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人是理论的动物，当一种理论产生后，往往会被人用以观察与解释其周遭的环境。《传统的发明》一书被带入汉语世界后，留给了中国的读者更多的自我反思空间，其视角亦被人用以释读现代中国的历史图景——那些早已被我辈习以为常冠以“传统”的事物，是否亦可作如是观？ 譬如当我们再度讨论“炎黄子孙”的概念流变时，我们是否还沉溺在某种程度的自我神话中难以自拔？台湾学者沈松侨在其《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与《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两篇论文中，细致考订了“民族”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中落地生根的。诸方势力围绕着国族建构的话语阵地口诛笔伐，革命党推崇的“黄帝纪年”与改良派标榜的“孔子纪年”相互抵牾。当今被国民“寻根问祖”所传颂的诸多传统英雄人物，究其起源不过是当时政治争斗所搬出来的历史符号。 结合当前民族复兴背景下的“传统热”与“国学热”，北京大学戴锦华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其认为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当代的国人开始追问“我们当下强盛的缘由在哪里”，于是我们亦“非理性”地将视野投入到过往的历史中，自知或者不自知地重拾前现代的历史文化进入到我们的自我指认，在过去的历史资源中找寻民族富强的文化解释，这何尝不是一种“发明传统”呢？问题是，伴随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权势转移”，前现代的历史体认我们已然丧失，当我们再度召唤传统，其“传统”的内核已然流逝，所浮现的不过是包裹着传统外衣的现代产品。不遑多论，诸君只需些许留意周遭物什便可领会——近年新修的仿古旅游城中林立的“汉服打卡”、游人如梭趋之若鹜的“非遗旅游”、销量屡创新高的“古法手工绿色产品”......浸润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传统”符号比比皆是。 对于当下中国“传统的发明”，批判或是溢美，赞扬抑或贬低，背后的价值评判见仁见智。笔者无意也无能对其当代的“传统实践”做一价值导向性的评价，毕竟在《传统的发明》中，诸多文贤的笔墨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诚然，被各方势力争相竞逐的“传统”再造足以令考据者们蹙眉，但老夫子式的“抱残守缺”也注定了传统复古会走向失败。对“历史”的曲解本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理解背后的时代共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发明并不是一个彻底覆写的过程，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去创造人类文化的新形态未尝不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发明，作为历史主体的我们在这其中亦可有所更张。西洋的圣诞节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中亦生发出所谓“平安夜吃苹果”的中国特色，甚至反推到圣诞节的“母国”蔚然大兴，这不正是最好的“传统”再造么？ 这或许足以使我们自省，亦然从另一个角度再度昭示历史学与读书人在当代的价值。历史学人的使命并不是简单在“解剖神话”中恪守所谓的“求真尺度”以标榜自夸，而是在追溯还原其本身后，对其背后“缘何塑造”的力量进行再阶追问，并试图在这孤独的探索之旅中，以求触碰人类社会中真正勾连“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价值力量。窃以为，这正是《传统的发明》所带给众多读者真正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