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东南亚边境，为何总是罪恶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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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演员王星被拐骗至缅甸诈骗园区，其女友嘉嘉几经周折才将其救出。这一轰动性的事件将人们的视线再次投向神秘的东南亚边境。
据泰国警方统计，每年有大约7万名华人被贩卖到缅甸，等候他们的可能是被迫参与电信诈骗、遭到性剥削或被转移到地下器官交易市场。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我们，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这般黑暗的角落。
东南亚边境地带为何乱象丛生，犯罪活动猖獗且屡禁不止？理想国M译丛的最新著作《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通过对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边境走私犯罪的深入分析，为我们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渊源。
埃里克·塔利亚佐科从“边境”概念着手给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近代东南亚规模巨大的“秘密贸易”是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展和边界的划定而出现的，走私犯罪不仅是物质与资源的非法流动，而且也是当地人民对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的反抗。国家力量在边境地带的薄弱为当地人民抵抗现代化国家束缚、反抗殖民政府权威提供了机会。
尽管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但东南亚边境至今都在进行着权力、道德与利益的复杂博弈。发生在缅北的电诈犯罪，某种程度上也是“秘密贸易”在现代社会的全新表现。
堵不住的女性贩卖漏洞
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几年里，大规模人口贩卖得到了长足发展，走私者出于不同目的将男男女女运送到不同的地方，受害者是被变卖为侍妾和妓女的女性、奴隶和被称为“苦力”的非法劳工。
20世纪初，被走私到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用于性服务的女性。虽然目前已经有少量史学文献记录了这些妇女被贩卖并用于性交易的情况，但几乎所有文献涉及的都是这些女性合法的、得到认可的方面，而非更加隐蔽的流动方式。
据曾根幸子估计，1868年至1918年，有近50万日本女性出于这些目的前往或被带往东南亚。她们中的一些人未满18岁，在旅途中受到误导或未登记，使得她们在技术上变成了非法入境者。
贺萧认为，把中国女性卖到尽量远离其家乡的地方卖淫，这种做法也很普遍，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其逃脱的概率，也限制了其家人干预的机会。
殖民地国家深度卷入了这些女性在该地区的流动。在变革席卷该地区之前，新加坡和巴达维亚容忍甚至鼓励卖淫的原因之一在于，在许多行政管理人员看来，许多群体的性别比例失调，有必要采用某种形式的卖淫制度。
19世纪之前，来到东南亚的外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临时婚姻、纳妾和购买女奴等该地区的传统方式，与当地女性发生性关系。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结合是正常的，这种现象在近代早期并未遭到污名化。
19世纪80年代，随着纳闽岛成为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政府加强了对当地妓女的医疗监督，试图确保水手们获得“必要的宣泄口”，同时又不会感染使人衰弱的性病。在海峡殖民地，就连华民保护官威廉·皮克林(他的工作是打击对卖淫制度的滥用行为)也认为，只要女性进入殖民地卖淫是出于自愿，那么整个制度就是必要的。
问题在于，许多女性实际上并不愿意参与殖民地制度认可的卖淫活动，或是根本就未成年。她们和合法流动的“待售”女性一起被偷运，从各个方向越过该地区边境。
19世纪60年代末，十分清楚的是，有来自苏门答腊亚沙汉的巴塔克族妇女被运过海峡到达马六甲，并在夜间登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婆罗洲和其他横跨荷兰领土的邻近岛屿也悄悄偷渡女性到新加坡。
一套庞大的法律体系最终建立起来，试图处理该地区针对有组织卖淫制度的最严重的滥用行为，但从被贩卖女性的福祉来看，这一切收效甚微。
有太多的花招把此类女性送进殖民地，国家难以真正防范。除了直接走私，年轻姑娘还会受到威胁，被要求假装是人贩子的女儿或自愿同居者，但事实通常并非如此。
亚洲婚姻与西方婚姻在文化上的性质不同也使情况变得复杂，因为有时这些安排只是为了掩盖贩卖行为。马来人贩子还利用面纱的隐蔽性，以及穆斯林允许娶4名妻子的规定，将女性带过边境卖淫。
尽管殖民地在纸面上保留了若干法律，试图阻止未成年或受胁迫女性在殖民地流动，但收效甚微，直到很晚的时期才取得了一些进展。一起案件发生在1898年，亚齐的一名妓院老板到槟城购买了10名年龄在9到15岁之间的女孩，但地方法官驳回了此案。虽然这些女孩是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卖淫场所被发现的，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她们正在接受相关训练或将被用于卖淫，所以此案不得不撤销。
诸如此类的失败激怒了华民保护官，他说自己熟悉殖民地内大多数重要的人贩子，但按照法律，他根本碰不了这些人，除非他能找到证明他们参与其中的直接证据。
1913年，荷兰对卖淫活动的监管终于结束，而英属殖民地一直纵容卖淫活动，直到1927年才设定了3年的宽限期，正式宣告卖淫制度的终结。然而，对于这些行业中被非法贩卖的女性，那些被偷运至该地区的未成年或被胁迫参与卖淫的女性来说，这些变化意义不大。她们仍然生活在残酷的奴役和剥削中，巴达维亚和新加坡的立法修正，对缓解她们命运的痛苦来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苦不堪言的“猪仔”
尽管巴达维亚和新加坡不仅试图垄断从南印度和华南一路向南前往海峡殖民地的苦力运输通道，而且还试图垄断这些人随后的流动，但在东南亚，欧洲的势力范围之外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贩运活动。
在东南亚，许多种植园主、矿业公司和商人在中国和印度都设有代理人，以寻找必要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往往是在十分恶劣的处境下签订了卖身契，留得自由身的例子不太多。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劳工通过这些半官方途径来到东南亚，但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在中国)是遭到绑架(特别是农民和沿海渔民)、出售(包括在部族间战斗中俘虏的囚犯)，或是受了同行的招工人员所欺骗，被贩卖到等待的船上。
东印度群岛的繁荣和建筑的爆炸式增长，特别是种植园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如码头、铁路、烟草和橡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极为迫切，许多人都愿意在正规体系之外寻找所需的廉价劳工。
1891年新加坡《劳工委员会报告》和荷属东印度政府的类似冗长文件显示，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几年，劳工雇佣和招募中存在着何等严重的违法行为。
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有多种不同种族的苦力在东南亚地区流动。爪哇人、博亚人、马辰人、达雅克人、吉兰丹人、泰米尔人和华人都在流动，他们有时是契约劳工，有时是自由移民。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存在着从这样的系统中获益的极大运作空间，许多经纪人和“猪仔馆”(即劳务承包商)很快就发现了漏洞。
荷兰的报告记录了对劳工制度大范围滥用的情况，比如以朝圣为幌子，但实际上是把人带去种植园和矿山，以及偷偷把人带出东印度群岛，表面上却声称是为欧洲展览提供“民俗生活样本”。
1890年1月，从华南搭载大量苦力前往海峡殖民地的德国蒸汽船“周福”号上发生骚乱，船上的人发现蒸汽船实际上是要去日里，而不是事前承诺的海峡殖民地。为了让人们乖乖就范，13名男子遭到枪杀。
槟城的诱拐情况(同样是为了把华人苦力送到东苏门答腊)也很恶劣，华人证人给海峡殖民地提供的一些细节如下：
周阿义：张喜和贵隆告诉我，他们可以在新加坡给我找很多当职员的工作，而且工资很好 ；我相信了他们，被送上一艘帆船带到这个地方，我被卖给了一家商店......这里有90个来自我家乡的男性，我猜，强壮的都被送去了锯木场，而我因为身体虚弱，被当作“猪仔” 卖了。今天早上，我和许多人一起被带到一艘小船上。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但我们听说那地方离这边有11到12天的航程，而且我们必须在锡矿里工作。
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荷兰专员整理了一份报告，记录了为公司工作的各种华人的证词。报告显示，所有人都曾遭到拳头和棍棒的殴打，而且无法向警察投诉。1908年11月13日，勇顺作证说，苦力生了病，但公司不给药，继续逼迫他劳动。他所在的工队里有4人上吊自杀，他还指出一张照片中的男性已被殴打致死。
到了1906年，人贩子偷运苦力到这些矿场，以及华工在矿场受到的恶劣待遇，引起了中国省级当局的愤慨。这一年，两广总督写信给荷兰驻香港领事，说他知道这种秘密招募；他警告领事说，这种招募是被禁止的，并要求领事尽力制止。
然而，整个事件显示出中国政府和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都清楚地知道偷运劳工越过边境的秘密行为，但多多少少都无力阻止。虽然两广总督于1906年3月禁止更多的华人苦力前往邦加，但总有其他方法可以通过地下渠道获得劳动力。
到20世纪初，大多数欧洲本土公民都认为，非法贩卖人口在道德上无法辩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多多少少地认为，东南亚等地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类人口“货物”。然而，欧洲本土公民的关注和殖民地在该地区实施变革的能力，往往是两回事。
没有赢家的较量
走私和边境形成的过程与东南亚殖民地长达3000千米的陆地和海洋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旦勾画出了边界，跨境走私就开始生根发芽。走私一直是该地区地缘政治历史的一部分，19、20世纪之交前后的几十年里，“合法”边境的划定和跨越新边界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在进入20世纪前后的50年里，成千上万的走私者穿越边疆，其中有许多人把从事走私活动视为抵抗现代化国家束缚的一种可能形式。面对英荷边境线两侧殖民政权不断扩张的势力范围和技术力量，当地人民(包括一些移民的欧洲人)试图通过为自己牟取利益和进行抵抗的计划向这些政权发起挑战，这是可以理解的。
权力、道德和利益的计算仍然是决定性因素，使得走私活动至今仍然是马来/印尼边疆上现实状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相同的“商品”仍然在这条分界线上流动：农产品、人口(如工人，但也有妓女，她们经常跨境到货币更坚挺的马来西亚)，还有武器等。这条边境线太长了，国家无法通过现有的资源来进行充分的监管，而且腐败现象仍然困扰着边境沿线设置的各种保障机制。
国家和走私者这两个利益相关方仍然互相跳着华尔兹，同时向对方学习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走私者“借鉴”并改良技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快速学习，才能在与国家通常拥有的优势资源对抗时生存下来；吉隆坡和雅加达继续将边疆勘测得越来越详细，以试图消除走私者具备“地方知识”的优势。
然而，如果根据历史来判断，这是一场双方都赢不了的较量。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几十年，跨越这一特定边境的走私活动的历史似乎已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在1865年还是在1915年，边疆始终难以捉摸：可以测量，有时也可以执行管控，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两侧都会被跨越。这种局面恐怕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