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谈：恶女的告白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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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并不详细谈论作品本身。真相在原作中我觉得已被表述得非常清楚（当然，如果有兴趣，欢迎在评论中离题讨论）。在此，我仅想以它为契机，对去年读完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后一度想写但由于生性懒惰而最终没写成的内容做部分的、事后的、弥补性的追溯。这也是标题何以仿照其形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恶女的告白》是简体中文版引进后的魔改译名，原作《ロング·アフタヌーン》，即作中作，小说角色志村多惠所写小说《Long Afternoon（漫长的午后）》的片假名。
但对于《出版禁止》这部作品来说，这个魔改的译名倒是非常巧合地“贴合”它的故事：自媒体记者若桥吴成试图重启调查七年前的一桩殉情案，特意走访当事人之一、自殉情中存活下来的女方新藤七绪。他认为当年殉情自杀系出伪造，背后实为蓄意谋杀，而七绪正是这一杀人计划的实施者。
换言之，若桥吴成的采访成了当年殉情案幕后真凶“恶女”的真相“告白”。
这里先岔开一笔，补充点我在有关风间贤二《怪异猎奇：世界推理小说全史》的评论中提及的挂一漏万被省略的有趣细节。乱步笔下有不少“恶女”类变格作品，我读过的例如《阴兽》《女妖》等都是其中佳作，没读过的看眼书名也大抵能想象其一二。这种女性是天生犯罪人的想法在当年是大行其道的。
风间贤二在书中概述日本最早犯罪心理学家寺田精一《妇女与犯罪》中的结论：“他还认为冷酷、急性子、不道德、不诚实、虚荣心和嫉妒心强是女性的精神特征，只不过常常被母性、怜悯之情、知性不足和精神虚弱等“中和”。但如果母性等桶箍松开，女性就会成为罪犯，露出残暴不仁的恶魔面孔，干出虐待或杀人的勾当，甚至令男性罪犯汗颜。”
言归正传。
《出版禁止》围绕“殉情”（日语记作“心中”）这种日本独有的死亡美学做了不少普及性解说。书中写道：
“心中”一词在日本流传开来，大概缘起于近松门左卫门写的《曾根崎心中》吧。
剧本基本忠实再现了江户元禄时期，大阪堂岛的妓女与酱油店伙计殉情而死的真实事件。
……
《曾根崎心中》作为人形净琉璃剧目大获成功，受阿初与德兵卫的影响，实施“心中”而殒命的男女源源不断。“心中”流行甚广，以致江户幕府都发出告示，禁止演出这个剧目。
奇异的“心中”风俗就这么在日本扎下了根。
这里涉及文艺作品与现实事件间的相互影响（《出版禁止》故事本身也陷于这一漩涡、循环中，这个稍后再谈），或者说某种“合谋”——巧合的是，在《恶女的告白》一书中，该词恰恰也是一个颇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在小说临近结尾处，主人公、编辑梨帆对志村多惠女士正是这样说的：
多惠女士，请让我当您的“共犯”吧。
在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出版于1991年的小说《毛二世》（Mao II）中，主人公、小说家比尔在伦敦遇到一位名叫乔治的贝鲁特恐怖组织联系人，此人将小说家和恐怖分子做了类比关联：
小说家的灵魂与恐怖分子的思想感情是最心心相通的，不是吗？历史上，正是小说家与那些生活在暗处的暴力分子意气相投……小说家才理解秘密生活意味着什么，才理解所有无名与忽视背后暗藏的愤怒。你们中大多数就是半个谋杀犯。（此段引述自但汉松《跨越“归零地”：21世纪美国小说研究》）
这种文学创造力和暴力间天然的相似性正是上述“合谋”、“共犯”关系形成的原因（但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恶女的告白》，正因为它与之相悖，这个容后再谈），大致可分出以下几种类型：
1、背书型：以文学作品或经典文本为依据展开现实行动。历史上许多以宗教教义之名施行的战争与迫害就是此类典型，而911恐怖袭击正是这类关系在当代社会的招魂与延续；
2、共生型：虚构作品与现实生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相互崇拜或者相互仇恨。斯蒂芬·金有部小说叫《黑暗的另一半》，是这种关系的最佳隐喻。故事主人公赛德·波蒙特是个畅销书作家，某一天，他笔下系列犯罪小说里的主角斯塔克“活”过来，与塞德争夺起生存权。作家创造出小说人物，而小说人物对现实的入侵又让创造者赛德的生活陷入危机。“黑暗的另一半”即可以是笔下复活的虚拟角色，也可以是创作者本人潜伏已久、或被激发催生的黑暗的另一面；
3、模仿型：文学模仿现实，现实也模仿文学，原本偶然为之的事件或情节遂发芽长成巍然巨物。《出版禁止》里提到的日本“心中”风俗的落地生根，正是基于这样循环叠加的模式。而《出版禁止》的主角若桥吴成为深入触达殉情核心的纪实作品最终也使采访者自己亲历起殉情，是这种模仿关系在非虚构领域的衍生。
（当然，《出版禁止》中的“模仿”有着更人为的、现实的、逃避罪责的目的，一如“太宰治不断将自己从自杀未遂和殉情经历中得来的独特生死观投射进作品当中。一般认为，对他来说，亲历自杀或殉情在某种意味上是为了‘作品’。”
七年前的殉情本就是新藤七绪为除掉对象而施行的杀人计划，“劫后余生”的她顺利躲过司法制裁；七年后若桥吴成“复刻”当年殉情全程，实际也可能是为了完成刺杀新藤七绪后能以精神错乱之名逃避罪责的精心设计，只是当意识到幕后老板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后才选择自戕；或者，他确实对七绪动了真情，无法摆脱内心的自责而选择追随对象共赴黄泉——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我没有更多证据能偏向其中任意一种结论。
在这方面，我曾于另一篇书评中提及的连城三纪彦的立场就要更鲜明些。和长江俊和偏重读后的惊悚余味不同，连城的作品更透露出一种大正时期的浪漫唯美，是真正与“心中”这种日本独有的死亡美学相契合的文学作品，其中艺术与生活相互模仿的痕迹达至难分先后的交融境界。）
4、共情型：通过文学作品的记叙，对现实事件及事件中的人物产生共情与理解。或许，和偏纪实风格的《出版禁止》更相近的，应该是卡波蒂的“新新闻主义”力作《冷血》。在经历漫长而细致的采访后，卡波蒂在凶手冷酷行凶背后寻找到的是某种与自己共通的东西，这种共鸣往往使我们滑向与最初对事件和人物的情感截然相悖的境地，也更容易模糊其间的道德审判，产生更多内省的、多元的、含混不清的感受。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喜欢《恶女的告白》这部作品，结局对小说《漫长的午后》中提及的“杀人事件”真相的悬置，模糊掉了虚构与现实之间可能更显性、直接的“合谋”关系，而且严格来说的话，书中的“合谋”强调的不是暴力“相杀”的实践而是温柔相助的救赎，对此更具体的分析和细读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