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神圣象征符号的背面

　　 在以往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当然后来不太提倡了），“五四”被塑造为一个神圣的象征符号。民主科学作为反抗的手段，也作为民族自强自救的工具，以截然不同的文化姿态划开了与以往历史的纠缠。这个西潮汹涌的时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及其组织的诞生，而被抽象为单一的象征，通过边缘化的过滤，它成为一个没有阴影的纯白色神话。这点对于北大而言，尤其具有情感上的意义。
　　　　但是，站在不同身位的人，或从侧面或从背面窥见了神话之下的阴影，这“看”是一种禁忌，需突破权力的封锁限制，而公开“说”出所看，则更是如此。
　　　　林毓生先生的定义是：五四时代是一个浪漫的启蒙时代。所谓浪漫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基本动力来自情感的激越，充沛的情感跃动支持着简单的信心。这个时代的信息正是迟疑、困惑，即对每件问题繁复性质冷静的观审的反面。所谓启蒙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自我觉醒；从理性的观点出发，自己主动的要求掌握历史巨轮的运转。这个浪漫的启蒙运动，内部蕴含着很大的矛盾。此种矛盾在五四高潮时期很不明显。浪漫的激越与理性的启蒙，当时好像相互为用，相得益彰。
　　　　　“救亡”作为最紧迫的至上目的，规范着思潮的引进、研究方向，即一种思潮的引入与应用，必须以“有用”作为标准。这种意图伦理导致了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学术本身不能作为独立的最终目的，而只能作为实现最高目的的手段，因此，思想上不免带上“遵命”的色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迂阔。因为时代的紧迫性，情感的激越往往带来急功近利的冒进主义，有用的压倒没有用的或效用不明显的，试验的速度与频率越来越快，在浮躁激进中，往往如林先生所言，缺乏对于“每件问题繁复性质冷静的观审”。相对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倒是做得不错，他采取实证考察的态度，对农村形势及出路有着清晰深入的把握。
　　　　因为“浪漫”，自然而然地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与主观作用，从而趋向一种理性建构主义，天真地试图用一种理性设计的道德系统来完全取代既有的、腐朽不堪的价值体系。这种彻底割断传统、割断因传统而生的自发性扩展秩序的激进否定传统主义，在“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口号后，体现出一种简单的、排他性的一元化约主义。激进功利的态度让人丧失基本的理智清明，将传统作为一完全同质化的整体加以摈弃。这种意识与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更大的还魂回声。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似乎想重建知／行的关系，采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实验主义”的态度，冷静深入地探究现实问题，而不流于浮躁的抽象口号之争。或者，谈主义也可，但是要将其作为学术来研究，学术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功利主义冒进式的蜻蜓点水。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却并未被贯彻。浪漫的色彩过浓，在此后历史上的历次运动中，都是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毛病，总流于浮泛、浅薄、半途而废。
　　　　　因此，在看到五四的神光之后，也要透过人为设置的遮蔽，看出它的阴影与局限，才会在启示中催生新的途径。
　　 2002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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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蹄声，孤独而又忧郁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有如白色的小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