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道德主义者的精神危机

《法比安》是2019年我在哥廷根交换期间写的唯一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翻译，少了偷懒的机会，自己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后来去剧院后台参观，恰逢新剧《法比安》排练，也在现场看了演出，自觉真是有缘。把当时的文章放上来做个纪念吧。

《法比安——一个道德主义者的故事》是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的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小说的主角雅各布·法比安生活在德国柏林，是一个日耳曼学博士。他出入妓院、黑社会酒吧和艺术家工作室，目睹不同党派的残忍争斗，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人们的道德堕落。他是城市的观察者，有着学者应有的细致和认真，同时他也是社会的牺牲者，在精神逐渐崩溃下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法比安的精神危机首先表现在他面对每况愈下的社会时的麻木。作品标题指明法比安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是当他读过谋杀、爆炸、叛乱等等新闻以后，并没有表现得惊讶，只是将所有事件评论为“没什么特别的”。再者，虽然他自称是出于好奇才去体验妓院，但他后来仍然频频出入，不再觉得反感。

卡斯特纳在序言中将这种麻木比作是“如同流行性瘫痪病一般的心灵惯性”。这说明，法比安的这种精神状态并不罕见，它如同流行病一般，侵扰着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齐美尔则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将这个群体扩大到了一个大城市的层面。他表示，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非常容易引起人的精神紧张，这种紧张让人一直处在一种备受威胁的感觉中：“当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威胁。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作出反应，主要的而是理智，……因此，对那些现象的反应都被隐藏到最不敏感、与人的心灵深处距离最远的心理组织去了。”这些人在快节奏的生活种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不断更新的信息，所以很难再有多余精力对每一个新现象都毫无保留的付出感情，于是他们便用理智为自己筑起一道围墙，阻隔同外界的情感共鸣。沃尔夫拉姆·皮塔则在《魏玛共和国》一书中指出了魏玛的岌岌可危：“自成立以来，魏玛共和国就遭受着许多问题的冲击，就算是更为稳定的国家也会因为这些问题失去平衡。”连年的经济危机、动荡的政治态势成了道德堕落的温床，“稳定的政治在这个国家是一种奢侈品。少数有一点正常的、平静的几年，用一直手就数得过来。”

此外，法比安的精神危机表现在他的迷茫。一开始，他以为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可以无忧无虑，但像机器一样工作了几年以后，他开始渐渐否定这份工作的意义：“在这个疯狂的、石头房子一般的城市里，他在找寻什么呢？难道是写一些花哨的废话，让人们抽更多的香烟？”失去工作以后，他把爱情当作精神支柱和生活动力，却又被抛弃了他。随后他唯一信赖的朋友拉布德也自杀了。于是除了迷茫，他还开始疑惑：“那些他所期待的人道的、体面的正常人，真的值得期待吗？这尘世的天堂，无论是否可以到达，不是早在想象中就已经如同地狱一般了吗？高贵的黄金时代是否还能存在？这一切不是太傻了吗？”他的生活彻底失去了重心：“他，法比安，因为不够沉重，于是在宇宙中漂浮，继续生活着。”他出入不同的场所，结识新的人，了解到不同的思想，但是对于自己最终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却始终找不到一个答案。

马丁·林德纳在《危机中的生活》中论述了像法比安这样“随处漂浮的知识分子”：“左翼资产阶级的责任心很容易转变为一种幻想破灭的、忧郁的态度。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和社会立场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试图通过保持中立，从困境中创造出一种美德。”法比安不参加任何党派，没有自己的立场，只希望这个社会有朝一日能变得有道德。但是当他看到了这个城市里种种不道德的现场以后，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除了左翼资产阶级的特点，法比安的迷茫也能在他的求学经历中找到原因。当他参观从前的校舍时，对以前的老师说道：“我可以告诉您，除了牧师和教育者之外，人类并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指南针坏了，但在这里，在这所学校里，没有人注意到。您们坐着电梯，从低年级去高年级，您们需要什么指南针？”法比安在这里暗示，虽然学校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学校总是教给孩子们旧的东西。毕业以后，年轻一代无法适应新社会。它们就像破碎的罗盘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

法比安的精神危机还表现在他的行动能力上。法比安说道：“我注视着，等待着。我在等待道德的胜利，然后我就可以让自己发挥作用。但我就像一个无信仰者一样期待着奇迹。”作为一个“道德主义者”，法比安希望这个不道德的世界能够改变，但他不想参与到改变的过程中，而只想享受成果。他是旁观者、期待者，却不是行动者。

法比安所缺失的行动能力或许和他的战争经历有关。梅兰妮·梅伦贝格在她的研究中指出：“法比安属于悲惨的一代人，他们的青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陨落，并且因此受到战争事件和其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从求学开始，法比安就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日常的学习生活是“参加阅读服务，参加枪支游行，参加夜班游行，参加战争债券讲座”。成长的环境就像参军，“无论是学校，学员，医院还是教堂，在这个城市的周边，每栋建筑都是军营。”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法比安所有童年记忆自然都与服从有关。

亲自投身战争以后，服从变得更为必要：“我等待着，就像打仗那会儿，我们知道：又要开拔了。你还记得吗？我们应该到战争中去。我们写文章做听写，我们似乎在学习，但是我们完不完成都没关系。我们应该到战争中去。难道我们不就像坐在一个玻璃钟下，而别人慢慢地、不停地抽出里面空气吗？”法比安作为士兵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独立行动，只需要等待命令，参与到下一场战争中去。渐渐地，他失去了应对当下危机的动力。战争后，他也只好无助地等待永远不会实现的、充满道德的美好未来。

海因茨·普鲁斯在其研究中认为，如果社会制度能给法比安一席之地，保障他的工作，借此提供建立家庭的可能，法比安是很愿意摆脱这无所事事、毫无意义的生活中，并且行动起来的。但是，魏玛共和国连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大量失业。法比安在工作介绍所看到，那些来找工作的人和自己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得体，但是很久都等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便对这条出路也死了心。

作为主角，法比安的名字除了少数几处，始终只以姓氏出现。这种处理方式为阅读过程添加了一份距离感。只要把名字替换，法比安可以是当时社会的任何一个人。动荡的社会现状、大城市的精神刺激、知识分子的摇摆，以及战争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使无数个法比安经历着麻木、迷茫、没有动力的精神危机。当精神的大厦摇摇欲坠，法比安便也选择了放弃生命。法比安的溺死不仅是对这种精神危机的绝望，更是对引起危机的背后的社会现状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