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需要指出的是，阻碍民主实现的各种因素构成极为复杂，我们很难完全揭示以及精准阐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作出归纳，其决定因素有以下三个：（1）人的天性；（2）政治斗争的性质；（3）组织属性。笔者的核心观点是“民主会导致寡头政治，因其本身包含某种寡头政治的因素”。 普选对保守主义候选人的外在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以至于当具有相同政见的两位候选人在同一选区相遇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左转，突出自己对所谓的民主原则的捍卫，以表现出与竞争对手的不同。 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经常以民主的姿态示人，而民主制则接受了一些贵族制的元素，即披着民主外衣的贵族制和吸纳贵族制元素的民主制。 在任何历史阶段，政治领域都存在一种“父系本能”（der väterliche Instinkt）的强大力量，以保证政治遗产的获取与继承。 在大众中，个人被淹没，个体个性与责任意识也随之荡然无存。 长此以往，原本大众具有的作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具有的。过去只是大众意志执行者的领导者，脱离了大众的束缚，成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独立个体。 就此而言，可以说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和官僚化是由于其实际的技术型需求而导致的，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的结果。 从政治意义上讲，现代政党是一个战斗性组织，因此它必须适应相应的战术规则，这门学问的核心是政治敏锐度。 在政党的日常活动中，只有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专制主义（Cäsarismus）才能保证命令快速传递且准确执行。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Van Kol）曾公开讲道，斗争过后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在斗争中，社会主义领导人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以及足够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意志。专制有时候是必要的，自由必须服从采取迅速行动的需要。这就让大众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逐渐演变为民主最高的道德之一。 在整个政治生活领域，除了几个基本问题之外，大众在决策与检验决策方面的无能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无能构成了领导人权力的坚实基础，也为领导人提供了政治实践上的合理性与道义上的合法性。 这一过程验证了歌德阐明的一个古老的真理，他借助靡菲斯特[插图]（Mephistopheles）之口说道，“人总是被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控制”。 海涅甚至将普鲁士国家形态作为反面教材，在他看来，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化、一元化统治型国家。他认为，尽管这种体制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但它几乎无法产生真正的人才，甚至无法容忍人才。 即使在最近几年，较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一般也出身资产阶级，而出身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则少之又少。 尽管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人士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斗争运动，但依然会在经济层面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永恒的斗争只是历史教科书的杜撰，现实只不过是维护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与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生少数派之间的斗争，后者试图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或者试图推翻旧有的统治取而代之。 在此之前，我们再次简要总结民主政党出现寡头化的根源：除了领导人倾向于组织并形成利益集团、大众普遍存在的消极性以及对领导人的感激之情之外，民主政党寡头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领导人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