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浅谈祖父钱穆先生的学术人生

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

——浅谈祖父钱穆先生的学术人生

钱婉约

以下文字节选自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 “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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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来讲述我祖父钱穆先生的学术人生，这是第一次。我想，我首先也是一个普通读者，我的钱穆阅读从1980年开始，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1981年上大学，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我的“读钱”起步虽然比较早，但谈不上深与广。希望今天的讲座，能为大家提供一个亲人眼中、读者眼中的分享视角。

一、一生播迁：“四个十八年”

祖父十二岁失去父亲，三十出头遭遇妻子和新生儿疫亡，随之兄长病逝。四十出头经历了抗战忧患、内迁动荡，晚年又孤身远走港台，直到归葬太湖之滨。他的一生，随着晚清以来的社会动荡，经历了家国命运的颠沛播迁。但时代沉浮中，他始终坚守着读书、教书、写书的书生本色，真是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界。

回望他一生96年漫长的生命，教书生涯长达72年之久。这72年，我曾反复凝视、体悟，发现正好约略可分成“四个十八年”。

第一个十八年，是1912年到1930年， 18到36岁的他，在家乡无锡做了十年小学老师，随后八年，在无锡、厦门集美和苏州做了八年中学老师。基层基础教育的经历，使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国情民风，抱有深厚的认知、情感和抱负。

第二个十八年，是1930年到1948年，36岁到54岁。他因为《刘向歆父子年谱》，被顾颉刚先生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继而在北大、清华，以及短暂地在西南联大，后来在成都、昆明、无锡等公立、私立大学任教。这十八年，是他距离民国教育学术中心最近的时期，《先秦诸子系年考辩》《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问世，是最能体现他将深广的旧学功夫和新锐的新学方法相结合，形成独步时人的学问特色的重要时期。

第三个十八年，是1949年到1966年，55岁到72岁。他移居香港，在殖民文化气息浓厚的环境下，为了中国青年能够接受本民族文化教育，艰难创办新亚书院并自任院长，从经济筹募到课程设置到精神坚守，新亚十八年，养成宋明书院讲习风气，培养沟通东西文化人才，使新亚书院成为如今香港中文大学中最早和最重要的组成学院之一。他最为人知和乐读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精神》《国史新论》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出版的。

第四个十八年，是1967到1986年， 73岁到92岁，本是颐养天年的高龄，他却再一次播迁，到台湾开出新的生面，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以外，他倾心梳理朱熹学术，完成《朱子新学案》巨著。还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博士班导师，在自己的寓所——素书楼的客厅中讲课，直到92岁的“最后一课”。在最后一课上，他谆谆告诫、深情寄语台岛内外、包括远从海外赶来的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 结束了台湾十八年也是一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生涯。

我曾经写过《钱穆宾四先生研究概述》《远方的山：我记忆中的祖父》（曾为台湾《联合报·副刊》《中华读书报》《新华文摘》《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刊载）、《艰险我奋进 困乏我多情：读钱穆致徐复观书简》《祖父教我读经典》等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参阅为感。

二、两次转向：重温旧书 学以致用

祖父7岁入私塾，10岁入新式学堂——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无锡是江南富庶之地，离苏州、上海很近，当时的小学里也聚集着一些新派的、有见识的老师。比如体操老师钱伯圭，就曾拉着他手说：“闻汝能读《三国演义》，此等书可勿再读。”因为此书一开始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你看人家欧洲英法等国，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也不再乱，我们此后正应该向他们学习。祖父在回忆录《师友杂忆》中说：“伯圭师此数语常在心中”，后来自己一辈子的学问探究，就都是在考虑中国历史的真相、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探究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孰优孰劣，孰是孰非。

在这条学问探究的路上，他也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

十年小学教读，他完成了第一个学问转向，也确立了此后一生学问追求的方向。当时他的知识渴求和思想视野，远远超出了乡间小学教师的日常，他热心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也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等期刊上发表自己参与新文化建设、讨论新旧东西文化关系的文章。他晚年自述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这个转向的意义，使得他与众多热烈倾向于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国青年有区别，走上一条与时代大潮背道而行之路，独立而坚定地做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者与弘扬者。

第二个转向发生在抗战后期，从主要在学院之内从事考据学和史学研究，转向面向社会关切的文化学通论和学术史学术人物的研究。《中国文化史导论》和一系列社会讲座，可以看作这一转向的标志。他在书中的自序说“及抗日军兴，避至昆明，……我国家民族四、 五千年之历史传统、 文化精义， 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 此后治学， 似当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 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通经致用、回应时代问题，鉴古知今、瞻望未来动向，这种为学旨趣，早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已见端倪。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当体认历史文化中蕴含着自己民族发展前进的内在生命力，当怀有“温情与敬意”，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凝聚人心，找到通向未来之路。1950年的《文化学大义》，是继导论之后的理论性概述，可惜未引起学术界甚至钱穆研究者的重视。

此后，他默默自处于学术界的边缘，苦心孤诣，坚毅卓绝，坚持探讨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完整性、发展性，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基本精神，并及中西文化之异同比较。

三、天资与勤奋、视野与方法

讲两个祖父年轻时候的读书故事。

“元日读孟”：武昌起义后，他高中没有读完就开始在乡间做小学教师。因无缘再继续学业或升读大学，就只有发奋读书自学。想到自己《四书》才粗猎《孟子》前一小半，就在民国元年的元旦，把自己关在他兄长创办的又新小学里，闭门读《孟子》，他从小学起读书，过目三遍即能背诵。因此，规定自己上午读《梁惠王上》，到能背诵才出来吃午饭，下午再闭门读《梁惠王下》直到能背下来，如此七天，把《孟子》七篇上下全部背完了。如此念完四书，再及《五经》《史记》；又见北京大学文科考试题中有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随即找来自学，深受获益。如此这般的读书强度和迅猛进步，不能不说天资聪慧确有过人之处。

“百元书券”：1918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论语文解》。他回忆说，当时商务印书馆不付稿费，只说可以给作者100本样书。他想100本都是自己的书并没意义，就请求换成100元的购书券。这100元大概相当于他当时工资的四倍，“余遂于经史子集四部中，择余所缺者陆续购买，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后来，他与商务印书馆结下很深因缘，早年很多书都是在商务出版的。

说到视野与方法，他对于文化新动向、学术新方法是有敏锐的关注和兼收并蓄的。他刚做小学老师时，从留日归来的同事书架上，看到日人研究《论语》的著作，甚感新异，感到与传统宋学义理、清代考据学都不一样，对于《论语》成书情况的考订，对于孔子生平及思想的厘定阐释，这些具有近代实证方法和意义的研究，给他启发很大。这是他日后做《论语要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非常重要的学问视野和方法手段。

最后，用一副春联作结吧。祖父到台湾后，每年岁末自撰自书春联，抒发人生境况与感悟。其1983年的一联是“有忧有乐依世运 不知不愠在我心”，世运晦明有更替，名山著书待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