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传

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焕散，派别纠纷不已，刘决定停止省委职权，向中央请示，但是中央不同意这个做法，认为还是要政治的说服，而不是两条路线。刘不能接受，再次写信给中央，中央回信再次不同意，刘到上海汇报工作，中央认为刘的工作有取消主义的观念，派周去顺直巡视，刘又写书面意见坚持自己看法，最后周到天津，顺直省委会议接受中央的意见，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刘在顺直一年，顺直党组织当时处于思想混乱组织焕散的状态，刘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在处理问题时不够冷静，过于急躁，刘当时还缺乏处理这类纠纷的经验，处理的方法不够细致，但他确实尽了努力，后来协助周开好省委扩大会议，初步扭转顺直党组织的严重焕散状态。 北方局代表，反对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把打倒宋哲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激发29军抗日热情，同情爱国学生。三三一学生抬棺游行遭到镇压，导致没有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被捕，进步力量遭到打击，刘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形式，可以设灵堂祭奠，如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商议，如果不被允许少做一两件也不是可耻的事。这样不会失掉群众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 中共职工部部长，职工问题存在很严重的左的倾向，中心问题是如何估计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临时中央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工人斗争的形势是反攻性质带有进攻性和政治性的。刘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当前形势是防卫的，而不是进攻的。当前工人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减工资、加工时、加重工作、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对改良工人生活的纲领，认为好是好的，但目前做不到。临时中央认为刘的意见是十分错误的，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苏区劳动法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要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体现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但照搬苏联和大城市的规定，严重脱离产业极不发达的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每日工作不超过八小时，连续工作六个月至少有两个月例假，工厂出资建工人宿舍，无代价分给工人，强迫雇主接受失业工人就业。这些都是雇主难以承受的，苏区出现私人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消极现象。刘对左的表现做了调查，在刘和陈的建议下，临时中央政府修改劳动法，对不切实际的条文做了修改。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总结过去十年党在国统区的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以前是右倾，大革命后是左倾，是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传统。政治局内部认识不一致，博古和凯丰反对，有错但不能说是传统，过去都是错的，毛认为刘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只在个别问题上，党过去存在错误的传统。 北方局，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末期以运动战为主转到抗战以游击战为主是重大的战略转变。不少八路军将领习惯运动战，对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渴望在民族战争开始后很快打一些大仗。刘认为要广泛准备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代表周开会，发生激烈争论。 一个战略家高人一筹的地方，不在于事情已经充分发展后对它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在于事物刚露头时能迅速抓住它的实质，做出明确分析。刘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被证明是正确的论断，是他在抗战爆发后两个月时发表，同毛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有力指导华北游击战争的准备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此时日本扩大侵略，华中大片领土沦陷，迫切需要在这个地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央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设立中原局加强对华中的领导，刘为华中局书记。 刘认为华中的主要发展方向在苏北，把新四军和八路军连成一片，但项英不同意，项英认为华中南部在政治和群众基础都比北部有利，现在皖南的部队北渡有危险，力主在皖浙赣发展。刘反对项英的主张，认为江南部队立即向江北发展。江南地区夹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军队重兵驻守地区之间，缺乏回旋余地，而江北地区的皖东有更宽阔的地域发展游击战争，但项英犹豫不决，迟迟不愿离开皖南，导致在皖南事变遭受惨重损失。 1941年中央酝酿整风，连续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查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都是为七大做准备。毛需要刘的帮助，10月毛电报刘让他来延安。此时刘在华中两年多，六届六中全会交给他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完成。华中形势大的转变已经实现，以后比较平稳，变化较小，华中领导中心虽不健全，但基本建立起来，刘离开后继续用电台同华中联系不会有大的问题。华中局和军部都不同意刘离开，毛坚持刘必须回延安，只同意他缓期启程，1942年3月19日刘踏上返回延安的旅程。年底到达延安，至1945年主要工作是准备七大，14月23日七大召开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思想写入党章，对毛思想做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代理中央主席，1945年12月，刘把东北战略总结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东北局撤出沈阳后，刘连续五次电告东北局，强调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毛健康基本恢复，刘重点工作转向土地改革。五四指示，改变中共抗战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开放，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指示发出半年多后，解放区有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地区土地分配也存在问题。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时，能否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发动起来，成为决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成败的最基本条件。 1947年3月，中央成立工作委员会，刘离开延安，来到西柏坡，7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1947年6月，毛指示中央工委除了开好土地会议、领导好土改，还需要在半年内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刘和朱改组野战军，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 中央给工委第三个任务是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董必武负责。1947年4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 1949年天津解放后，资本家害怕清算，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私营企业开工不足百分之二十，上百万人口生活没有着落。刘到天津解决问题，提到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 刘去苏联，斯大林带有歉意问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刘有礼貌回答，没有。但他提到，1945年毛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就够了。但毛去了效果很好，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刘在1951年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毛在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刘完全赞同。 1952年9月，毛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本来的设想是先搞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待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采取重大步骤，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经济的集体化。而这时毛要把时间表提前。 1951年山西省委给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对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逐步动摇它。华北局和刘都不同意，毛得知后，把刘、薄、刘澜涛叫去，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而不支持刘的意见。 1955年毛批评邓子恢，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说他是小脚女人走路，犯了右倾错误。毛提出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各部委提出计划指标，比原计划提高一半以上，时间也大大缩短。刘高度重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毛在社论上批示不看了。 反右扩大化不仅让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还改变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指导思想迅速左转。八届三中全会，毛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1958年郑州会议纠正跃进和公社出现的错误，毛对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取得初步成效，但这是在肯定跃进和公社的前提下提出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左的错误。 1959年庐山会议，刘希望会议按照原定议程，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总结经验，会议一度气氛轻松，被称为神仙会。但彭的信引发波澜，毛认为彭的意见是针对他本人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不能容忍。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庐山会议后，从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的积极进程被中断，开始反右倾，陷入继续的跃进狂潮，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刘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整理讲话稿时刘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都要总结。讲话稿给毛送去，毛批评修改得很好了。 1962年5月，邓子恢提出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总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刘内心支持包产到户，田家英去湖南农村调查也认为包产到户具有优越性。毛不同意包产到户的意见，严厉批评田家英，问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造成裂痕，回答是个人意见。尽管如此，毛仍对刘在京主持工作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上为什么没有顶住。7月北戴河会议，毛改变原有讨论农业商业的议程，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严厉批评单干风和黑暗风，实际上是对七千人大会以来包产到户的批判，刘不得不做自我批评。 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毛强调阶级斗争问题，提出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最初是在城镇进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在农村进行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1964年统称为四清，当时农村干部存在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运动需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的思想作风和经营管理问题。 1964年12月扩大会议上，刘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没有反对但言语中表达强烈不满，毛说主要要整当权派，运动性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议召开前，邓考虑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对毛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由于刘没有意识到毛的讲话比较长，毛只讲了开头就被刘打断。这两件事毛非常不满，最后通过二十三条，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斯诺问毛什么时候感觉必须把刘搞掉，毛回答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