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妇女的世界:贝都因的故事》
看到这本书还没有豆瓣上的大书评,让我来站上巨人的肩膀,在此添砖加瓦。读了潘天舒在“复旦人类学”公众号上的推介,顺便整理中村沙绘老师“性别人类学”课程第五讲笔记。现在写了这篇书评才发现,我虽然坐在教室里听了课,但中村老师说的很多东西都没进脑子,光滑地流走了,基本没理解。用中文仔细读了、我用自己的话转述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好说是语言的问题还是理解或注意力的问题,只能说我现在有种很可惜的感觉,浪费了宝贵的听课时间。但本来很多东西就是得反复读、反复理解的。正如名和老师在亲属关系的导论课上说的一样,第一遍读经典,绝对是看不懂的,肯定要看很多遍。原来听课也是要听很多遍才能懂。不能强求一次性成功。
潘天舒老师写的译介推文标题为:【每周一书】《书写女性世界:贝都因的故事》,发布于2016年1月15日,推荐用的1993年初版。不过大家在豆瓣上标的大都为2008年新版。
以《纱遮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一书成名的人类学者莱拉·阿布—鲁尕德(Lila Abu-Lughod)在这部带有实验民族志色彩的作品中,力图以让贝都因妇女讲述自己生活世界的故事来反思和矫正传统田野研究的理论导向和方法路径。在女权主义洞见的导引下,莱拉·阿布—鲁尕德对当代人类学者如何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和代表第三世界女性这一充满政治性的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即:以反对“文化”的方式来书写女性的世界(writing against culture)。
不愧是潘老师,概括得很清楚。本书问题是:人类学者如何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和代表”第三世界女性?(虽然“体现和代表”这种表述本身可能存疑,不知道是不是莱拉自己就是这么写的,或者说当时的问题就是这么提的:你个学人类学的,能代表人家吗?)作者回答是:以反对“文化”的方式,来书写女性的世界(writing against culture)。和书名一样,谜底即谜面,但多加了一个“反对文化”这层批评含义。
不过这个人名翻译太难读了,第二个字尕读gǎ,非常用字,该不会是完全按照原文发音来的吧?感觉还是王玮祎译的“莉拉·阿布-卢戈德”作为中文看着顺眼。王玮祎译的书名标题是《遮蔽的情感:贝都因社会中的荣誉和诗歌》,感觉不如潘天舒的《纱遮情感》,具体简洁,不加“的”也完全能理解。而本书标题“Writing Women's Worlds”,中村老师缩略成www/WWW。但本书书名比起《书写女性世界》,不如采用王玮祎直译的《书写妇女的世界》 。female之类的说法对应女性,本书写的看起来是成年结婚女性,说妇女更准确吧。这里的“的”,加和不加就有区别了,还是加了好,读着通顺可理解,歧义更少。
虽然这个话题是如何“反思和矫正传统田野研究的理论导向和方法路径”,但和我对“田野调查”本身的关心是一致的。不如说,我之前只知道有田野调查这种研究方法和理论,但其实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形成过程中,不断有变动、遭受批评的。比如莱拉或许就可以说是田野方法的批评、塑造和引导者之一。如果我要写文献综述,就得写莱拉如何提出了批评。 中村老师的教案说的是「特定的なものの民族誌」(ethnographies of the particular),民族志不讲一般,而应讲特殊。
在本书的开篇,莱拉·阿布—鲁尕德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完成第一部田野作品(《纱遮的情感》)之后以干女儿身份重返贝都因社区的经历。与首次孤身一人进入田野不同的是,作者的同行者不仅有自己的父亲,还有丈夫,以及新嫁娘首次回娘家必带的贵重礼品(包括塞入奔驰车后座的一头肥羊)。此番故地重访使作者得以与自己的“拟亲属”(fictive kins)再叙温情,体验家庭生活中充满幽默和爱恨交加的氛围。作者亲眼目睹当地人正在经历的文化和经济方面惊人的变化。她决意以叙事民族志的方式来录写这一田野瞬间。
莱拉的第一部作品是《纱遮情感》,当时首次做了田野调查。然后这本《书写妇女的世界》是讲后续回去的故事,还是以“干女儿”身份,还是和亲友一起去的。有同班同学在做「疑似親族」(疑似亲属、准亲属、伪亲属)的研究,原来在莱拉的作品中就有提到这个概念了。像这种去完写完再去的做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应该属于必做清单。导师也经常念叨着要回加纳,可惜业务繁忙,没空回去。
虽然潘老师这里写得好像是“重返田野地”,但在我现在边写边看来,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回老家习俗,因为还带着父亲和丈夫,就像见对方家长,回另一个家,而不是什么单独或特殊的人类学研究规范。照这么说,重新思考同学用的概念,感觉确实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毕竟我也会叫我导师“爹”,也会回国回学校拜访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说法还挺有时代地域特色的),在哪儿都有这类“拟亲属”的情况。
在这种意义上,我以前对田野调查的一种偏见,也可以得到纠正了。我的偏见是:到一个陌生但完整的社会环境,就必然彻底融入当地环境,拥有当地人有的所有人际关系,包括不正当的、传统或称落后的,尤其是情人小妾一类。但这里莱拉分明是“干女儿”,给我一种被照顾、被托举的感觉,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单枪匹马、羊入虎口、给自己卖出去被剥削的情形。大概是拐卖的故事听多了。一定是这样。
如果说《纱遮情感》的写作在格式上基本满足了社会科学质性研究论文的话,那么这本旨在书写女性世界的作品则是刻意寻求一种新颖的民族志风格(1993:vii)。为了保持贝都因妇女故事及其相互对话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做了比较大胆的布局。她按照传统的人类学主题(父系、一夫多妻、父系平行表亲结婚和荣辱观)来建构书中完全由女性故事主导的五个章节。本书的序言按照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写成。书中田野资料的呈现则完全依赖故事讲述人本身的解释和对话。必须指出的是,莱拉·阿布—鲁尕德本人出色的剪裁质性材料和数据的专业能力,是本书紧凑性和顺畅性的保证。为了避免贝都因女性叙事被自己的权威专家声音所主宰,作者在本书故意不设结论,因为她希冀读者能自己发现、体味和感悟这些由当事人本身亲口诉说的故事本身所蕴涵的深刻意义(1993:viii)。
在《神圣的欢爱》里讲性羞耻时就引用到了荣辱观,但引用的是《纱遮情感》。中村老师指出,荣誉(honor)和羞耻、耻辱(shame)是莱拉·阿布-卢戈德关注的关键词,也是伊斯兰贝都因这个世界里很看重的价值观。她的描述是,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有强烈的羞耻感,要「慎(つつし)み深く【心をひきしめて軽はずみな言動をしない。遠慮がちで控えめである】振る舞う」。
我对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和传统一直不熟悉,这里提到“传统”的主题、写法,有点get到了。“本书故意不设结论”,但通过创新的写法提供了方法论。
但照导师(2025/1/21)的话来说,人类学的理论和写法是一样的东西。理论就是写法,写法就是理论。莱拉的创新写法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结论——民族志应该这么写才好,就是通过细致呈现本人讲述、让读者自己来体悟这些人和意义。不如说,认为民族志应该有一个类似于说教或下定论的理论,应该“设结论”,这种高高在上的想法本身,就是莱拉要批评的。
较之《纱遮情感》一书,《书写女性世界》更加在意收纳和展现特定语境中故事讲述人本身的声音。故事本身生动情节(如老妇回忆反抗包办婚姻)足以吸引人类学界之外的读者。当然,作者是否有必要过度反思和质疑所谓人类学的“民族志权威性”,则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原来伊斯兰妇女也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我真是被刻板印象囚住了,一想到那是一个“男权严重”的社会,就下意识感觉所有妇女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奴隶。但人家也有人家的反抗。很惭愧。
潘天舒在此称为“过度反思”,并说这是“仁者见仁”的问题,让我觉得很不爽。先不抠字眼说我向来觉得应该说“见仁见智”,单是给一个问题悬置成各有说法,仿佛怎么说都行,就显得很推卸责任。但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么写,要么是懒得写了,没时间展开话题了;要么保留个人意见,“单纯”“客观”推荐。但这么写不会是客观的,只会让人看得出来,他不赞同莱拉的说法,只是不想说得好像是吵架或批判。问题正在于,这种表面客观、实则批判、悬置权威正当性的写法,恰恰是很不女性主义的。更何况,他说的“民族志权威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继续补充中村老师课堂笔记。笔记里竟然写了个“大头鹰”,看来是豆瓣友邻提到的大头鹰和女权的连麦对线受益匪浅。在WWW序言里提到,人类学家有给一个社会制度一般化的倾向,给一种现象称为“制度”(insitutions),但莱拉拒绝这种一般化,更想强调描绘实际情况「実態」。这里让我联想到了大头鹰,毕竟当时确实引发了一系列我觉得很有价值的思考和讨论(春花姐的点评、我见富哥的体验、我们的无奈【远方的人和事的确可以“自生自灭”,但也会有人好奇,了解了也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后者太难论证了】)。
我在B站上搜到的就是一位女生带着对王慧玲描述国外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来找大头鹰连麦。小姑娘对跨国婚姻抱有期待,大头鹰则用自己见过的美国世面,讲国女外嫁遭洋人欺的相声来批评她。友邻的感想是,很多活跃于线上的女权主义者用的是“上野流或随机波动的阅读”书面化话语”“书本黑话”,而大头鹰用的是“市井流氓的口头表达”,讲国人不了解的美国生活经历,“打破信息差”(很像小红书破墙事件),女孩们无法“调动生动的日常体验来回击”。“在生活场景中,父权制、结构压迫、厌女”等“概念是如此无力/无效”,这对“容易陷在符号中”的人来说可以“自我反思”,这和上一段最后说的论证或许也是一致的。
@Κασσανδρα 提到了“官学下移”,称“指官方精心钻研的学术给传播出去,而刚好有民间学者学会了然后再生发出新的思想”。这个讨论和我一直以来想的官民之别有关系,但怎么考虑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尽管大头鹰见过的世面也没有那么多,“没有持续可看性,都是差不多的话术”,但所有人的个体经验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大。除非持续看书、补充话术库、故事库,像罗翔那样,能讲的东西多,相对更令人信服。我当时称“黑话”为“谁都能读到的书面信息”,这是我的偏见。书不是谁都能读到的,更何况民族志也是书。我当时还称女孩们“自己和周围人千篇一律的生活信息”,但在不看书的意义上,我的直觉是,日常生活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在表达是否足够生动、刻画细节,就像诺奖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相声是男性的艺术,吹牛皮是男性气质的体现,而充分表达是更显力量的行为,难道女性会被鼓励绘声绘色地讲述日常生活、被认可拥有同类力量吗?我表示怀疑。很多女孩的经历也非常值得描绘,但很少被描绘,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有友邻表示大头鹰有添油加醋、夸张表演的嫌疑,但我觉得用“跑火车”(生动描述各种故事细节)击溃“无力的概念”,就像人类学者写民族志,给远方现实送回家,用具体细节打破异域幻想,这是我觉得(学、做)人类学最有意思的地方。有友邻表示“越偏激越有流量”,但一方面他者的故事就是超出想象的,仅仅是描述一种自己想象之外的事情,和“偏激”很像,但和观点的偏激不是一码事;另一方面大家确实对想象之外的事情有好奇心,这是很自然的探索求知欲。光说“别再看”没用,因为“我(ta)想看”,看想看的东西,在流量市场就是能混饭吃的。“真信就惨”,但什么叫“真信”,什么叫“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