的立场,似乎是不太明智的选择,但若想谈谈我与阮老师的微薄联系,郭敬明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2008年,初二,从同学那抢到一本《夏至未至》后,立马为书中的主人公哭得稀里哗啦,“卧槽,这青春也太残酷了吧,我也好想要这样的青春啊啊啊啊”。
就这么怀着对残酷青春的憧憬,一路咆哮着到了2010年,转入市里的高中上学。每月必干的事,就是拿着500元生活费,先去车站旁的图书市场淘书。当时郭敬明似乎成立了什么最世文化公司,最世旗下的作者占了店面很大的空间,托郭敬明的福,让我这个远离尘嚣的十八线小县城的臭高中生,见识到了我这辈子难以企及的生活图景。
在当时最世签约的插画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年年跟阮庭筠,年年是因为当时出过很多她的画集,曝光率很高,至于阮老师,想来想去,只能想到“名字很难记”这一条,所以名字难记成了我记住阮老师的最主要原因。
时间往后,高中毕业,踏入大学,花花世界迷人眼,买书逐渐变成一种单纯的行为艺术(说白了就是只买不看),或许是因为逐渐落实郭敬明“抄袭”的罪名,连带着最世的书也很少映入眼帘,高中时代所感受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瞬间垮台,像是一场宴席之后的不欢而散。
再往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人生起落永远只有落落落落,阅读的兴趣也逐渐转向,当年的那种痴迷仿佛梦幻泡影,随着最世文化的没落消失的无影无踪,最世旗下的一众签约者也变成了某种特定记忆,如果不是单独搜索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偶尔会在新闻的边角料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坠入水中,激起一朵小小的水花。
直至今日,距离我大学毕业也将近十年,看到阮老师新书《春晖》出版,有了一种和高中自己隔空对话的错觉,记忆中相同的人出现了,怀旧一下或许也是好事。
就像是阮老师所说,《春晖》这本书是“放弃了过去所有的技法”,呈现“一个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阮老师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书中阮老师以自身教学经历为切入口,回顾了在中国美术学院执教二十余年间,作为一名大学美术老师,对师生、母子乃至自身等周遭关系的思考,但同时,阮老师的思考又是抛去了“老师”这一固定形象的,卸下了有关“老师”的重重包袱后,阮老师在重复的日常中完成了对自我的自审,坦然了对学生的恐惧、对教师事业的迷茫乃至对爱的怀疑。在总是象征着正确与绝对的老师形象面前,阮老师以一种柔软且真诚的方式,缓缓揭露了属于老师的脆弱与困境,人非圣贤,说到底“老师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呀”,仔细一想,毕业之后似乎从未想过当时老师们的人生状态,他们更像是一个个npc,固定地扮演着“老师”这个角色,“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他们打我时是怎么想的”“他们有像现在的我一样焦虑吗”等等这些问题,我竟全然没有思考过,也或许这些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与我们别无二致,在社会的角色扮演中,我们也将慢慢变为别人眼中的“他们”。
最后谈一点关于漫画本身的疑惑,从漫画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漫画类比成文学作品(当然,从宏观角度来看,漫画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社科、历史甚至诗歌等等分类,《春晖》在其呈现方式上更接近于散文,而《春晖》无疑可以当选散文中的精品,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品中的“漫画性”相对减弱,从而成为了一本充斥着人生感悟的金句合集,画面的配置更多地变成了文字的辅助,帮助读者更方便、快捷地理解文字内容。要如何界定画面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画面决定文字,还是文字决定画面,亦或是两者相辅相成,其中的度又要如何衡量,又或者最本质的问题——要如何衡量漫画的“漫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