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谁在继续贩卖“公主梦”？|节选

编按

为什么童话总在贩卖“美好婚姻”的幻景？为什么“公主梦”总是仰仗王子的主动？为什么公主们总是年轻貌美，而女巫却被塑造得年老丑陋？

在《扔掉水晶鞋：从动画开始的性别学》中，日本著名学者若桑绿拆解了我们从小熟悉的白雪公主、睡美人等童话故事，以性别学的视角，揭示其中暗藏的种种问题。 本篇为《扔掉水晶鞋》第三章节选。以“公主—女巫”的二分法切入，我们将知晓类型化的女性角色如何贬低女性的自我意识；“为他人着想”的思考模式如何压制女性的主体性，损害了女性的友谊…… “永远保持沉睡是危险的”，今天，性别学能给予我们醒来的勇气和“活下去的力量”。当我们发现了童话故事中的温柔陷阱，识别出深藏在大众文化中的性别问题之后，一个更加平等、进步的世界将会成为可能。

让女性同胞去战斗的方法

读过了感想之后，很多学生对“公主是年轻、美丽、善良的女性”“女巫是丑陋、衰老、邪恶的女性”等过于模板化的人物塑造都会有疑问和反对。所以我也在课上向学生们讲解了童话传说中“类型化的女性分类”。

○好母亲（生母）和坏母亲（继母）。

○好女孩和坏女孩。

虽然好女孩会被坏母亲欺凌，但最终好女孩会得到幸福的婚姻。

在童话传说中，存在着女性围绕“美貌”展开竞争的内容。

○美丽的年轻女孩和丑陋的老女人。

○美丽且品行端正的好女孩和丑陋且品行不端的坏女孩。

当然是美丽的年轻女孩得到了幸福。

课堂上，某个学生注意到，这种刻板印象下的惩恶扬善（惩丑扬美），其实是男性的一种“策略”。她认为“一切只不过是出于男性自己的好恶罢了”。也就是说，男性在用自己的“评判”促使女性“争艳”。

女性围绕“美貌”展开的争夺战，从古代神话开始就已存在。自古希腊神话中“帕里斯的审判”[1]起，西方世界已经将这种“争艳”视作非常普遍的现象。由男性去审判女性中谁最美的制度古已有之，且早已成为习惯。现代的选美比赛就是典型。因为所有的选美比赛，都是按照男性视角下女性的理想程度、以外貌美为主的性吸引力，以及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气质，为参赛的女性排序。这种比赛无视了每个女性个人的价值和本性，以及她们作为人的尊严，将她们硬放进一些规定好的条条框框里去评判。所以在性别进步的国家，选美比赛是被废止的。

2002年12月26日的《朝日新闻》早间版专栏《蓝铅笔》上，刊登了废除横滨市持续51年的“横滨选美小姐”比赛的决定。根据这则报道，这一比赛一直都仅限18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参加，每年都会举办。十几年前，其他的一些城市就开始陆续废除“选美比赛”了。即便如此，横滨市仍坚称“我们这种比赛没有穿泳装评选的环节，也不是单纯选美女，是为了宣扬身穿振袖[2]、迎接外国客船的‘横滨文化’”。“但因为世界杯决赛在即，横滨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提高了”，所以才决定要废除这一比赛。因为国际标准所以打破横滨文化，这未免太奇怪了。再说了，这里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其实只是“横滨大叔的文化”，并不是只有大叔才算横滨市民。这则报道也让我注意到，文化政策中也存在性别歧视。可以说是相当有趣的一则新闻了。

正如比赛（竞争）这个词所表现的那样，这种比赛是为了顺应男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争夺，是男性塑造了女性这方面的竞争意识。女性的分割、竞争和对立可不仅出现在童话传说中，从古至今，女性一直被分割成“善女”和“恶女”两类，并持续互相争斗。

西方社会将女性分割成“带来灾祸的恶女”和“被祝福的处女”，并形成了体系。

○《圣经·旧约》中的夏娃——导致人类堕落的罪恶根源。

○《圣经·新约》中登场的耶稣之母马利亚，处女受孕——人类的拯救者。

○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为了惩罚从神的手中偷来“火种”（技术文明的象征）的普罗米修斯，神造出一个美女送给了人类。她将随身带着的匣子打开，一切灾厄从中涌出，蔓延到了全世界。潘多拉是第一个人类女性，在她出现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灾厄。也就是说，是女性将灾难带给了全人类。

○近代文学、现代电影和漫画中出现的“致命女人”——会导致男性走向破灭的恶女。

○贤淑坚贞的“家庭中的天使”——支持着男性的天使般的妻子。

研究这类问题时所需的参考文献有：布拉姆·迪杰斯特拉的《倒错的偶像——世纪末幻想的女性恶》（papyrus，1994），马里奥·普拉兹的《肉体、死亡与恶魔》（国书刊行会，1986），玛丽·戴莉的《教会与第二性》（未来社，1981），若桑绿《作为象征的女性像》第二章《带来灾祸的女性》（筑摩书房，2000），等等。

以上几本书对刚进入第一学年的学生来说都比较难。当然，也有一些学生已经读完了这些书目。不过读完这些书的平均都是已经上大三的学生。将参考文献写进摘要后，有些学生还跑来我们的研究室借阅其中提到的书，看来这堂课的效果不错。但是，来借书的人还是很少。不过不能心焦，想让学生们知道要靠书本获取知识，就需要一个“导入课程”。这些学生一开始并没有学会通过读书去获取信息的方法。因为一直到高中，她们都习惯死记硬背那些教科书。

[1] 牧羊人帕里斯将刻有“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判给了承诺送他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阿佛洛狄忒，而参与抢夺的赫拉给他权力，雅典娜则是智慧。[2] 日本和服的一种，通常由年轻女性穿着。

为何要分割“恶女”和“善女”？

在本节中，我想讲解一下“恶女”和“善女”为何会被对照性地分割开来。

○在父权制社会，为了保证孩子的血统，女性必须是纯洁的、有贞操的。父权制认为女性至高的美就是纯洁，为了将这一“戒律”渗透给民众，父权制从宗教、道德、文学等文化层面，强调纯洁的女性会得到好报（幸福的婚姻），同时将不符合要求的女性视作惩罚的对象。

○通过展示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和非理想女性的类型，来教育女性。在教育中，展示标准范例和惩罚范例是非常有效的行为。

○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学以更科学的用词来陈述“母亲与女儿的战斗”。据此可知，女孩否定没有男性力量（具体指没有男性性器）的母亲，选择更接近父亲。此外，南希·乔多罗在她的《母职的再生产》中写到：母亲试图将女儿养育成和自己完全相同的人，女儿则对此进行反抗，于是二者产生冲突。

过去的文化和精神科学促使女性与女性斗争，把女性放在一个彼此争夺的位置上。“女人的敌人是女人”这种固定观念（刻板印象），是一种有效分割、统治女性的政治战略。 然而，现实中的我们不是“圣女”，当然也不是“恶魔、女巫、恶女”。因为它们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子罢了。现实中的我们更加复杂、更加多面，而且个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是要由我们每个人亲手创造的。面对本就存在的“善”和“恶”的标准，我们不该毫无批判意识，全盘接受。力量更强、更有责任感的女性会被评价成“没有女性气质”，“不生孩子的女性”会被扣上“恶女”的帽子。然而，这些其实并非普遍性的善恶，它们只是过去的时代制造出的一些共同观念而已。在以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并通过这些判断来实现自我。一切都要由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来下判断和做决定。

把女儿送上枝头变凤凰！

我在之前的一章中提到过《吻别睡美人——童话与女性的社会神话》一书的作者马多娜·科尔本施拉格，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博士。她强调，一名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母亲绝对会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女儿”，这种刻板印象的神话渗透了整个社会。科尔本施拉格认为，这一刻板印象正是灾难的开端。无论什么样的女性，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无私、无条件的“好妈妈”。但是，她又不得不扮演“好妈妈”。这时候，母亲对女儿说话时，就会使用“有双重含义的语言”。

比如这样：

“我是你的母亲，我爱你，为你做什么都可以”（只是因为承受了期待，所以我才只能这么做。我有时候也会对身为母亲的义务感到恼怒，我这么恼火全都是因为你）。“你长得和我很像，真可爱呀”（你身上有些地方我并不喜欢，它们会让我自我厌恶，并且感到不安）。“希望你能独立”（但是不可以不懂感恩，要始终依靠我才行）。“要成为一个能好好做事，有自我主张的女孩哦”（但是得保持女性气质）。“要成为比我更优秀的人哦”（但是你根本什么都做不好呢）。

这是一种“正反两种含义的信号”。在和女学生们谈心时我发现，这种情况在她们的烦恼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母亲会给她们抛去一些让她们感到极度吃惊的话。其中大多是一些对女儿继续接受教育、成为独立女性、进一步成长所提出的反对的、反感的表达。有的母亲看到女儿的脸，会察觉到自己容貌的缺陷，指责女儿“有你在的时候我都没法好好化妆”。有的母亲听说女儿要读研究生，于是表示“你的生活方式是在否定我的人生”。而临床心理医生科尔本施拉格也曾见过许多被神话压迫的、苦恼的母亲，以及反映出了这种苦恼的女儿。

“因此，童话传说中母亲的形象才分裂成了两种，也就是负责养育的‘好妈妈’和负责破坏的‘坏妈妈’。前者被认为是真正的母亲，后者则同没有母爱的其他女性——原型中的继母相关联……‘好妈妈’实际上是神话的‘内投’（将和自己无关的事项当成和自己有关的精神作用），‘坏妈妈’则是针对现实中母亲的缺陷所进行的空想上的批判——也就是说，她是我们自身恐惧的投射。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精神病患者中，压倒性的大多数都将母亲当成是‘邪恶’的代表。”

父权社会强制女性去付出无私的、献身的爱——在母性神话中，女性必须无私奉献自己。父权社会迫使女性遵循外部强行赋予她们的价值观去生活，而这种价值观和她们的内在意志毫无关系。 如此一来，这些被强迫无私献身的女性，就会形成一种既要压迫自己，也要压迫女儿的行为结构。科尔本施拉格认为，“一些在塑造自我之前先生了孩子的女性，是无法养育出自主的女儿的”。

还有很糟糕的一点，母亲这种“以他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让女性陷入一种由男性掌控的组织结构中。女性会为了获得男性的青睐和爱意拼尽全力，从而损伤女性之间的友情和联系。因为女性被禁止实现自我、改善自己，以及从那种状态中脱身，也就是说，女性是被禁止实现“超越”的，所以她们就会希望所有女性都和自己一样，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她们会嫉妒其他优秀的同性飞跃这些界限，她们需要将所有女性都平均化，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她们的妒意才会那么重。在此，科尔本施拉格尖锐地指出：一个女性让另一个女性吃下的“毒苹果”，指的正是这种“嫉妒”。

这虽然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但有不少女学生认为这种解释很有道理。而且，让她们认识到“神话的内投”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义。因为很多女性的内心都“内投”了“公主神话”。

最后，科尔本施拉格表示：如果女性是真正的人，那么她们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要清算女性和“母亲”的关系，清算女性和自己周围的女性之间的关系，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在真正的友情的基础上，向彼此伸出真诚的手。但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将无数世代形成的、忽视弱化女性能力的“社会化”（将自己和既存的社会要求的女性气质以及女性角色分工同化）舍弃掉才行。

因为遭到恶毒继母嫉恨，所以无数次被逼至死亡深渊的白雪公主，她的命运，其实就象征着某种社会现实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很多母亲实际上在阻碍女儿的自主行为。然而，在“这两个人相加才是一个女性”的学生观后感中，某处似乎也悄然存在促使这一必然被斩断的结构（女性的敌人是女性）崩塌的可能。

格林、希特勒、迪士尼

在本章的最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个性的研究著述。比如石塚正英的《〈白雪公主〉和恋物信仰》（理想社，1995），阅读这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在初版格林童话中，想要杀害白雪公主的竟然是她的亲生母亲。在1819年的第二版中，这个形象才被改成了继母。这一改动非常重要。因为母亲，或者说人，是复杂的、双重的存在。然而，格林兄弟却出于“无益于教育”的目的，将这个恶女改成了继母。当时盛行宣扬德国文化，以及从卢梭到裴斯泰洛齐[1]的所谓18、19世纪前叶的浪漫主义教育思想。石塚认为还要加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首创的“坏物种和好物种”的分割观念。此外，还要再加上对女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分割观念吧。

石塚独创性地提出，纳粹曾利用了格林童话中残酷的、血的惩罚（在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用烙铁将继母烧死——这种手段其实是杀死邪恶女巫的一种刑罚）。石塚称，纳粹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曾大量利用格林童话的情节。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曾宣传“《小红帽》里的大灰狼是犹太人，小红帽是德国人，救出小红帽的猎人，就是解放全国民众的阿道夫·希特勒”（〈白雪姫〉とフェティシュ信仰》，第175页）。

此外，石塚还认为，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白雪公主》，曾为了配合移民大国——美国的国家秩序的形成，进行了大幅修改。他引用了马克·艾略特《暗黑王子迪士尼》（古贺林幸译，草思社，1994）里的内容，其中提到：迪士尼一家是英国移民，他的家庭属于典型的父权制家庭，有一个严格的父亲和一个温柔的母亲。而格林童话，就是他的母亲讲给他听的。年纪轻轻就开始从事商业动画制作的迪士尼，同时还是一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1940年，日美开战前一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向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线人。

此外，1944年他还参与成立了反共电影相关者团体“保护美国理想的电影联盟”（MPA）。1937年他公开《白雪公主》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在即、日美开战前不久。据艾略特所述：“这部电影的基本主题，就是表现陷入危机的美国社会的心理。白雪公主抵抗恐怖的继母，其实反映了美国国民的恐惧心理。因为当时黑暗的恶势力正威胁着美国，世界大战即将拉开帷幕了。”

也就是说，战胜了一切恶势力、最终复活的白雪公主，其实是保护了美国理想家庭中不朽的“符合理想的家庭女性”。而在战后，日本却高高兴兴地把美国的家电、小汽车，连同这部动画都引进了国内。

美国的格林研究专家杰克·宰普斯在《格林兄弟——从魔法森林迈向现代世界》（铃木晶译，筑摩书房，1991）中如此总结：

迪士尼将格林童话“美国化”了。他赞美男性力量那没有一丝污浊的勇猛，劝说温柔乖巧的年轻女孩进入家庭，他让自己作品中那些穿着体面、标准“美国式”的登场人物去做善事，他宣扬一种装模作样、冠冕堂皇的人生……在迪士尼的电影（由迪士尼本人原创并改写成剧本的作品）中，男主角总是身负重任……任何场合下的女主角（虽然存在程度差别），都只会唱着“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到……”的歌，默默等下去，这些女主角的特点是“很痛苦、很孱弱、很温柔”……迪士尼赞美那些美国出产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男性的高洁道德。这种角色，正投射出了他本人想要描绘的有序社会的理想模样。

毋庸置疑，这个理想社会就是父权制的社会。很多学生虽然欣赏这个故事，但同时也注意到了其中潜藏着的意识形态。这告诉我们：不要对媒体传播的内容囫囵吞枣，要客观地去调查“谁”“在何时”“面向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去制造这些内容。要看清楚，什么媒体都不是“纯白”的，其背后一定隐藏了政治性、社会性的信息（意义的传达）。学习这些是拥有主体性生活的必要训练。

[1] 约 翰· 海 因 里 希· 裴 斯 泰 洛 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被尊为欧洲“平民教育之父”。

[日]若桑绿 著

董纾含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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