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尚君谈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编者按：此处转载陈尚君教授短文两篇， 《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补述了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抗日战争时期编撰出版的辛酸。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的新内容》里，本书作者回应了读者的意见，补充了此书更多的细节，并指出校补了哪些新内容。
作者简介：陈尚君，1952年生于江苏南通，现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并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专治唐代文学与文献，主持修订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旧唐书》，著有《全唐诗补编》《唐五代诗全编》《唐诗求是》《我认识的唐朝诗人》等。
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第1623号第二版“书人茶话”版（2016年7月11日发行）
又到7月7日。七十九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四万万中国人的命运，数十所大学内迁写下中国教育史的奇迹。今人每谈西南联大，谈李庄的同济和史语所，都不胜唏嘘，由衷感佩。还可以指出战时的学术与出版，今人读《全宋词》，几乎都忽略了其初版地点是焚城前的长沙。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小故事。
业师朱东润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也以教授英文为主。1931年，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之请，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发现仅有的一种著作是陈钟凡所著，篇幅仅七万言，叙述重古轻近，评价也颇失衡，乃决意自编讲义。讲义开宗明义即要解决文学批评之原委、宗旨与分类，乃兼采中西先哲之说，既赞同英人高斯“对于文学或美术之创作，分析其特点及性质，公之于世，而其自身复成为一种独立之文学”的说法，又追溯自曹丕《典论论文》至清贤《四库提要》“远则究于天人之际，近则穷于言行之郛”的高论，梳理历代文献，务成一家之言。1932年在校内印出《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第一稿，分四十六章，至钱谦益止。次年出第二版，写至清季，前稿也有较多增订。此书主导观念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内容则全面梳理三千年批评文献以成编。
1936年后一年多，朱先生倾注全力，改写第三版，期成定本，到1937年秋冬间大致抵定，上半部排出校样，下半部部分交厂排印，最后完成部分则暂存行箧。这时战火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先生完成这学期课程，匆忙返乡，不久武汉沦陷，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先生于次年冬接到学校通知，带上完整的第二版讲义和第三版前半部校样，西行万里，抵达新校。有赋述西行见闻感慨，末云：“值风雨之飘摇，犹弦颂之不息；斯则诗书之渊泉，人伦之准式，至治待兹而裨赞，鸿文于斯而润色。”
这时郭绍虞、罗根泽的批评史陆续出版，虽皆未完成，但有新的格局，友人知朱先生有讲义，敦促尽快整理出版，但先生的困难则是，自己满意的第三次修订本，后半部留在武汉，且历经战火，无法期望还能收回。再三犹豫，最后采纳老友叶圣陶的建议，将第三版的前半部和第二版的后半部拼合，改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章培恒先生评此书，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框架的奠定”，二是“新颖文学观念的贯彻”。至于以文言行文，则与武汉大学旧学风气有关，能为旧派接受，也示新学者之旧学根柢。
1946年从重庆东归途中，先生在武汉停留三日，取回寄存的三箱书稿，估计其间有1937年修订稿的最后十八章，但当年交厂的部分，则已杳如黄鹤，再难追踪。十八章残稿，先生一直保存着，但后辗转多校，生计不定，再加山河鼎革，风气遽变，也无意再作重写。《大纲》1957年、1984年新版，皆维持旧貌，改动甚微。
前两年编次先师遗文为《朱东润文存》，又适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总想此书第三稿讲义下半部或还有存在天壤间之可能，多次托友人查询武汉大学档案，终告不存。虽遗憾，也终于能下决心就现存文本作局部的修复。经年余努力，大致完成。今年是朱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准备以此书新版以及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的出版，以为纪念。
新版《大纲》正编以1944年版为依据，最后十八章则据先生自存1937年修订本原稿。原稿内容皆为清代文学批评，于王士禛、吴乔、刘大櫆、沈德潜、袁枚、曾国藩诸家论述改动较大。《清初论词诸家》，原本述四家，残稿本增至八家。另新增郭麐、翁方纲、包世臣诸人的论述。《大纲》定稿时删弃之原讲义内容，凡具有学术参考价值者，皆节录加注于相关内容之下。遗失的修订文稿，则据先生自存四种讲义中的自批，稍作辑录，藉期保存遗说。至于先生历次讲义留下数量巨大的批注，内容一是补充文献，二是纠正愆失，三是提示讲授中的细节，还来不及整理，只能留待以后。
这样整理，是否合适，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先期披述，期待读者有以赐教，更希望得到意外的线索。
《大纲》校补本的新内容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第1642号第六版“书人茶话”（2016年11月28日发行）
《文汇读书周报》今年7月11日，发表拙文《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介绍朱东润师之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抗战特殊时期在重庆出版，定稿的后半因战事失落在武汉，只能以定稿之前半与1933年本《讲义》之后半拼合成书。定稿的后半有十八章战后取得，另二十五章则已失去。今年适为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乃根据先生自存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讲义，以及定稿残稿，重新整理为《大纲》校补本。恰值抗战纪念日，故先期介绍。刊出后，编辑转告读者意见，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也希望知道校补本有哪些新内容。此书定于近日出版，我也乐意在此再作些介绍。
朱先生讲授文学批评史，是接受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闻一多教授建议，1931年始授课，次年校内印出第一版讲义，题记讲到当时惟一的专书，即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肯定其“大体略具”，但也批评其繁略、简择、分类不能尽当，行文时，则陈书已有者不妨暂缺，全稿写到明末钱谦益止。1933年讲义即不考虑与陈书之交涉，将清一代二十多节全部写出，对前次讲义也有很大改写。1936年至1937年，又用一年多时间再度增改写定，无论文献的补充或是论述的准确，因有多年的教学实践，又有系列专题论文的发表，较前二稿有很大提高，增删亦多。定稿虽缺了二十五章，在前次讲义的批校中仍有痕迹可寻。我特别感到，一部现代学术名著的诞生，其前期必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反复推敲，恰好先生四次讲义的印本都有所保留，讲义各本都有先生讲授时留下批注，加上残存十八章定稿残页，可以整理出新本。新本除最后十八章改用定稿之正文外，对可以看到的历次修改痕迹，也尽可能地予以保留，对已佚定稿也作了勾稽考索。此书曾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批著作之一，近期古籍社举办六十周年庆典，《大纲》此时出新版，也是难得的纪念。
《大纲》有几章在讲义基础上几乎全部重写，我也将初稿保存。如首章为全书之总纲，初提英人高斯（Edmund Gosse）《英文百科全书》《文学评论之原理》之说，认为文学批评是“判定文学上或美术上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大纲》则更多强调民族文学特色，认为“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及“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所发之议论，“皆所谓文学批评也”，取径更宽，也更符合论述之实际。先秦批评，讲义最初仅一章，从季札观诗谈起，《大纲》分列两章，将季札删去，评价更精当完整，旧稿仍存，见修进之迹。
1937年定稿残本，这次是首度完整发表，修改幅度很大。其中新写部分有翁方纲、郭麐、包世臣等章。今人多称翁之诗论为肌理派，先生似乎是首次将翁拉入批评史研究对象的学者，仅附与王世祯后，认为“谓神韵之说，出于格调”，“言诗主肌理，自谓欲以救神韵之虚”，足成一家说。包世臣最有名的著作是论书画的《艺舟双楫》，先生则举其论文诸篇，赞誉其“斥离事与理而虚言道者之无当”，“通八家之藩而得其窾要”。此外，增补内容较多的部分，论诗则王士禛、吴乔、沈德潜、袁枚各章增补较多，如沈下增加讨论温柔敦厚为诗教一节，袁枚增写论性情一节，都很重要；论文则刘大櫆、曾国藩两章有较多增改，章学诚部分增加一节。刘下增气盛、音节两段，曾下增改尤多，如云：“姚、曾论文，同主阴阳刚柔之说。惜抱所得，于阴柔尤深。”曾“所得者于阳刚为近，故屡言好雄奇瓌玮之文，而所以求之于行气、造句、选字、分段落者，言之尤累累”。应是早年得闻唐文治先生授古文时所特别看重的见解。
新本保存了几本讲义中当年删弃或改写较多部分的内容。整章删去者有《王铚谢伋》一节，主要谈宋人的四六批评。四六指宋代的骈文，主要用于官方文件和人际应酬，古文占据主流后，渐为文学史所忽略，但其体式其实有许多变化，也有不少名篇。从朱先生遗稿看，是否在《大纲》保留此章，颇多犹豫。现在附存此节，足可参考。另外讲义曾以“苏辙张耒及惠洪”为一章，定稿时将苏辙、张耒两人附在苏轼后，将惠洪部分删去。近年学者关心宋代禅僧诗作及其诗论，先生特别注意到惠洪论诗“主明理”，所提“妙观逸想一语，别具会心”，“其言至可翫味”，都具特见。此外，各章节多少不等地删掉一些有关文学风会与文人为人之议论，估计是为保存文学批评的主线，将枝蔓内容削除。所删部分，也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与评论。如评价元初方回之为人：“其生值首鼠两端之时代，其人为自相矛盾之人物。故当蒙古南侵，开城降虏，而抗志古昔，自比渊明。流连杭郡，躭情声色，而伪附道学，动称文公。”颇鄙夷其为人，但又肯定他“论诗盖一极精微之人，持论往往细者入于无间”，并揭发其论诗诸多矛盾之说，甚具眼光。述元明南北曲演进大势，则云：“北曲盛行，始于金元，至明初而南曲复盛，是后二者争为雄长，而南曲之迈进，迄非北曲所能比拟。至于中叶以后，昆曲完成，而南曲独擅一时矣。元人杂剧率以四折为主，南曲演进有至数十折者，此其繁简不同也。元剧之中，方言俚语，往往迭出，迄于明人，虽一面推为行家，重其作品，而方言之势已渐衰，迄不能振，绮语文言，代之而兴，甚至宾白全用对偶，此则文质不同者又一也。论者或仅就文体一方，判别时代，而慨然于剧曲之渐漓，此言非也。文学作品，惟戏曲所受时代之影响为最大，诗文之作，虽不获见于当时，尚可取信于后世，故作者尝有以自负，不易为时代所左右。独戏曲之与观众，其关系至切，无表演即无戏曲，凡不能取悦于观众者，其作品即无有流传，故观于元明剧曲之变迁，而元明两代观众之情状，略可知矣。”对皎然《诗式》之评价，则云：“《诗式》文章宗旨一条，论谢灵运之诗得学佛之助，于诗家境界，颇有见地。其他之论，虽称述祖烈不无过誉，然熟读谢诗，自抒己见，过而存之可也。”对曹植文论之批评，亦颇一针见血：“或谓子建《与杨德祖书》，备述当时作者，茫无定评，此或语本泛泛，意非评论，遽加讥弹，宁能尽当。然植之论文，确有笼统之病……此种春荣清风，高山浮云，秋蓬春葩，洋洋皜皜之辞，托义若甚高，案之于实，不得其命意所在。后来文家撰述，多用此例，徒见辞采，无裨论断，皆曹植为之厉阶也。”也非通人不能有此认识。前后删改，当然有研究斟酌中见解的变化，也有评价分寸的把握，因其中皆不涉旧说之谬误，附而存之，足供今人参详。
在自存讲义中，还夹着当年授课时的几份考试题，我也接受出版社的建议，移作附录，藉见当年授课之实况，录一题于下：“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文章贵新之说也。元好问云：‘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若有不满于新者，何也？能折衷于其间耶？李德裕论文章，‘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果有是耶？所谓常新者又何指，试抒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