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恶女”？

1.

最近读了叶真中显的新书，中文版翻译为《恶女的告白》。封面和封底也是噱头满满，暗红色调的标题，手持利器欲言又止的少女；封底则引用了故事中主角投稿的短篇小说，并充满悬疑气氛地写到：一则充满诡异气息的“养狗”故事，让审稿的女编辑发现了小说与自己生活的重合……

而当我真的读完这个故事，才发现原作标题《漫长的午后》，其实才是作者的本意。这个故事里并没有所谓“恶女”，甚至在跟随着故事逻辑推动发生必然的暴力时，主角们都还在不停反思人性之恶的不可原谅。

而所谓“女编辑发现小说与自己生活的重合”，也并不是令人悚然的案件关联，只是女编辑读了小说后，与自身的处境相对比而产生思考，发现纵使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女性所面临的处境却有不少互相照应之处。就像阿特伍德在《盲刺客》中提到过的桃子女人一样，一代代的桃子女人从树上长出来，却因为无从传递经验，所以每个人都要一遍遍经历和上一代完全相同的痛苦。

这个故事里的所谓“恶女”，不过都是被困在漫长的午后里的普通的女人而已。就是普通女人的处境，在身为男性的作者看来，已经足以积累足够多的忿恨、委屈、遗憾，以至于最终只有选择成为他人眼中所谓的“恶女”，才能稍稍平息一些让渡出大半生自由之后留下的怒气。

书中令人惊叹的几个小反转，细想来不过都是每个寻常女性都实实在在身陷过的、再寻常不过的处境。从别无选择的一代，到如今看似自由、其实不过是被提供了几个特定的选项的一代，女性生存的疆域好像更辽阔了，但细看也不过是拥有了更大、更新的牢笼而已。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牢笼被创造出来，与其说是为了困住女性这一性别，倒不如说是人性的作茧自缚，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深受其害。不够平等的性别观念，为每一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会成员都带来无从摆脱的镣铐，只是落在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身上，总会更沉重一些。

通读全书，就会发现作者本人并未给出任何价值导向。叶真中显不过是站在另一性别的角度，讲述自己所看到的女性的故事。就连关键的悬疑部分，作者也从未断言，笔下主角的选择就是纯粹的“恶”。

将这样一个故事的标题，转变为与原标题大相径庭的《恶女的告白》，一来必然是为了营销而生的噱头，二来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对故事主角的审判。

2.

在每个人生阶段，“恶女”的定义总是随着年纪、环境变化着。

少年时期有一种“恶女”，是离经叛道、“八卦”传言满天飞的女生。你在中学时期一定目睹、耳闻过这样的女同学。在统一服装、外貌管理的中学里，她们总是想方设法打扮得特别一点。收紧的裤脚，精心挑选的头饰，在规则边缘试探的发型，以及偷偷戴的美瞳和涂的浅色唇彩。与老师们一遍遍的教训相伴的，一定是关于她们恋爱关系的流言。那些夹杂着臆测、夸张、羡慕、向往、鄙夷等种种情绪的八卦，经过一次次地讲述与改写，将她们与“普通学生”相对立，成为师长、同学口中的“恶女”。

在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制度中不守规则、特立独行——且不论这样的规则是否完全合理——于是就会被划入“不良”。而少年间本就平常的好感和情愫，也因有“不良少女”作为主角，而变成了带有成人视角的香艳故事。

不被规训——当这种特质脱离学生时代走进社会，依旧会被看作是“万恶之源”。譬如在上文提到的《恶女的告白》一书中就写到，在平等就业相关法律颁布前，日本女性如果选择在职场“像男人一样”奋斗，或是在结婚后依旧就职而不是选择辞职全力照顾家庭，是会被看作异类甚至被鄙视的。书中的男性角色们作为主角的丈夫、儿子，也不时点评那些没有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是“自私”、“像什么样子”。

当女性步入老年，成为“恶女”则更加简单。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困在性别身份里，想要成为自己，在年纪渐长后尤为奢侈。不想捆绑自己的人生替晚辈带孩子可能会被家人亲戚指责；热衷于穿衣打扮培养爱好也许会被评价为“为老不尊”、“不干正事”；若是因为开始尝试新事物、学习新东西而影响到了对家庭的付出和照顾，则大概率会被议论“瞎折腾”、“不顾家”。

能够自主作出选择，而不是被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框定，在特定的时代及当今的某些时刻里，依旧是成为“恶女”的原因之一。从在做出没那么符合刻板印象的职业选择后听到的“女孩子怎么来做这个”，到年逾五十却选择开车出走的阿姨的评论区里的“你这样的女人让老公孩子怎么办”——一个人只有杀人放火、残暴无度才可能会被称为“恶人”，但一位女性有时只是想成为自己，就会被唤作“恶女”。

3.

在年轻一代中，还有另一类“枪打出头鸟”的“恶女们”。她们因为新行业的出现、事业的发展，在公众领域有了一席讲话之地，也因此被当作中世纪女巫一般，无数次被围剿和捕猎。比如杨笠因为多年前在脱口秀上的几句话被冲掉的代言，和韩国女明星因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在读女性主义的书籍就遭遇抵制和死亡威胁，其实都是类似的事件。

在我看来，且不论在社交平台发一本书的封面照片是多么微弱的表达，甚至杨笠及其他脱口秀女演员所讨论的话题以及叙述方式，其实也都已经非常温和，不具有任何攻击性。如果对欧美发展成熟的脱口秀行业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关于性别的议题不仅可以讲，而且已经被犀利深刻地讲了很多年。

只是平静地讲出了女性所面临的世界，就给杨笠及更多像杨笠一样的女性演出者带来了大规模的争议。无论是参演女性主题的影视、讲女性困境相关的脱口秀段子、还是在自己颇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上分享女性主义的书籍，在这些场景里，女性仅仅是说出自己的观点，就会成为“恶女”。

哪怕这些剧集、段子、文本，在讲述的不过是每一个普通女性都在面临的处境——它们普通到很多女性看到、听到，只会觉得“这还需要讲吗？这不就是日常吗？”与此同时，也是因为终于有人讲出了我们日夜面对、却时时被忽视的处境，当这样的声音头一次通过媒体被传播，就必将在女性群体中引起巨大共鸣。

当曾经沉默的女性突然有了表达自己的途径，当事实和反抗被摆上桌面，态度强烈的争议背后，实则是外强中干的恐惧。恐惧让一部分人急于否定发出声音的女性们，他们怕听到这些声音，更怕更多的女性听到这种声音。

因为外貌特征被羞辱，因为女性身份而在学校、职场上被区别对待，“女生学习能力更差”、“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等刻板印象和谬论……只是因为这些在每个女生的生活中都曾遭遇的别扭、不公，头一次在公众平台上被如实表达了出来，那些习惯于在生活中和网络上肆意调侃、甚至侮辱女性的人便会因此感到被冒犯。而这些发出声音的女性，也就此成为“恶女”。

4.

除此之外，无论是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日常生活里，有些小瑕疵、小缺点的女性，一样会被推到“恶”的位置。

当女性被看到，优秀的特质也许不会引起多少讨论，但负面的缺陷却是一定会被无限放大。网友们——甚至其中还有不少的女性网友，总会热衷于讨论那些不够“完美”却暴露在聚光灯下的女性。

从网红身上延伸出的“晚学”、“珂学”，到最近因为综艺节目而诞生的“麦学”——也许是因为虚荣、肤浅，或是因为控制欲强、过于唠叨，这些女性又一次被认定为“恶女”。人们逐帧截图，分析她们的每一个微表情；翻出多年前发的微博、留下的照片，和如今细致对比；甚至涌入她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侮辱、谩骂。

这些被围剿的女性身上，固然有她们的弱点与缺陷，当然，也是她们自行选择将自己负面的一面暴露于大众视野。但是这些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的特质，难道真的应该被放大至此，成为“恶女”的判词吗？

细究之下，网红们的虚荣、虚伪、试图靠攀附男性来获得名利与流量，何尝不是不足够公平的社会结构带给她们的价值观导致的结果。从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能够跳出环境，看到这一点的不合理之处——这样的女性诚然可贵。但此时的敌人本不该是这些困在固有的规则里的另一群女性。

至于对于困在婚姻中的女性的围剿，在某些语境下似乎非常安全、“正确”。但每个参与讨论的人却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到底是谁、是什么将女性困在了婚姻中。综艺节目上的嘉宾和网友都在评价女性的别扭“令人窒息”时，却没能进一步去探讨到底是什么样的反馈机制、沟通方式，让身处其中的女性习惯了令人窒息的表达。

这些暴露在镜头前的女性，身上固然有这样那样的人格缺陷，但这些缺陷何尝不是在本就对女性不够公平的体系中滋生和被培养。因此引发的讨论当然是改变的开端，但就此将其划为“恶女”，却好像又一次鬼打墙般，落入了内部分裂的陷阱。

从书籍里、故事中，到生活的日常、网络的舆论，立出“恶女”的靶子总是简单直白又容易引起共鸣。但只要走近一点、再走近一点就不难发现，很多身上贴了“恶女”标签的女性，不过是与你我一样，努力生活在这个尚有很多进步空间的社会里的普通女性。

与其一涌而上去寻找人群中的“恶女”，识别、批判她们，与她们割席，倒不如去找到生活真正的敌人，然后将之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