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

原文首发于《北京青年报》

16世纪，有位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了神秘的东方。传教之路充满了荆棘和挫折，他致死也没能实现夙愿。然而，他短暂的一生却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利玛窦，几个世纪后，另一位西方人史景迁以记忆形象为线索深入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创作了这部《利玛窦的宫殿》，翻开这本书，既能回顾利玛窦波澜壮阔的一生，也能看到东西方千年文化交流的宏大图景。

存储记忆的宫殿

记忆宫殿又被称为位置记忆法，它是一种在脑中构筑出虚拟空间或精神建筑，并将需要记忆的信息转化为图像储存于其中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利用空间位置和图像辅助扩展记忆上限，提高记忆效率，从而更多更快地将无数的概念容纳于脑中。

如今“记忆宫殿法”已广为流传，但鲜有人知这套方法最初是由利玛窦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时间足足可以追溯到1582年。它不仅是一套高效可靠的记忆方法，更是近代东西方交流最初的见证者。

利玛窦初来东方时，由于语言不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没能顺利开展传教工作，还受到了许多人的敌视。正是凭借着多年习得的记忆宫殿法，利玛窦仅花了12年时间就熟习了汉语。利玛窦惊人的记忆力也很快吸引了当时士绅阶层的注意力，明代的科举考试需要熟记大量经典，可以说记忆力是决定考生个人成败甚至整个家族兴衰的关键。利玛窦通过传授记忆宫殿法极大地拉近了和国人的距离，交到了中国朋友，为后续的传教打下了基础。

记忆宫殿不仅对利玛窦个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还间接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由于旅途艰险，利玛窦来到中国并未携带太多的书籍。他通过将脑内记忆宫殿存储的西方经典书籍直接复刻下来，完成了许多译作，帮助了徐光启等明代士人成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而记忆宫殿法本身承载的西方哲学思想与智慧也通过他的传授融入了明代的士绅阶层中。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是他一生回忆的宝贵结晶。斯人已逝，曾经存在于利氏脑海中的记忆宫殿已无从寻觅，然而他的著述中保留下来的记忆形象却成为了通向宫殿的路标。在本书中，史景迁以“武”、“要”、“利”、“好”，以及四副圣画像为线索串联起了利玛窦的人生，让我们有机会踏入他的宫殿之门。

险些遭到鞭打时的惶恐，被万历皇帝视为“回回”而得不到觐见机会的失落，进献钟表以换取容身之所时的窘迫，在韶州遭到无来由地攻击时的无奈。尽管这些只是利玛窦漫长回忆中的零散碎片，却承载着他的人生起落，岁月沉浮。若将视角略作切换，这些回忆碎片亦是对500年前的东方帝国的鲜活记录，不论是繁荣兴盛的市井江湖，还是望而生畏的宫廷庙堂。借由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的西方人的双眼，隐没于历史中的图景被栩栩如生地再现。

至死不渝的使命

十六世纪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远渡重洋去往异国他乡可谓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利玛窦在长达数年的航程中经历了疟疾，海盗，风暴，随时都冒着船只倾覆的风险。即使在安全抵达中国后，也难言高枕无忧。利玛窦在经过江西的途中遇到船难，虽然侥幸保住性命，同行的好友却葬身河底。可以说利玛窦的东方之旅时时刻刻被死亡二字所萦绕。

除了时刻高悬于头顶的达克莫里斯之刃外，利玛窦在这趟旅程中还经受了更多的考验。在韶州城时，利玛窦遭到侵入宅邸的一群恶徒围攻导致腿部受伤，在生命剩余的18年中只能跛脚而行。此外，受制于那个年代缓慢的通信，利玛窦的信件要花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抵达家乡，以至于当父母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利玛窦本人也早已去世。面对着死亡，还要付出健康，孤独，亲情等代价，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利玛窦继续下去呢？

利玛窦对于生命、死亡以及苦难的态度可以从他与友人的交流中侧面反映。徐光启是利玛窦在中国结交的最为重要的友人，他最大的担忧是儿子终将逝去。对此，利玛窦回答“不要觉得自己在失去，而应视为自己归还了”。人生一世终究只是过客，试图掌控一切是无谓的妄念。而在写给上司的信中，利玛窦提到“对于渴望前往东方的人要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献身，虔诚信仰主，并心甘情愿忍受苦难。”

利玛窦从立志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已抛开生死，他的眼中只有在中国传教的使命与对神明虔诚的信仰。使命赋予勇气，信仰战胜苦难。利玛窦没有过多的欲望和执念，对于死亡也抱有坦然的态度，能让他内心动摇的唯有使命无法在生前达成的恐惧。

然而命运嘲人，利玛窦的东方之行自始至终都没有积极的推进。每当他以为自己即将成功时，生活总会给他当头一棒。他所追逐的目标就像水中月，镜中花，虚无缥缈，触之即散。随着年岁渐长，利玛窦的脚步逐渐放慢，使命也似乎离完成越来越远。一股相当强烈的无力感袭来。

当利玛窦在一个春节走上街头时，万家灯火闪烁。中国百姓对待他传教的冷漠和对待节日的热情形成的反差，让他失落到了谷底。利玛窦意识到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自己所面对的是一道铜墙铁壁，恐怕到死也无法完成使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相信利玛窦也曾陷入彷徨迷惘。自己付出一切却终究一无所获，人生的意义何在，又将往何方？

耶稣会历史学家马菲伊的一番话曾带给他些许宽慰，“人类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与更长远的规划紧密相连”。或许一切事物在肇始都渺小微弱，不论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无法想象未来成就的宏大局面。利玛窦的人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在世时尝尽了辛酸无奈，然而后续的数百年间，他却影响了无数西方人来到东方，成为了一面伟大的旗帜。

横跨东西的桥梁

利玛窦所处的时代风起云涌，地理大发现正将原本被海洋割裂的东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海上商路被打通，东西方的商品交换日益活跃。然而，最初的接触带来的并不全是交流与进步，还有敌意与偏见。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开拓航路的同时也在展开殖民掠夺，印度和东南亚早已在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之下，而他们对于明朝的土地亦是虎视眈眈。

文化上的误解歧视和刻板印象更是不胜枚举。利玛窦曾因为携带十字架而险些遭到太监治罪，因为十字架被当时的国人认为是邪恶的象征。而利玛窦本人在没有来到中国之前，也在脑海中臆想出了一个完美无缺，容易传教的国家。他认为中国男人头饰精致，有喜欢拉扯头发的爱好，这些都是当时欧洲人对于中国人先入为主的想法。

利玛窦和其他西方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交流不仅停留在表面。利玛窦认为要开启文化交流，首先就要成为“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为此，他不仅学习汉语，连衣着打扮都开始像中国人靠拢。他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一开始他剃掉须发，穿上袈裟，化身中国僧侣，然而，他犯了以西方经验先入为主的错误。僧侣在明朝被认为是社会末流，并非和在西方一样受人尊敬。随后，他又换成儒生打扮，加入士大夫群体。

不论利玛窦这一系列操作的实际效果如何，他试图融入中国的举动本身就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他个人踏出的一步，更是东西方文明的千年坚冰裂开的第一条缝。他本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也越来越深，由一开始分不清儒家和普通宗教的肤浅认识到逐渐领悟了中华文明的千年内核。

利玛窦对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物质上，他携带了大量代表欧洲最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工艺品，如钟表，天象仪，地图等进献给明朝廷。在文化上，他翻译了大量的东西方经典作品，包括《几何原本》、《四书》等。此外，作为一个思想灵活，能够换位思考的人，他在传教过程中也对于基督教和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中国化、本土化改良，使其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例如，他特意强调了葬礼的体面性，与中华的孝道相联系。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包容的意义远大于行为本身。最后，他还对于中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地记录，不仅包括了西方人更关注的地形和军事情况，亦有大量民俗与文化。例如，利玛窦曾经和当时的首府叶向高学习过围棋，经过他的著作介绍，西方甚至短暂地掀起了一股围棋热。

人是复杂多面的，利玛窦也无法彻底摆脱时代局限性和个人的立场。利玛窦也或多或少对中国存在偏见，但他超越时代的一面更值得被大家铭记。在他生前，马可波罗曾经在中国留下过足迹，而在他身后，无数的西方传教士依托于他所立下的准则来到东方交流。他是百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是漫长历史中耀眼的一颗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