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向左，现实在右

二〇一二年，我即将离开大学校园。大学期间沉溺于写作的我，其并没有准备好走入社会——既没有过硬的成绩与履历，亦没有可行的职业规划，脑海中只有一团浓雾似的茫然。开春时，学校已停课，鼓励学生到企业里实习。那时，我恰好有批写作的朋友在北京谋求发展。于是，在老家过完年后，我便乘着绿皮火车北上，准备找家与图书或文学相关的实习工作。到达北京后，我住在朋友的“家”——与另一不那么熟悉的朋友合租的地下室。狭长曲折的的楼梯、迷宫般的通道，白到晃眼的灯光、时常没有热水的洗澡间、时而路过的沉默的年轻人，成为我对地下室最深的记忆。我在朋友家里住了十来天，除了外出面试与吃饭，几乎都是在地下室里度过。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几乎感知不到白天与黑夜。

这些渐行渐远的记忆，在我阅读林树京的短篇小说集《装脏》时，被重新唤醒了。尽管我日后并没有到北京谋求发展，但多少能对年轻人“北漂”初期的心酸与艰辛感同身受。之所以说是“初期”，是因为林树京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大多是世俗人眼中的成功者了。如成为喜剧明星的郝幽默、经营着影视公司的林北树（即叙述者“我”）、远离名利场是非的宋飞仙、在北京买了房的许阳、富二代追梦少女庄辰辰……除许阳之外，他们都游走在娱乐圈与电影圈之中。每个人看似光鲜亮丽，却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表演着、谄媚着，而面具之中的灵魂却在痛苦地挣扎着、嚎叫着。一方面，他们厌恶名利场的恶臭，另一方面却其虚华所深深吸引，无法摆脱。

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当属喜剧明星郝幽默。在同名小说《装脏》中，已经成为喜剧明星的郝幽默，携同“我”一同回到逃离已久的家乡，希冀找到某些遗弃的、失落的存在。郝幽默从一文不值的穷小子到日赚斗金的喜剧大咖，用了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里，他固然获得良多——声名、财富——然而娱乐圈的残酷竞争与世态炎凉，亦让他深感迷失。郝幽默回乡的契机，是“接连三部戏票房惨败”，是“能不能别搞笑了”，进而试图在家乡寻找治愈内心与重新振作的力量。

故乡是天然的治愈场所。从词源上来说，“乡愁”（nostalgia）是离乡旅人在他乡怀念故乡时产生浓烈的、痛苦的思绪。人们乐于相信家乡的人、家乡的食物，能抚慰旅人疲惫的心灵。郝幽默的家乡——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与喧嚣都市相比，它显得极为宁静——算得上是桃花源了。在村庄中，没有人将郝幽默看作是大明星，“我”与郝幽默之间关于公司股权的分歧，亦暂时搁浅。两人在这座遗世独立的小村庄度过相对平静的时光。

然而，始终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郝幽默几乎不记得回乡的路。与之相应的，村民亦无人知晓眼前的大明星曾是在村庄生活过的少年。其中原因，自然可以解释为郝幽默早早离开了家乡。他的模样发生了变化，旧日的村庄亦不复存在。换言之，这趟治愈之旅注定会是失效的。

事实正是如此，在决定离开家乡那一刻，郝幽默将钥匙放置在佛像的装脏里，“我以为这样钥匙就永不会丢了，钥匙不丢，我就能随时回来”。当他抠出佛像装脏里的钥匙时，它俨然是“原本应该是一把银白的钥匙吧，如今蒙上了一层灰绿色的霉菌”。显而易见，钥匙虽在，但已无法开启家门了。郝幽默的归乡之旅，找回初心之旅，就此戛然而止。在《手中之海》中，郝幽默继续游走于娱乐圈。他为了拉电影投资，放弃尊严，学狗叫来取悦富豪赵东虎。

再比如许阳，初到北京时，他与“我”一起蜗居在地下室中。曾是一名天资卓越的跳水少年的他，前途光明，入选省队的机会近在咫尺，征战奥运会的前景即在眼前。可目睹好友兼竞争对手的父亲跟选拔人员会面后，他愤怒之余，毅然离开跳水队，来到北京打拼。此后，好友成为赛场上闪闪发光的体育健将，给家庭与父母带去无限的荣耀。而蜗居在北京地下室的许阳，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试图用彩票来翻盘人生。对于父亲殷切的期待，他只能用谎言来应付。

谎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当身患绝症的父亲不远千里来到北京，目睹儿子的生活境况——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失望与绝望，油然而生。寄予厚望的儿子，连一笔医疗费都拿不出。在父亲的病症面前，绝望之余，许阳出卖了尊严与身体，从富婆手中拿到一笔钱。自此，许阳的理想与追求都消失了，许阳的人生跳水一般下坠了。他毫无生气地活着，只等待生命的结束。三线演员宋飞仙的命运亦是如此，她能拿到众多资源，原因并非是演技了得，而是成为影视公司老板的情人。最终，她无法承受娱乐圈的藏污纳垢，以“社会性死亡”的方式，远离北京。

林北树的命运，亦好不到哪里去，虽有成为文艺片导演的理想，但想要实现却也遥遥无期。在许多时刻，我们能感受到林北树的虚弱、无力与矛盾。比如，在《装脏》中，林北树断然拒绝郝幽默索要许阳所持有的股份，其原因是许阳对林北树、对公司、对林北树有着意义重大的恩情。可我们正准备为林北树的道义感动时，他却早已换上另一副精明与算计的面孔。在《坠落》中，林北树果断选择与许阳决裂，拿回公司股份；在《空游》中，当我们正在为林北树对宋飞仙的深情所触动时，他却无视挽留，决然离开宋飞仙的隐居之地，回到北京。林树京内心与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是如此激烈——灵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拉扯，终于将自己的面孔变得模糊了，终于无法安放自己了。

奥斯卡·王尔德认为最高层次的批评的本质，乃是对自我灵魂的记录。原因为何？“它比历史更精彩，因为它只牵涉自己。它比哲学更可喜，因为它的主题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含糊。它是自传的唯一文明形式，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事件，而是个人生活的思想；不是生活中行为或环境的有形条件，而是心灵的精神气氛和想象激情。”（《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事实上，不光是批评，任何写作所要抵达的境界，都可以说是“对自我灵魂的记录”。写作者只有真挚地、坦诚地探索与剖析自我的灵魂，其文字才会有穿透时间的力量。《装脏》中的人物与故事，显然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林北树与林树京仅有一字之差）。可以说，人物内心深处的种种挣扎与撕裂，乃是作家灵魂与精神的自况。他试图弥合灵魂的裂缝，来安放自己。他尝试了众多方法——回到故乡，试图在家乡获得重生的力量；试图远离喧嚣人世，隐居在山野；试图寻求纯粹的爱情，等等——皆无果而终。从这点来看，《装脏》固然有大量关于北漂生活的细节，但我们不能狭隘地将它视为纯粹的关于“北漂往事”的书写。林树京所要剖析与回答的问题，更为普遍：在人的一生中，我们应该选择月亮，还是选择六便士？或者说，当理想与现实冲突时，我们该何去何从？许多时候，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有选择的能力，事实上我们面临的局面往往会是“理想在左，现实向右”。我们渴望往左边走，可现实的重力却会拉扯着我们朝右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