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孟琢： 论《说文解字》的训释优化
摘 要：《说文》训释源自对先秦两汉训诂传统的深刻继承，许慎全面吸收了汉代小学家、经学家的训释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许慎依据《说文》自身的性质对前代训释进行改造与优化。《说文》的训释优化包括训释优选、训释改造两个层面，它受到形义统一原则的制约，遵循词义训释的客观规律，符合训释体系的内在需要，并受到儒家经典中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通过不同优化机制的综合与协调，《说文》实现了对训诂传统的扬弃与改造，成为了中国训诂学史上的经典。
关键词：说文；词义训释；优化；形义统一；训释规律；经学传统
作者简介：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的相关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齐物论释疏证》等著作。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延伸阅读：孟琢丨统理群类：论《说文解字》的类聚思想
《说文解字》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对所收的九千多个字词进行了精审的训释，通过训释的类聚展现出体大思精、博综融贯的训释体系。训释优化是《说文》立训的重要环节，指在全面继承先秦两汉训诂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说文》自身的性质和词义训释的客观规律，对其加以改造、实现优化的过程。训释优化的实质是《说文》对前代训诂成果的吸收与扬弃。本文针对这一现象，旨在展现《说文》训释优化的客观事实，考察《说文》训释优化的机制，从而深入理解《说文》的训释规律与学术精神，准确把握《说文》在训诂学史上的价值。
一、《说文》对训诂传统的继承与优化
《说文》的训释优化建立在对训诂传统的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包括训诂专书、随文注释两种类型。前者以《尔雅》为代表，包括《方言》、《仓颉训纂》等小学著作；后者以《毛传》为代表，包括孔安国、郑众、贾逵、包咸等人的随文注释。
《说文》吸收了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专书中的训释成果。以《尔雅》为例，《说文》中明言征引《尔雅》者共28则，并大量吸收了《尔雅》中的词义训释和名物释义，包括直训、义界两种训释方式。如《释诂》：“咸，皆也。噊，危也。”《说文·口部》同。《释鸟》：“鶨，䳢老。鵅，鸟鸔。鶪，伯劳也。”《说文·鸟部》同。《释训》：“美女为媛。”《释亲》：“妇称夫之母曰姑。”《说文·女部》同。这三组训释皆首见于《尔雅》，前两组为直训，第三组为义界，皆为《说文》所继承。
与此同时，《说文》还吸收了以《毛传》为代表的随文释义中的训释成果。《说文叙》：“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1]足见许慎网罗众家、广收博取的学术气魄。《说文》之前的汉人经注多已亡佚，但从辑佚材料中看，《说文》全面继承了汉儒的注释成果。孔安国《书传》、《论语注》、毛亨《毛诗故训传》、郑众《周礼解诂》、贾逵《春秋左氏解诂》、《国语解诂》等著作皆与《说文》具有渊源关系。以《毛传》为例，它是唯一一部保存完整的、许慎之前的汉人诂经著作。《说文》大量吸收《毛传》训释，根据统计，《说文》引《毛诗》共433例，约有90则训释完全取自《毛传》，此外还有大量未引《毛诗》而实取自《毛传》者。例如：1、《王风·兔爰》：“尚寐无吪。”《传》：“吪，动也。”《说文·口部》引之，训释同。《小雅·无羊》：“九十其犉。”《传》：“黄牛黑唇曰犉。”《说文·牛部》引之，训释同。2、《邶风·谷风》：“中心有违。”《传》：“违，离也。”《说文·辵部》同。《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说文·言部》同。在前两组训释中，《说文》引《诗》并直接继承《毛传》；在后两组训释中，《说文》训释首见于《毛传》，虽未引《诗》，二者实具渊源。
在继承训释传统的同时，《说文》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改造。以《毛传》为例，在《说文》引《诗》中约有220则训释源自对《毛传》的改造，是《说文》直接继承《毛传》的两倍以上，可见《说文》对训释传统的改造力度。《说文》对前代训释的改造具有充分的理据性和规律性，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这种训释优化体现为两个层面：1、训释优选。根据《说文》的性质，在不同的训释中进行优选。2、训释改造。根据《说文》的性质，在不改变义项的基础上对训释进行改造。在训释优化的过程中，《说文》自身的性质是它的决定性因素。由于《说文》的性质具有综合性、丰富性的特点，它的训释优化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制约、体现为不同的类型。
二、形义统一原则与《说文》的训释优化
《说文》的性质是说解本义的“形书”，旨在通过汉字的形义体系来统摄先秦的文献词义，因此，形义统一是《说文》训释优化的基本原则。陆宗达先生指出，“许慎在说解中，对那些虽属习见常见但不能说明字形的字义，则在所不取。凡能解释字形的字义，虽然冷僻不常见，也在必取之例。……根据字形结构选择用以说解的意义，这是许慎说解诠释的原则，也是全书的基本体例。”[2]就训释手段而言，《说文》中的词义训释分为形训、声训、义训三大类；就训释方式而言，分为直训、义界两大类。在形义统一原则的制约下，《说文》中绝大部分义训、声训兼具形训的特点，成为了构意训释，这是《说文》训释的基本特点。与此同时，《说文》义界的大量产生也受到形义统一原则的影响。
在训释手段上，《说文》义训、声训的优选都受到了形义统一原则的制约，使它们具有了形训的特点；这一过程与《说文》部首构意体系是密不可分的。以义训为例，《攴部》：“赦，置也。”《网部》：“置，赦也。”赦有“赦免、舍弃”之义，多训为“舍”。如《尔雅·释诂》：“赦，舍也。”《三仓》：“赦，舍也。”“舍”兼具放置、弃去二义，赦训为“舍”为“弃去”之义。“置”与“舍”相近，兼具放置、弃去二义，《说文》训赦为“置”为“弃去、废置”之义。《说文》与《尔雅》、《三仓》同义异训，许慎之所以选择“置”为训释词，受到了构意体系的制约。“赦”与罪行、牢狱之义相关，置从网，《网部》构意亦与罪行、牢狱相关。《网部》：“罷，遣有辠也。从网能。”“詈，骂也。从网从言，网辠人。”皆为其证。“舍”的本义为房舍，与“罪行、牢狱”无涉。因此，《说文》以赦、置互训不仅是单纯的义训，也考虑到了形义统一的因素，兼具构意训释的特点。
《说文》声训的优选也受到了形义统一原则的制约。声训是用音近义通的词来进行训释，反映出古人对词与词之间的音义联系的认识。一般来说，声训与汉字构意无关，但《说文》声训的优选却受到了构意体系的影响。如《口部》：“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用声训来强调君主具有尊崇的地位。秦汉儒者通过声训来阐释儒家思想，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往往有不同的声训。《说文》在对这些声训进行优选时，兼顾形、义两方面因素。在训诂传统中，“君”除了训为“尊”之外，还有以下声训：
君，群也。——《荀子·王制》、《周书·谥法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白虎通·号》、《韩诗外传》、《孝经钩命决》
君，元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君，原也。——《荀子·君道》、《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君，权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君，温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春秋繁露》把这五种声训称为“五科”，它们体现出古人对君主的不同认识。“群”表示君主能够聚集民众；“元”表示君主为一国之本；“原”即“源”，表示君主是一国政教的来源；“权”表示君主能持一国之权柄；“温”本字作“𥁕”，“仁也”，表示君主当行仁政。《说文》训释与其皆不相同，源自构意体系的影响。君从尹、从口。从尹者，《又部》：“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握事”指执掌一国之权柄。尹为掌握政权的贵族，如楚之令尹、宋之大尹等。其造字即取象于手持权柄，与父同意。《又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君从口者，会发号施令之意。君、后同意。《后部》：“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二字中“口”皆为发号施令之意。根据《说文》的构意体系，君有“尊者发号施令”的构意，为一国之最尊贵者。因此，训君为尊不仅是声训，也是形义统一的构意训释。
在训释方式上，《说文》义界的大量产生受到了构意体系的内在影响。义界是用定义和描写的方式来表述词义的内容，从而把词与邻近词的意义区别开来，以表示词义特点的训释方法；典型的义界可以归纳为“义值差+主训词”的训释模式[3] 。在训诂学史上，义界在《尔雅》、《毛传》中已经出现，在《说文》中大量产生。根据统计，义界占据《说文》全部训释的40%以上。《说文》义界的产生与构意体系的制约密不可分，《说文》根据部首义类对前代训释——特别是直训——进行改造、优化，从而形成了丰富的义界训释。以《艸部》为例：
《说文》和《尔雅》、《毛传》之间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说文》对其进行改造，规律性地添加了一个“草”字。一方面，通过添加“草”字，《说文》将义训改造为形训，实现了训释的形义统一。另一方面，“草”是义值差，体现出词义的区别性特征。王宁先生指出，“如果我们把直训看作是只有主训词而隐去义值差的义界，那么便可能看出，直训旨在求其同，义界旨在别其异。”[4]《说文》将直训改造为义界，主要是通过添加义值差、为其补足区别性特征的方式而实现的。由于“形书”是《说文》的基本性质，我们认为，形义统一原则是《说文》义界批量产生的根本动力。
三、词义训释规律与《说文》的训释优化
《说文》不仅是一部“形书”，也是一部以解释、贮存词的语言意义为目的的纂集类训诂专书。因此，《说文》的训释优化在遵循形义统一原则的同时，还受到了训释规律的制约。具体而言，《说文》训释必须遵循词义训释的客观规律，符合训释体系的内在需要。
（一）词义训释的基本规律
词义训释和文意训释相对而言，前者针对词的语言意义，是对客观词义的表述；后者针对词的言语意义，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讲解词在语境中的具体内涵，疏通文章的思想内容。《说文》以词义训释为主，“古代的训释专书中，集合贮存型比较多，其中往往掺有文意训释，只有《说文解字》虽然包含字训，绝无混入文意训释之嫌。”[5]词义训释有两方面客观要求：1、训释的广义性。词义训释针对词的语言意义，语言意义是言语意义的集中、综合和不同程度的概括，训释必须概括地表示词义。因此，词义训释必须将文意训释中经验化、个体化的内容抽象出去，增加训释的广义度。2、训释的区别性。词义训释必须清晰、准确地体现词义的特征。对于脱离文献语境、处于贮存状态的词义而言，义界作为完全训释方式，其区别性优于直训，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述词义。《说文》的训释优化受到了这两方面训释规律的制约。
首先，《说文》训释针对词的语言意义，语言意义具有广义性的特点，故许慎在继承前人随文注释的基础上，将大量文意训释改造为词义训释。“文意注释转化为词义注释的关键是要把依附于具体环境的经验性内容——也就是在概括词义之外的个性化内容抽象出去。”[6]这在《说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口部》：“嘌，疾也。《诗》曰：匪车嘌兮。”《说文》所引为《桧风·匪风》之文。《传》：“嘌嘌，无节度也。”此为文意训释，《小序》：“国小政乱，忧及祸难。”“无节度”正与之相应。《说文》将其改造为词义训释，《诗》首章“匪车偈兮”，《传》：“偈偈，疾驱，非有道之车。”《说文》据此训“嘌”为“疾”。这一训释与《毛传》的文意训释相辅相成，《孔疏》：“上章言疾车，此言无节度，车之迟速当有鸾和之节；由疾，故无节。”[7]
其次，《说文》根据儒家经典的具体语境，将前人随文释义中的直训改造为义界，从而使释义更为具体、准确。在文献语境的补足下，随文释义中的直训并不影响传义效果。《说文》是典型的训诂纂集，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直训则具有区别度不足的弊端。因此《说文》往往约取文献中的文句为随文释义补足语境，将其优化为义界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说文》义界的大量产生不仅源自构意体系的影响，也是词义训释的客观规律的产物。如《广部》：“廞，陈舆服于庭也。”《周礼·春官·司服》：“廞衣服。”郑司农注：“廞，陈也。”又《天官·司裘》：“廞裘。”故书廞为淫。郑司农注：“淫裘，陈裘也。”“廞”训为“陈”首见于郑众《周礼解诂》，《说文》本之。在此基础上，《说文》根据《周礼》为随文释义的郑注补足语境，增加了训释的区别度。《天官·司裘》：“廞裘，饰皮车。”《春官·司服》：“廞衣服。”《夏官·圉人》：“廞马亦如之。”《春官·巾车》：“大丧，饰遣车，遂廞之。”皆谓大丧之时，陈设衣服、车马以备遣葬。有车马则必陈之于庭，故《说文》训为“陈舆服于庭”，使释义更为准确。
我们看到，在《说文》对前代训释的改造中，广义性和区别性相反相成，在二者的张力与协调中实现了训释的优化。词义训释的客观规律推动了义界的大量产生，义界自身的优化性又为词义训释提供了固定的模式，体现出训释内容和训释方式的辩证统一。
（二）训释体系的内在需要
《说文》训释具有严密的体系性。训释体系建立在训释类聚的基础上，通过类聚中的分类与区别展现个体训释在体系中的位置与特点。《说文》的训释优化符合训释体系的需要，受到了训释体系的整体制约。以《说文》对《尔雅》的改造为例，《释诂》：“惟、图、询、咨、诹、虑、谟、访，谋也。”在《尔雅》中，训“谋”之字还有“靖、漠、度、究、如、猷、肈、基”等，其构意与“谋划、谋虑”无关，故不取此义。上述八字皆用上位词训释为“谋”，无法准确地体现它们的词义特点。《说文》则根据文献用义和前人训释，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改造：
《言部》：谋，虑难为谋。
《口部》：咨，谋事曰咨。
《囗部》：图，画计难也。
《言部》：诹，聚谋也。
《言部》：访，泛谋也。
《言部》：谟，议谋也。
《思部》：虑，谋思也。
《心部》：惟，凡思也。
在儒家经典中已经出现了这组词的释义，《左传·襄公四年》：“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小雅·皇皇者华》：“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传》：“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诹，咨事之难易为谋，咨礼义所宜为度，亲戚之谋为询。”用《左传》之说。《说文》对《尔雅》的改造是从这一训释传统出发的，具体而言：1、“谋”是《尔雅》的训释词，也是《说文》的主训词，具有广义性。故《说文》取《左传》、《毛传》之说，训为“虑难”，泛指一事当前时的谋划。2、“咨”指“咨亲、咨礼、咨事、咨难”等多种行为，具有广义性。故《说文》不取《左传》“访善为咨”之说，而训为“谋事”，泛指谋划某一事务。3、“图”有“预先规划”的词义特点，《段注》：“先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历历可见，出于万全，而后行之也。故引伸之义谓绘画为图。”[8]《说文》训为“画计难”，“画”是“图”的词义特点，“计难”即“虑难曰谋”，“画计难”即“画谋也”。4、“诹”从取声，与聚、丛、最、埾等字同源。《文始》：“丛训聚，则聚为会，最为积，皆由丛孳乳。此二又孳乳为埾，积土也。为诹，聚谋也。”[9]其词义特点为“聚集”，故《说文》训为“聚谋”。5、“访”从方声，与旁、滂等字同源，《上部》：“旁，溥也。”《水部》：“滂，沛也。”其词义特点为“广泛”，故《说文》训为“泛谋”。《说文》对“诹、访”的训释是根据词源意义对《尔雅》进行改造。6、“谟”始见于《尚书》《大禹谟》、《皋陶谟》二篇，为君臣之对语，故《说文》训为“议谋”。《言部》：“议，语也。论难曰语。”7、《尔雅》训“虑”为“谋”，“虑”有谋划之义，如《小雅·雨无正》：“弗虑弗图。”郑笺：“虑、图，皆谋也。”但其常用义指人的思维活动，《荀子·大略》：“能思索谓之能虑。”《方言》：“虑，谋思也。”故《说文》取《方言》之训，将其与“念，常思也；怀，念思也；想，冀思也”相系联，纳入不同的训释体系。8、“惟”的常用义亦指人的思维活动，故《说文》训为“凡思”，与“虑”同例。
我们看到，《说文》根据文献用义和《毛传》、《方言》的训释传统，把《尔雅》直训系统地改造为义界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说文》的训释优化体现为对主训词的规整和对义值差的补充：通过同一主训词的类聚，《说文》形成了微观的训释体系；通过补充不同的义值差，在训释体系中凸显出被训释词的词义特点和近义词之间的语义差别。
四、儒家经学与《说文》的训释优化
就其性质而言，《说文》不仅是“形书”和纂集类训诂专书，也是一部经学专著。陆宗达先生指出，“与其说《说文解字》是一部最古的字典，不如说这部书是以字典形式出现的古文家说经的专著。”[10]因此，《说文》的训释优化在遵循形义统一、训释规律的同时，还受到了儒家经学传统的多重影响。《说文》训释具有鲜明的经学指向，体现出许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阐释。在《说文》训释优选的过程中，是否具有经学指向成为了重要的衡量标准。例如：
《心部》：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
《肉部》：肾，水藏也。
《肉部》：肺，金藏也。
《肉部》：脾，土藏也。
《肉部》：肝，木藏也。
两汉时期五脏和五行有两种对应模式。《五经异义》：“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文《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11]又扬雄《太玄》以木藏为脾，金藏为肝、火藏为肺、水藏为肾、土藏为心，同古文之说[12]。表解如下：
《说文》“心”下从古文《尚书》说，兼存今文，于肾、肺、脾、肝之下则专用今文，错乱无序。《一切经音义》两引《说文》作“肺，火藏也。”故《段注》据此理校：“按各本不完，当云火藏也，博士说以为金藏。下文脾下当云木藏也，博士说以为土藏。肝下当云金藏也，博士说以为木藏。乃与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说以为火藏一例。”[13]其说可从。今文经说是中医的基础理论，经历了数千年的诊疗检验，若依古文经说治病，则扞格不通。那么，许慎为何仍以古文为主呢？一方面，这与许慎古文经学的学派立场有关，一方面，他根据两种五行相配说与儒家经典的契合程度进行选择。今文经学就人体脏器的属性、功能立说，在五经正文中并无依据，是对中医理论的人文阐释。古文经学就脏器与祭祀的关系立说，与《月令》明确对应，是对《月令》的解经之作。相比之下，古文说的经学指向更为鲜明，故《说文》立训以古文为主，兼存今文。
《说文》的训释优化受到儒家经典中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本文从思想观念、史实制度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前者是经典承载的主观思想，后者是经典记录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说文》的训释优化受到了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如《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在训诂传统中，“天”有不同的声训方式。《白虎通·天地》：“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春秋说题辞》同。《释名》：“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春秋说题辞》：“天之为言颠也。”它们体现出古人对天的不同特点的认识，“镇”强调居高理下，“显”强调在上高显，“坦”强调坦然高远，“颠”强调位于顶点。《页部》：“颠，顶也。”“颠”为人体之顶点，“天”为宇宙万物之顶点。《说文》以“颠”训“天”，释为“至高无上”，阐明了二者共同的词义特点——位于顶点。这一训释在经典文献中具有坚实的依据。《中庸》：“峻极于天。”极有极至之义。《大雅·敬之》：“无曰高高在上。”《笺》：“无谓天高，又高在上，远人而不畏也。”《荀子·儒效》：“至高谓之天。”《淮南子·修务训》：“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由此可见，以“天”为宇宙万物之顶点是古人普遍的思想观念，为《说文》训释之所本。
一方面，《说文》的训释优化受到了儒家经典中的史实制度的影响。如《辵部》：“邍，高平之野，人所登。”邍为原之本字。在先秦两汉的训诂传统中，对它的训释主要分为两类：
“平”是原的本质特征，《公羊传·昭公元年》：“上平曰原。”故上述训释皆以平训原。《说文》训为“高平之野，人所登”，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制约。在《说文》训释体系中，高、平结合是固定的训释模式。《儿部》：“兀，高而上平也。”《阜部》：“陆，高平地。”《嵬部》：“嵬，高不平也。”《说文》采用《毛传》、《春秋说题辞》中的训释，受到了训释体系的制约。邍在《辵部》，其构意与“行走”有关，“人所登”与《辵部》构意相符，合乎形义统一的训释原则。除此之外，《说文》的训释优化还受到儒家经典中“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的史实的影响。宋永培先生指出，《说文》系统地反映了“尧遭洪水”的史实。在高土义系中，“高平之土”指山势高峻之土，是民众躲避洪水之处；在登进义系中，“前、进、登”具有紧密的递训关系，皆有“向上”的含义，反映出民众避水登山的行为[14]。由此可见，“邍”的训释优选与先民“登高避水”的历史经验密不可分。
五、结论
《说文》的训释优化是由《说文》的性质所决定的。《说文》既是说解本义的“形书”，又是解释、贮存词的语言意义的训诂纂集，还是古文家说经的专著。因此，《说文》的训释优化受到形义统一规律、词义训释规律、儒家经学传统三大要素的制约。三者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同舟共济，在不同机制的交叉和复现中进行调适、综合。这种多重机制之间的协调绝不等于自相矛盾、混乱不清，反之，它意味着《说文》训释优化的周延性、深刻性与丰富性。
就其性质而言，训释优化是训释与《说文》的学术理念的内在统一。通过优化，《说文》训释更符合《说文》的性质，更能够实现《说文》的训释目的。与此同时，训释优化更是《说文》对训诂传统的发展。通过优化，《说文》训释合乎词义训释的客观规律，更为清晰、准确。“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通过对训诂传统的继承与优化，《说文》揭示了汉字构意与汉语词义的整体关联，积累了丰富、准确的词义训释材料，探索了词义解释的最优形式，构建起严密的训释体系从而反映出汉语词义系统的整体面貌，沟通了文字、语言、文化三者的关系，成为了中国训诂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对后世字书的训释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6页。
[2]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3] 王宁：《训诂原理概说》，《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4] 王宁：《论词义训释》，《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5] 王宁：《论词义训释》，《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6] 王宁：《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
[7]《毛诗正义》卷六，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版，第265页。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9] 章太炎：《文始》，《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10] 陆宗达：《介绍许慎的<说文解字>》，《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11] 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皇清经解诸经总义类汇编》（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265页。
[12] 郑玄《驳异义》谓许慎误解《月令》：“《月令》祭四时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按：郑说不确。《太玄》作此，可见此为两汉古文家之成说，非许君误解《月令》。郑谓《月令》据“五脏上下之次”，焉有脾在肺上、肺在心上、心在肝上、肝在肾上之人乎？或谓古人无解剖技术，扁鹊知物、华佗沸散为臆说，故容有错谬，然第以腧穴次第言之，亦与郑说不合。
[1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14] 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