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神鬼人兽的南洋史:柔佛古庙、飞头传说与族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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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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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南洋?是马华文学里潮湿、繁复、家国与族群持续变化的森林和岛屿,或是远溯至下西洋时代,随船官员笔记中记载的飞头与虎怪传说之地。历史书写无法被浓雾遮掩,新的南洋史在墓碑、游神与抗争中缓缓走来。脱胎于潮汕民俗,政府与华人社群如何在互动中建构了新山游神的新秩序?解剖一场社会事件,边佳兰的乡间华人社会为何充满特殊?抗日、火灾和暴动,三个民族患难与共的一夜,种族冲突怎样终结一个时代?请听本期嘉宾莫家浩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
内容节选
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
南洋华人移民的地域来源与分布谱系
程衍樑
你说到你的祖父二三十年代下南洋的时候,首先去到的是槟城,可能对于内地的这些读者,尤其是历史爱好者来说,槟城的名字和中国近代史的牵连更多,像郁达夫、孙中山,包括辜鸿铭就出生在槟城。新山在马来半岛最南端,紧邻着新加坡,也是柔佛州的首府。你刚提到有很多潮汕人会去到新山,但在20世纪之后又被冲淡了,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以新山为代表的这些马来西亚城市,它的华人移民来源吗?我也听说过在南洋的华人群体会明显分成几种谱系,有从海南过去的,也有从广府这边过去的,也有从潮汕、从闽南过去的。
莫家浩
这涉及到了做新马华人研究,东南亚甚至华人移民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华人到底是什么籍贯?是什么方言群?这是很容易回答,同时也很难答好的一个问题。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南来是在19世纪,但其实更早以前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华商或是一些亡命之徒,现在讲可能就是一群忠肝义胆、反清复明的先驱,他们来到了南洋。这批人主要有两批,一批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客家人,这一群人就在西加里曼丹,这一边就轰轰烈烈地有一个兰芳共和国。西加里曼丹有一部分就是今天的东马,在婆罗洲之上。
另外一边,马来半岛目前有迹可循的是,马六甲有早期大量的福建华商很早就来到这个地方,至少17世纪就有他们的踪迹,甚至推到16世纪也无不可。这些就是福建人,早期南来之后就和本地人通婚,形成了我们所谓马六甲的“娘惹峇峇”社群。
19世纪之后,随着华工出洋的禁令被解除之后,就越来越多元,当然主要还是来自华南地区的移民。我们看到,比方你今天来到马来西亚,你可以发现为什么吉隆坡好像大家都会说广东话,都会说粤语,因为那个地区具有比较强的广东方言群,就在那个区域。即便你今天遇到的可能是一个祖籍福建,或者祖籍广东山区的人,可是在这个地方,广府话是一个强势的文化语言,就意味着有一群广府白话区的移民,在19世纪之后来到了马来半岛,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社群。
回过来说柔佛的情况,其实要把新山放在更大的一个范畴,就是今天的柔佛州。到100多年前,更准确应该要叫它柔佛王国。这个柔佛王国的移民特征跟别人不一样,我是说华人移民特征,因为19世纪,就如我刚才所说,最早重要的一批移民就是一群潮州人。这些潮州人很有可能是从新加坡移入柔佛的,然后从事农业种植,这样就构成了柔佛的底色。柔佛的底色也汇聚在新山,作为柔佛的首府,也有浓厚的潮汕文化色彩。
但到了1950、60年代以后,人口流动变得更加频繁,加上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华语作为母语教育的普及,实际上方言群的隔阂越来越淡薄,连带也导致有浓厚方言籍贯特色的文化也越来越淡薄。所谓不同籍贯,其实今天在马来西亚,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就像活化石一样,在日常生活的感觉是越来越薄弱的。必须再强调新山是一个口岸城市,是新加坡对面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受到新加坡的影响很深,新加坡的方言已经差不多都消失了,同样影响到新山也差不多都消失了。所以如果古庙游神,大概我们能看到一些潮汕游神文化的影子,但其实也仅此而已,它本身已经被赋予更多别的意义在里面,变成了一个跨族群、跨文化的“人神嘉年华”。
飞头传说背后的马来半岛“猎巫”叙事
程衍樑
你在书里面提到了很多明清以来,也就是中国从 14 世纪以来,对于马六甲海峡附近的一些记载,很多也是类似于传奇、笔记、小说式的一些记载,尤其你提到的那位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他留下的文字记录,其实里面有很多涉及到马来半岛的怪谈,而且很多怪谈在你的研究里面也把它一一给我们记录下来,然后一个非常离奇的怪谈怎么传播到中文世界去。我觉得第四章,神鬼人兽这一章的很多故事完全就是应合了你的整本书的主题,就是一种臆造的南洋,尤其里面还有一个名字特别邪门的占城尸头蛮,还有一个虎人入世的故事,给我们来讲一讲吧。
莫家浩
占城尸头蛮,这个确实听了都感觉不舒服,其实当我在写这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当然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其实不是我要去讲刚才所说的这个南洋如何被臆造,然后这个怎么催生那么多鬼神形象。其实回到根本,是我喜欢,我从小就是既怕听鬼故事,又爱听鬼故事,然后求学的过程之中,每个人听说你来自马来西亚,每个人就说你们那边很厉害的,很凶很邪门,那我就被标签了。
所以这个推动我更想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也受我的老师的影响,因为我老师也很鼓励我应该要去多做这样的,就怎么去理解传说、这些听起来很邪门的故事?它到底是怎么反映了社会史、文化史的某一方面?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当我看到马欢的这个笔记里面有这么多这些故事,我真的很难不把它写出来。
当然在写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有我自己臆想的成分,因为毕竟这只是片面的东西,但是你又发现其实它跟别的史料和材料做比较的时候,好像是有一定的可比较性的。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占城尸头蛮,指的就是这个人它的头是会飞出去的,只是在什么情况下飞,是睡着了飞?清醒的时候飞?飞出去干嘛?飞出去吃东西?还是飞出去吃虫子和吸血?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记载在晋朝的这个《搜神记》里面就已经有了,但是这个不特别,特别的是明代的马欢记载的时候,他说占城有尸头,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一带,他说这个马来半岛也有,而且他跟占头的很像,那就妙了。
那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中国史书可能早至近代,甚至有的说法是汉代,就有头会飞出来的怪异现象、特异人士,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够在东南亚也找到类似的案例呢?然后像这样的故事在明朝也并没有停止。其实即便到了19世纪的时候,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自己的自传小说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事情,而且他写法是很妙的,他说我一点都不相信,只是我的主顾,一个英国人就一直叫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画出来给他看,我就只好写出来,画出来给他看,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是他知道他很熟悉,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所以 19 世纪的时候,这是一个像常识一样的东西,是一个英国人都想要知道,你们这个一直在讲的东西,到底是长什么样?
甚至我们应该说,直到今天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人都相信有一些人的头就会飞出去,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在东马有一个朋友,他是真的很认真地跟我说要小心这个事情,那你说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和想象,它怎么能够跨越千年呢?然后怎么能够跨越地域呢?大家为什么都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尸头蛮的问题,当然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我最后留下了一个我自己的猜想。就是你发现这些尸头越往后期,到了19、 20世纪的时候,它往往都跟女性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尸头蛮都是女性,那这一点会不会是社会对于女性的一种看法或是某种歧视导致的呢?因为如果你今天去理解这个尸头的故事的时候,这个女性往往就是修炼邪术的女性,然后她会去摄取孕妇,所以其实都涉及到了女性对女性的这种祸害。
女人是不洁的,女人是危险的,那这样子的故事,虽然我们可能在马欢的时代它并没有这样明显的一个特征,但是其实它18、19世纪以后越来越明确是在讲这个东西,可能是跟女性有关的。
屠杀记忆:民族主义童话与历史书写者的自省
程衍樑
最后一章的内容,我觉得中国内地的读者可能会相对来说更熟悉一些,尤其它的历史背景,太平洋战争,包括战后的紧急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马来西亚本身历史有关系的“五一三族群冲突”,都是当时对马来华人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而且在一些马华文学中也有所体现。从你的研究中来看,马来西亚华人亲历的这种历史记忆是怎么塑造他们的族群认同,或者传说叙事的?
莫家浩
其实在处理最后一章的时候,某个程度上也是在延续第四章的内容,如果我们理解过去,会有对南洋各种各样的想象,不同人有不同的想象。这一套想象如果来到了现代,是不是还继续在发挥作用,只是主体换了而已?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对马来西亚华人怎么想象自己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个故事我在书里面就有写到,看起来只是一个旁枝末节的故事,就是年兽的传说。年兽传说我看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概也是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开始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它更早的原型说要放鞭炮可能跟山魈的故事有关,重点就可能是在19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上海开始有一个故事传出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挂了一幅年画,年画是紫薇高照,里面刚好有一只神兽,就有老人家说这个神兽就是年兽。
这个故事在中国怎么发展我不知道,但这一套故事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得到充分发展的。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我最早能找到的关于年兽的概念开始在报章上刊载,刊载的过程里又不停地在把年兽(发展)。所谓的过年关是什么?就是过了年兽这一关。团圆饭吃年夜饭是什么?为了抵御年兽,我们要聚在一起吃饭。把所有跟过年有关的元素都往年兽身上,这个想象出来的妖怪身上靠,这个东西其实对新马影响很深。
我从小就被灌输这个故事,从小就觉得这故事很奇怪,为什么年兽含载了那么多负面的元素?直到我后来认真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个故事其实是那么晚才开始传到东南亚,尤其是新马一带的。因为最后一章主要谈记忆跟遗忘的过程,你会发现这种民间传说或者童话故事,甚至可以说它拥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童话故事,其实对新马的影响是稍微滞后的,但它影响是很漫长的,甚至成为了我们这边认为的“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看法,我觉得从民族主义这一点来出发,柔佛古庙游神其实也受到它很多影响。但柔佛古庙游神到底有没有停办过这个问题,其实关键涉及的就是30年代怎么应对抗日救亡的思潮。
作为华侨领袖领导机关的华侨公所,它是很希望能够声援祖国抗日的。根据报章报道,老百姓还是觉得祈求老爷保佑比较重要,所以这两边又有一个张力。当然日据时期悲惨的屠杀记忆是很常见的,我的书里也谈到了这一块。其实谈到这一块也是很偶然的,书里面提到有一个纪念碑,那个纪念碑的文字写得非常生动,写“日本蝗军屠杀殉难者总墓”。这个碑出现在距离我自己所住的地方不远,有一处义山,后来就被铲了,被再开发了。在开发前夕,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有这口碑,所以我就去请相关单位,跟他们说能不能保留下来,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也是为了把重要性讲出来,特地写了这一篇文章。但这个碑当他们意识到要保留的时候,实际上就产生了很多别的故事,就说其实这个地方不止有一个,这个屠杀坑前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坑是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但问题这些故事当他被说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被印证的,因为那时候推土已经推到一半了。
所以当我用“屠杀记忆”这个篇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要一语双关的。一方面这是关于日军屠杀的记忆,但另一方面又是谁在屠杀“记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些故事好好记录跟传承下来。结果到最后我意外收获了一个很重要的反馈,这一篇简报被日本的学者看到,去请求马来西亚的朋友把这个简报剪下来翻译,然后在日本的一个关于二战日军屠杀的一个汇报会上面就讲,我们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碑我们之前没有看到,就把这个东西翻译了,讲出来。结果你没有想到,可能在当下最想把这个历史保留下来的人是日本人。
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书写这样科普性专栏文章的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反馈。而且这种反馈本身实际上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应该被记忆,什么东西应该被遗忘。这个筛选是一定会发生的,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书写者,你要怎么去处理它?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东西不该写?我会不会也成为了屠杀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历史不一定是最后能够找到答案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可能更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