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虚构
身为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通过《档案中的虚构》，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叙述技巧本身就是“虚假”的，而这就是档案中的“虚构”。在赦罪书的世界，人们（求赦罪或之外的参与编辑者）遵循国王的规则，讲述一个符合期待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被宣称是真实的，也被批准为真实的，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又是虚假的。求赦者通过一个令读者满意的赦罪故事，从读者手中换取赦免。一个故事交换一条性命，这边是读者与求赦者的同流合污。
好的（或说成功的）拥有着固定的程式、符合标准的叙述技巧，如男人强调自己的“暴怒”、强调“节庆和仪式”的影响，强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尊严的受损，讲述一个被受害者惹怒，而盛怒杀人的故事，以引起读者（基本上也是男性）的同情。至于女性，基于当时的观念，她们无法使用简单的“愤怒”节点，来为自己的杀人辩护，于是故事讲述更加复杂更加多样了。
值得一提的事，赦罪书中的赦罪故事叙述，又收到当时叙述传统的影响，人们从日常所接触的故事模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大多数赦罪书，讲述的仅仅是个人的故事，他们不会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为自己寻求解释，这也是当时讲故事的习惯。
赦罪书又对当时的文学赦罪故事题材产生影响。从两者叙述的不同，我们更能看出，题材和意图的不同影响了故事的叙述技巧。于是故事的细节、焦点、脉络也随之发生改变。
我们也许可以根据文本体裁的不同，找到相同程式的虚构叙述技巧。
“赦罪书”这一文体，已经预设其必然被读者阅读，况且既然与性命攸关，一言一语都事关重大。随身携带的武器，咄咄逼人的受害者，盛怒下过错的杀人，每一句话都必然包含了为争取读者同情的努力。
但戴维斯过于强调“虚构”，有时让人怀疑其部分解释过于牵强，过于自以为是。比如赦罪书更加注重描述赦罪者的处境，是因为这是赦罪者所经历过的。而文学作者没有经历这些，自然叙述与之不一样。
可惜戴维斯并未深入挖掘，赦罪书的读者（我们依旧需注意，其基本上是男性）究竟如何看待赦罪书、如何理解赦罪故事的真伪、对赦罪书的“接受过程”又是如何？同时切记，读者绝不是被动接受，他们也有主动权，儒皇家公证人既是赦罪书的作者也是读者。他们对于故事的喜好，真正决定了故事的讲述。
戴维斯本书主要讨论了赦罪书及当时赦罪文学的“虚构”，但实际上又不止于此。通过档案中的虚构的揭示，即叙述技巧的虚构的，我们很容易想到文本中的虚构处处皆是。我们再也无法相信，所谓的还原历史了。或许我们应该从文本创作的角度出发，将文本写作当做讲故事。作家虽然极力声称自己的故事真实可靠，但如同赦罪书一样，讲述者都运用了“虚假”的叙述技巧，也知道自己对虚假材料的运用。普罗柯比真的相信其《秘史》所写一字一句皆为真实吗？他说“揭露整个罗马帝国真正发生的事件”，在现在却让人想起赦罪书同样言之凿凿自己是真实（实则是一种文字游戏）。
又如 安娜·科穆宁娜 塑造的“ 一位熬夜埋头著述的历史学家 ”的惯用辞令。
安娜·科穆宁娜是在这些事件发生近50年后开始她的记述的。因此，她偶尔搞错事件发生的前后次序是可以原谅的——而且这一点她自己在书中也已经认识到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一页一页写得很慢，我感到自己已经昏昏欲睡，因为写着写着总感觉词不达意。我不得不使用那些野蛮人的名字，而且我不得不详细描述一大堆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结果就是，因为各种横生出来的枝节片段，这段历史的主体和连贯的叙事节奏变得破碎断裂。还请喜爱这本书的人们不要因此而埋怨我。”
一位熬夜埋头著述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形象充满魅力，让人感动不已。可惜这完全是一种惯用辞令，一如作者事先为书中的错误道歉一样。这些都是古典时期的作家们常用的格式语言。而《阿莱克修斯纪》正是遵循他们确立的模式来写作的。安娜·科穆宁娜的著作基于非常仔细的调查工作，她研究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书信、官方文档、战争记录、家族史以及其他一些书面材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时至今日，“ 实证主义 ”试图还原真实历史的雄心壮志已经失败了，我们再也回不到不假思索相信文本真相的过去了。
与其去追寻所谓的真实，那么不如从反面寻找答案，于是《档案中的虚构》选择探查“虚构”。这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注重对“表象”建构的揭示与考察。无论是民族、阶级、君主形象或文本还是其它，旧的层层壁垒的已经被打破，新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确定、模糊和未知，但又充满魅力与生机。
我相信基于不同文体文本本身的叙事、符号、修辞仍有许多尚待挖掘，（起码在目前的中国）新文化史与文本细读，仍有光明的前景。我们能否运用“档案中的虚构”这一概念，去考察巴县档案、明清日记还有史书作者的自序等文本？答案显而易见。
例如我们是否可以将，历史家笔下有关本人的记载，与赦罪书中的辩护相比较呢。他们对于本人、祖先和亲朋好友的记载，是不是也有一套特有的叙述技巧呢。
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或“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过去常常苦于缺乏想象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符号学缺乏足够的敏感，还有许多人吧历史档案看做是一眼就可看穿的东西，不再费心去关注或根本不关注其中的修辞......像文化人类学家一样，文化史学家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已经证明了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固有的缺点。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