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果不能认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世界
沈轶伦解放日报 2015.12.25
即使是在今天信息汹涌的时代，读书依然是无法被稀释的。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可能变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沈轶伦：您担心时下人们因为电子阅读的便捷，而在“知道”上浪费了大量精力，却缺乏思考的时间。“好比吃多了零食，已经塞不进正餐。”在您看来，一顿好的精神正餐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抗抗：我不反对电子阅读，现在我出门也喜欢在手机或者电子阅览器里存进电子书，利用边角料时间来看。阅读的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字获得太方便快捷的时代，而人们又那么忙忙碌碌，所以，阅读经常是碎片化的，就像吃零食一样。现在，我们从微信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人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信息吗？即便一个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也就是个“知道分子”。就像零食只是食物的一种，即便一个人每天吃各种零食，他的营养肯定还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浪费大量时间去了解不必要的信息，可能变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学会吃好的正餐，首先需要控制自己，这包括对零食式阅读的控制和对自己需求的控制。智慧的人是有控制能力、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有的放矢地去阅读的。当你不再忙于“知道”，而开始静心“思考”时，你就有了求知的方向。然后，根据你所关注的，去看有思想含量的书，这时的阅读才是有意义的。
沈轶伦：您对阅读的控制力，始于何时？
张抗抗：这个应该是从小就养成的阅读习惯。尽管，那时候的书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我对文学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是从少年时代的阅读开始的。但因为遇到“文革”，我们刚刚会阅读不久就上山下乡了。不过，我带了一些文学书去了北大荒，我在《我的人生自述》中有一章《探亲大补》，专门描述了当年我回杭州探亲的时候，怎么样想尽办法去找书看，如久病体虚的人寻求药材“大补”。
在那个极度闭塞的年代，我们寻书、借书、偷偷读书，那种读书的艰辛，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体会到的。我们的阅读体验，与今日信息爆炸时代中的阅读形态，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当时涌动的是一种“阅读的暗流”，好书不能公开流传，但依旧在私下里被传播着。
沈轶伦：在自由阅读不被允许的时代，找到一本好书对您意味着什么？
张抗抗：意味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有了一本好书，我就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还存在，心灵世界就有了寄托。
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追求进步的青年，因此我家里有许多关于苏俄文学的藏书。当我经过了阅读童话的阶段后，接触的就是苏俄文学。最早读的《金蔷薇》，让我知道了文学之美和文学之神圣。还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都带给我一种对未来的模糊憧憬，书中好像传来一种外部世界的无形召唤。
当时我的读书，就是黑暗里守着一点光的姿态
沈轶伦：最让您回味深长的读书经历是什么？
张抗抗：我最特别最重要的一段读书经历，发生在上海。1975年，我从北大荒到上海修改我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稿子改完到出书的间歇中，有三个月的等待时间，我就住在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
出版社内部有个图书室，里面有些藏书是给编辑们作为参考资料的。图书室里所有的书架都安有玻璃橱窗，每个橱窗都上着锁。有个专职的图书管理员阿姨坐镇。经当时出版社领导的批准，我得以去那里阅读，但不可以借书出去。每天一早，我就到那儿去“上班”，那位管理员阿姨就打开书橱锁，取出我想要的那本书给我。我拿了书，就坐在图书室角落里一页页地看。夏天天气很热，记得图书室有个电风扇，我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
在那个图书室里，我读完了十几部文学名著，都是当时极难看到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基督山伯爵》《邦斯舅舅》等等。为了节约时间，我完全舍不得花时间做笔记或者摘抄，只是如饥似渴地尽可能地吞下去、吞下去。这种阅读感受至今清晰。
沈轶伦：事实上，图书室安静的一角以及书里的世界，与您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如此的迥异。
张抗抗：那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书里的世界和当时我所处的环境，简直是截然相反。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宣传是极左的，另一方面，人们在暗地里不可遏制地渴望着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书中所呈现的人性深度和复杂性，使我对现实世界产生疑问。这种疑问和思考带来的震动，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持续和微妙的，可能只是给我的心带来一点涟漪，或者是在我的头脑里引爆一点小小的冲突。
沈轶伦：后来，这些疑问是否慢慢撼动至你内心深处？
张抗抗：到了1979年，我已经在哈尔滨上学了，并创作了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我明白了在那个封闭年代里我所暗中坚持的经典阅读，宛如寒冬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遇到了春天就会发芽。我借由阅读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真理终究会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上海度过的1975年的夏天。我特别感谢那位和我默契相处、亲切和蔼的图书管理员阿姨，那位敢于在特批文件里写上“同意张抗抗借鉴、批判阅读”的出版社领导，感谢他们在当年那种恶劣环境下，对文学经典的尊重、对青年作者的爱护。那近两个月的时间，是我阅读生涯里的一次暑期自修补课，至今让我心怀感念。1976年，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我回到北大荒农场继续劳动。那时我对所处的环境已经和同龄伙伴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一种多少有了“底蕴”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
沈轶伦：这份“底蕴”，正是来自书籍所蕴含的视野与思想。
张抗抗：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小兴安岭伐木，大家一起住在帐篷里，唯一共用的光源只有一盏马灯。一天劳作结束后，女知青们回到帐篷，围着马灯坐着，打毛衣的打毛衣，钩花边的钩花边，而我躲在帐篷的角落里，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燃，独自安静地看书。她们谈笑很热闹，说话声喧闹地传过来，而我不为所动。我觉得，在帐篷的冬夜里独自读书，既孤独又充实。
沈轶伦：一种孤独又充实的坚守。
张抗抗：当时，部分知青也会私下里交换看书。听说别的连队里有一本好书，知青们都愿意在雪地里走上好几里的路去借。有时为了看一本书，还要排队，等到书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可能必须要连夜看完。由于缺少指导，读得一知半解，有时知青们还会因书的疑问而争吵不休。
我们知青在农场住的是几十米长的长条形房间，两边都是炕，中间放箱子。一个房间只有一到两个灯泡，晚上十点左右就熄灯了。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小油灯，在空墨水瓶里面放一根棉线，灌上煤油，就变成了一盏灯，然后捧着这一点光亮缩在角落里看，第二天早上起床，常常发现两个鼻孔都被煤油熏黑了。
书看完后，就写信，给父母、同学、其他知青朋友写信请教或讨论，那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的感觉。我想当时我的读书，就是黑暗里守着一点光的姿态。但这点光亮，足以照亮我的心灵。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体会到，营养含量高的好书的力量和能量真的有那么大。
沈轶伦：经历阅读物从极度匮乏到极度爆炸，又经历从阅读者到写作者的转变之后，您对阅读的感情是否发生了变化？
张抗抗：我的青年时代，书籍的匮乏让人感受到对阅读的强烈需要，可以说是饥不择食。但等到书籍“过剩”的时候，大家觉得随手可得，反而不再珍惜。以前我会赶十几里雪路去借一本书，现在满屋子的书，有时一本新书买回来，可能隔很久才会去看。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书了，而是对书的需求“等级”不一样了。
在知青时代，我阅读的动力很简单，就是“我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量书籍的涌现，在最初的解渴过后，我进入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的阶段——为什么今日中国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那种生活是那样的而不是我们这样的。在经历了早期单纯的审美性的阅读后，我开始很明确地想在阅读时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在早期阅读中没有的一种渴求解惑的需求。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相对少了，开始阅读大量文史哲类的思想读物。这么说吧，在我30岁以前，书籍像是师长，30岁以后，书籍变得比较像朋友。我可以和书本进行无声的讨论了。
2015年采访张抗抗。上海锦江饭店
沈轶伦：什么样的书籍朋友是您所偏爱的？
张抗抗：我一直更偏爱外国文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除了阅读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大部分作品，还开始接触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南美的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那是一个太长的名单，几乎没有我错过的作家和作品。后来，我定居北京后，阅读就更方便了，并且开始接触了比较多的中外戏剧。
沈轶伦：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拥有书房的情景吗？
张抗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个客厅兼书房。我从东北运来很大的三开门的两个书柜，放在北京的公寓里，书架的面积相当于一面墙，每一层可以放两排书。后来，书越来越多，这么大的两个书柜也放不下了，很多书就一直堆在墙角。有时，半夜里听到轰然一声，是书堆瘫倒了。这像是一个喻示，我的读书已不再是感到渴，而是感到撑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漫长而不断变化的个人阅读史中，我读了弗洛伊德后才发现：人如果不能认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世界。
沈轶伦：对您来说，读书这扇窗，由过去的探寻外部世界，转向了对内部世界的叩问。
张抗抗：阅读弗洛伊德，是影响我的写作从描绘外部世界到开始着重人性挖掘的一个契机。我从描述知青一代的境遇，开始深入到知青的内心世界。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与反思。我们被那个时代所“造成”，没有经过启蒙，因此大部分人仍是蒙昧的，这种蒙昧成为一个无知时代的基础。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历史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读书是一种见效很慢，但对人生影响长远的事情。所有的阅读，都会在某个时刻和我们以往的经历产生化学反应。
沈轶伦：阅读在某个时刻和自己以往的经历产生的化学反应，表述的正是书对于生命难以言说却意义深远的价值。
张抗抗：是的，书和我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我这大半生的读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知，也就是“我想知道是什么”；第二阶段是求解，也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它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使我们成长、思考，祛魅。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什么也不为了，读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妆品。
沈轶伦：当下的国人已经不再有无书可读的烦恼，识字率也达到了史上最高，但阅读量却始终徘徊不前。
张抗抗：中国的人口数量与人均读书量几乎不成比例，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现象。
中国人爱看报纸、时政新闻、娱乐八卦或是实用性书籍，但不太热衷于读纯文学、诗歌及文史哲。我想，这可能与大家的急功近利有点关系。只要能够有所“获得”，就肯“投入”——比如，走亲访友可以结交或巩固社会关系、对股市的关注可有微利或暴利、微信可以炫耀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网购可以省钱……对这些“有用”的事情，大家都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反之，如果看起来没有用处的事情，人们就不“舍得”为此支付时间。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读书。因为阅读的收获在心里，何况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效果，或许永远也看不到什么好处。所以，阅读像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往往很容易被舍弃。
沈轶伦：现代人更追求“立等可取”的效应。
张抗抗：中国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一个糟糕的引导。用知识使人致富来诱导读书，是把读书异化成了一种成功利性的投入。因此，常常很少讲读书可以怡养性情、开启心智、然后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有智慧人……那么，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发现到处都有“黄金屋”，到处都有比阅读更能产生“实际效益”的事情，又何苦到茫茫书海中去寻呢？我认为，中国的阅读贫乏，是和我们这种实用性的文化根性有关的。
沈轶伦：如何让读书成为人们的自觉精神需求，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这是否就是您作为国务院参事（第七、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2011年起担任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协会副会长）一直在参与活动推动国民阅读的动因？
张抗抗：是的，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公民的阅读权利，并致力于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文学是一种不可代替的原创性劳动，只有保护我们的创新成果不被侵犯，这个民族的原创力才能不断被激发出来。我想，读书大环境的形成，和政府所提供、创造的阅读设施和条件有关，更与政府的文化理念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