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作》书评：在单一叙事背后的"她者"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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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荷的《惹作》以非虚构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彝族女孩的短暂人生：1995年出生于四川凉山，15岁出嫁，18岁生下女儿几个月后服毒自杀。一位年轻女性的生命就这样如一粒苞谷落进泥里，无声无息地消逝。作者历时两年深入凉山腹心地带——昭觉、美姑、布拖、雷波和金阳等地，试图重构这位被世界遗忘的彝族女性的生命轨迹。
翻开《惹作》，我们看到的是彝族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种种苦难：包办婚姻、缺乏教育机会、高额彩礼、离婚赔偿等。书中的彝族女性们几乎都被锁定在相似的悲惨命运中，"她们是女儿、人妻和人母，唯独不是她们自己"。作品引人深思，但当我读完全书，不禁要问：这种以苦难为主线的单一叙事是否足以展现彝族女性生活的全貌？当都市精英女性书写边缘女性时，是否可能无意中复制了另一种形式的"内部东方主义"？
谁在讲故事？庶民能够说话吗？
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1988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庶民能说话吗？》中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些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庶民"（subaltern）——是否真正拥有自己的声音？当我们读《惹作》时，这个问题尤为切中要害。
斯皮瓦克对"庶民"的定义指的是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无发言权的群体。凉山彝族女性，尤其是像苦惹作这样的底层彝族女性，无疑符合这一定义——她们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更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几乎不可见。易小荷描述苦惹作时写道："她没有身份证，也没上过一天学，她没坐过火车，也从没走出过这片土地。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大数据上不存在的人，也是被这个世界遗忘的无名亡灵。"这段描述恰恰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的"庶民"形象。
斯皮瓦克特别关注了"代表性"（representation）的双重含义——既有政治代表，也有文化再现。在《惹作》中，易小荷同时扮演了这两种角色：她试图为彝族女性"政治代表"，替她们向主流社会发声；同时又在文本中"文化再现"她们的形象。但问题在于，当作者以"我可以记录下来，告诉这世界有哪些应当改变"的姿态出现时，她是否已经预设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是否已经将彝族女性客体化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
作者看到的是苦惹作这个人，还是仅仅把她工具化作为一个苦难符号用以概括所有的女性？。当苦惹作已经不在人世，当她的故事只能通过他人的转述和作者的重构呈现时，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记录，而是一次权力运作——作者决定了哪些故事值得被讲述，哪些细节需要被强调，以及如何解释苦惹作的生死选择。《惹作》中作者将自己定位为"走到崎岖之处的记录者"，而非与社区成员平等合作的伙伴。这种定位本身就预设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作者是流动的、观察的主体，而彝族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固定的客体。尽管作者试图"给予声音"，但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姿态本身就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特权——他们有能力决定谁能说话、如何说话，以及被谁听到。当一个已逝的彝族女性被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她的真实声音是否已经在多重翻译、解释和重构中消散？
紧盯苦难的单一叙事
作者叙事语调充满对这片土地以及当地文化的震惊和陌生感："这里的山和山之间纠缠重叠，仿佛世界的尽头。"这种将凉山描述为"世界尽头"的表述，恰恰揭示了作品的一个核心问题：作者从一开始就将彝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定位为"他者"和"偏离"。
尼日利亚裔女作家阿迪契在演讲《危险的单一故事》（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中曾警告："单一故事会创造刻板印象，而问题并不在于刻板印象是错误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惹作》中专注于描绘的是彝族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苦难：包办婚姻、没有教育机会、缺乏自主权、高额彩礼、离婚赔偿等。书中的女性角色如衣洛、熊哈喜、阿喜、石一日西等，几乎都被锁定在相似的悲惨命运中，她们或早婚、或多次失败婚姻、或终身劳作，被描述为"她们是女儿、人妻和人母，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然而，这种单一维度的描述忽略了彝族女性在复杂权力结构下的能动性和抵抗策略。作者刻意聚焦于苦难，通过将凉山彝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对立，强化了一种进步叙事逻辑：凉山是落后的、封闭的、需要被拯救的。这种叙事框架与西方殖民话语中的"野蛮/文明"二元对立如出一辙，成为一种"内部东方主义"的表现。
想象的非虚构？书写她者的边界
《惹作》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其写作方法和伦理立场也可以引出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关于知识精英书写边缘群体的权力关系和责任边界。
首先是关于证据收集的偏向性问题。作者自述无法接触到足够的苦家证人，导致故事主要依赖于苏家一方的叙述，但仍对惹作自杀的原因做出了笃定的解释。这种方法论上的不足使得作品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作者以"窥视者"的身份进入彝族社区，描述自己"时常处于失语状态"，需要"连比带划"，这种表述虽然真实反映了文化差异，但也暗示了一种优越视角——作者是"文明"的窥探者，而彝族社区是被观察的"他者"。
加拿大原住民学者Jo-ann Archibald等人在《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中提出的土著故事工作的七个原则——尊重、责任、互惠、敬畏、整体性、相互关联性和协同作用，可以我们评估《惹作》提供了重要视角。
从尊重原则看，《惹作》中对彝族聚居地的描述如"世界的尽头"、"一如蛮荒之处"，体现了一种外来者的优越视角。更为值得商榷的是作者对彝族传统文化和仪式的描写方式。《惹作》中对毕摩仪式、驱鬼招魂等传统仪式的描述带有神秘化和异域化色彩，将其视为"蛮荒"的象征而非具有内在逻辑和文化意义的实践。例如，书中写道："为了给她治病，家里人杀了十九只山羊祭神，做了六场大的仪式驱鬼"，这种描述方式容易使读者将彝族文化视为迷信和落后的象征，而非理解其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合理性。
从责任原则看，作者关于"死给"现象的解读，将女性自杀简单化约为对父权制度的反抗，忽略了彝族文化中对此现象的复杂理解。在描述女性遭遇的过程中，作者往往采用戏剧化和想象性的笔触，特别是在描述惹作夫妻的新婚之夜和洞房情节时，这些内容很可能超出了信息提供者的授权范围。
从敬畏原则看，作者详细描述了彝族的招魂仪式、驱鬼仪式等具有神圣性的活动，却未表明是否获得了相关文化守护者的许可。这种写作手法引发了关于非虚构写作伦理边界的思考：当作者无法获得充分证据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想象力来"填补空白"？当描写涉及已故人物的私密场景时，作者的道德责任应该如何界定？
从互惠原则看，书中没有说明这部作品如何实际帮助改善被描述的彝族女性处境，或者有何具体措施确保研究成果回馈社区。从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原则看，作者将彝族的一些习俗如包办婚姻、祭祀仪式等从其整体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评判，忽视了这些习俗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和功能。作品基本构建了一个"传统vs现代"、"落后vs先进"的二元对立框架，缺乏对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尊重。
从协同作用原则看，虽然引用了许多彝族人的话语，但整体叙事架构和解释框架仍由作者一人掌控，彝族人自己对故事的解释和框架在最终成品中被边缘化，是被书写的角色。
当都市精英女性书写边缘女性时，有一种潜在风险是将他者的苦难转化为情感消费品。作者在后记中坦言自己的使命感："我可以记录下来，告诉这世界有哪些应当改变"，这种姿态预设了外部标准的优越性，也可能无意中将被书写者客体化。这些问题并非否认《惹作》有价值的方面，而是提醒我们在阅读和评价这类作品时保持批判性思考。真正有效的边缘群体书写可能需要更多的平等合作、互惠共享和方法论创新，而非简单的"替代性发声"或"救赎性叙事"。
现代性迷思：谁的进步？谁的文明？
《惹作》中隐含的一个核心假设是现代性的优越性。作品通过对比彝族女性的"落后"处境与现代城市生活，暗示了一种线性的进步观：彝族社会需要朝着主流社会的方向"现代化"。这种暗示在书中多处表现，例如对彝族女性不使用卫生纸、不穿内裤等生活习惯的惊讶描述，都隐含着一种以都市中产阶级标准为尺度的价值判断。
在无数的地方高举"现代性至上"的大旗，作者用美国的科技、现代性来对比凉山的闭塞、封闭、落后。这种现代性迷思忽略了不同文化体系中各自的合理性和价值，假设了一种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而没有认真思考这种模式是否符合彝族社区的实际需求和历史文化脉络。
此外，作品对彝族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如毒品、高额彩礼等社会现象的描述，往往将其归因于当地文化，而较少探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历史背景。这种简化处理方式无助于真正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也容易强化对彝族文化的偏见。
能动性的缺席：彝族女性的主体性何在？
《惹作》中最令人遗憾的或许是彝族女性能动性（agency）的缺席和复杂角色的忽视。书中的女性几乎都被塑造为命运的被动接受者，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欲望和抵抗。即使是在描述自杀这样极端行为时，也更多地将其解读为对父权制度的无力反抗，而非一种主体性的表达或抗议。
例如，书中提到彝族女性"名字不入家谱"作为性别歧视的例证，但没有进一步探讨父系血缘系统对女性也可能是一种"靠山"的存在。这种简化处理不仅削弱了分析的深度，也未能揭示彝族女性在父系社会中的结构性意义及其实际的资源运用能力。《我的凉山兄弟》的作者刘绍华（2011）的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与已婚的汉族妇女成为娘家的"泼出去的水"不同，诺苏女性的整体福祉仍然是她们娘家和由兄弟代表的宗族的重要事项。尽管父系制度在诺苏族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但女性绝非如人们所假设的那样无形和无权。最重要的是，姻亲关系的制度化赋予了诺苏女性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地位。刘的研究还呈现了诺苏女性在各生命阶段的能动性：她们可以决定是否与丈夫同住，可以抵抗不想要的性关系，甚至在成为母亲后社会地位会迅速提升。这种通过生命历程和角色转变获得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惹作》中几乎没有得到展现，该书过度强调了女性的被动受害形象，而忽略了她们在复杂父系社会结构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行动。《惹作》中缺少这种微妙复杂关系的描绘，而是过度强调了女性的被动受害形象。
马长寿（2006）的研究《凉山彝族考察报告》也表明，在凉山彝族的某些社会实践中，如停火谈判，女性实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冲突任何一方的诺苏女性出面呼吁时，双方都必须停止战斗，否则女性可能以自杀作为对否决她呼吁的最激烈抗议形式。这种女性在特定场合的权威和影响力在《惹作》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使得彝族女性的形象变得单薄片面。
这种缺失与其他描写边缘群体的优秀民族志作品形成鲜明对比。例如，Nina Gren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民族志研究中，即使是在极端困境下的难民，作者也展现了他们如何通过建造房屋、维系家庭纽带、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来展现受限但真实的能动性，而不是仅仅把他们描绘成定居殖民主义下的苦难符号。Gren呈现的是复杂的社会行动者，而非单一维度的受害者。
相比之下，《惹作》中的彝族女性似乎永远被困在苦难的叙事中，失去了作为复杂个体的多面性。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欢笑、梦想、抵抗和日常小胜利。智利作家马塞拉的《十个女人》同样描写了女性因性别身份而面临的困境，但作者也展现了这些女性对身份的思考，对母亲角色的反思，对爱的实践，以及抗拒结构性不公的努力，使读者能感受到她们生命的鲜活力量。
《惹作》中缺少这种女性在困境中依然顽强生存的复杂图景，使得作品的力量被削弱，也无意中强化了一种将彝族女性单一化、被动化和客体化的倾向。如果说书写是为了赋权和发声，那么这种缺乏能动性的描写是否反而变相剥夺了被书写者的尊严和主体性？
交叉性女权视角下的另类可能
从交叉性女权主义视角出发，如何书写边缘女性的经验可能是一个更具建设性的问题。这种写作不仅需要关注性别压迫，还需要考虑其与族群身份、阶级位置、城乡差异等因素的交织关系；不仅需要揭示苦难，还需要呈现能动性和抵抗；不仅需要外部视角，更需要内部声音的参与和自我表达。
阿富汗女性集体创作的《My Pen is the Wing of a Bird: New Fiction by Afghan Women》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让被书写者成为书写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本选集中的故事不仅写苦难，也写友谊、爱情、牺牲和希望，展现了阿富汗女性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非单一的受害者形象。
女权主义理论家Sara Ahmed指出，女权主义并非西方精英的专属。她作为成长于西方的学者，从她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姑妈那里找到了女性主义实践的灵感。同样，彝族女性也有着自己的朴素女权主义实践，这些实践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而非被外部标准所替代或抹消。
凉山地区的彝族女性们不仅有苦难的一面，她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快乐、智慧、坚韧和抵抗。她们不仅是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也是复杂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是多重身份交织下的个体。只有当我们能够看见并承认这种复杂性，我们才能走出单一故事的桎梏，实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和对话。
真正的交叉性写作需要更多地关注权力关系的复杂网络，需要更谦卑的叙事姿态，更多元的声音呈现，以及对自身位置的不断反思。它应当避免将边缘群体简化为单一的苦难符号，而是承认其作为复杂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多面性。
回到阿迪契的警告："单一故事的危险不在于它们是错误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惹作》作为一部关注彝族女性困境的作品，无疑有其价值和意义。然而，它也反映了文学作品在书写边缘群体时面临的挑战和局限。
这些局限不仅关乎文学创作本身，也涉及更广阔的文化政治与知识生产——谁有权讲述他/她者的故事？以何种方式讲述？为何讲述？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持续的反思和对话。或许，一种更具包容性和解放性的写作，不是简单地"给予声音"或"代为发声"，而是创造条件让多元声音共存，让被书写者参与书写过程，让不同视角和经验相互碰撞、相互丰富。在这个意义上，《惹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思起点，提醒我们警惕单一故事的陷阱，追求更复杂、更有深度、更具交叉性的叙事可能。
参考文献
Adichie, C. N. (2009). 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 TED Talk.
Ahmed, S. (2017). Living a Feminist Life. Duke University Press.
Archibald, J., Lee-Morgan, J. B., & De Santolo, J. (Eds.). (2019). Decolonizing Research: Indigenous Storywork as Methodology. Zed Books.
Gren, N. (2015). Occupied Lives: Maintaining Integrity in a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 in the West Bank. American Ethnologist.
Liu (2011). "As Mothers, As Wives: Women in Patrilineal Nuosu (Yi) Society." In Women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Beyond Han Patriarchy, Shanshan Du and Ya-chen Chen, eds. Pp. 149-169.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Roman & Littlefield.
马长寿. (2006). 《凉山彝族考察报告：上与下》. 四川出版集团.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Various authors. (2022). My Pen is the Wing of a Bird: New Fiction by Afghan Women. MacLehose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