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所缺北宋后期史进一步辑补的一些想法
对《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所缺北宋后期史进一步辑补的一些想法
南宋蜀人彭百川所纂《太平治迹统类》，作为一部记载北宋八朝史实的纪事本末体典籍，历来未受到学界的重视，但这部书又是研究两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太平治迹统类》乃是在改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或简称《长编》）的基础上成书的，因此这部书在《长编》残缺之后，其校勘、辑佚价值更甚于其史料价值。彭百川本书“治迹统类”的命名，有史学义理观念的存在。作者意在摘录北宋符合理学家所谓“内圣外王”的治国理政之道，因而谓之“治迹”，并将这些“治迹”统而类之，汇编成书，对于徽宗、钦宗两朝屈辱求和之事，“撰者以非治迹去之矣”。
而杨仲良编纂《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则仅仅是用纪事本末体改编了《长编》，其编纂过程不会有太多避讳，同样也不会对《长编》有过多的自主删改与创作，这也正是彭氏与杨氏创作旨趣的最大不同之处。《太平治迹统类》取材较《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更为丰富。该书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纪事本末体仅取材于一部书的编纂方式，除《长编》外，彭百川大量采集北宋、南宋史籍或文人诗文集内容（如参考取材有熊克《九朝通略》、李攸《宋朝事实》等）。
中华书局 2004 年出版的《长编》作为现在使用最广泛的通行本，需进一步校勘。乾隆时期，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长编》四库本，此后在清中后期又经过张金吾及浙江书局的传抄和刻印，产生了爱日精庐本和浙江书局本。虽然中华书局在点校《长编》时，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以宋本、四库本、爱日精庐本等进行参校，又辅以《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大量古籍予以他校，但是对一些最早四库馆臣在四库本中作出的不甚合理的改动也都保留至今。中华本《长编》依然有许多阙、讹之处须进行校勘补正，若以各版本《太平治迹统类》为主要校勘材料，辅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部宋刻五朝节本《长编》等，必然对《长编》的完善大有裨益。尽管《太平治迹统类》本身存在诸多讹、脱、衍、倒之误，但也不可否认其校勘宋代史料的文献价值。若使用《太平治迹统类》辅以宋本《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相关典籍校勘《长编》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操作的可行性，且对补正中华书局本《长编》中依然存在的校勘问题大有裨益。
《太平治迹统类》中保存了大量今永乐大典辑本《长编》所缺的内容，若结合《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全文》《宋宰辅编年录》《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等史籍，将其中辑本《长编》所缺的内容加以整理考辨，以补充校正清末黄以周之《续长编拾补》，也是完善《长编》的重要工作之一。
1、现今通行本五百二十卷《长编》源自于四库辑本。四库辑本缺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及徽宗、钦宗二朝全部事迹，清人黄以周为弥补《长编》的阙漏，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六十卷以辑录《长编》佚文。
2、《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该书主要取材于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托名李焘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前编），又辅以大量的宋代史料笔记、文集等进行校补，依然仿照李焘《长编》编年体的编纂形式成书。序文中可见，黄以周编纂《拾补》所参用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阙、讹甚多，已非善本。而当时清人对《太平治迹统类》的体例和内容尚未有一个明晰的认知，不了解《太平治迹统类》与《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关系，因而黄以周等人在对《长编》进行辑佚工作时也仅仅是将《太平治迹统类》作为校勘的旁证。顾吉辰在《拾补》的点校说明中提到，“是书在编纂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黄以周等人鉴于当时资料的限制，未能引用宋会要、宋宰辅编年录等重要书册，不免是个憾事。同时，在援引史料时，亦有将作者、书名、篇名张冠李戴等。”这些问题，同样是清人辑佚《长编》的局限性。
3、随着《太平治迹统类》的体裁以及与《长编》的关系得到确认，邓广铭先生提出用彭百川书与杨仲良书辑补《长编》的问题：“只有把杨、彭两家之书兼收并取，才庶几可以使《长编》得以补足其所阙脱的绝大部分，尽管仍不能使之成为‘完书’”。但确乎是将《太平治迹统类》列入了辑佚《长编》的主体书目之中。因为有了黄以周的《拾补》，所以对《长编》的辑佚工作便可以在《拾补》的基础上完成。
4、同时，仅仅依靠彭书与杨书仍嫌不足，还需要使用与《长编》有密切关系的史籍进行参考。例如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时，对该书与《长编》的特殊关系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宋史全文》记载北宋部分的史料其实大部分是摘抄自《长编》，但是《宋史全文》的作者与彭百川一样并非完全照抄《长编》，而是采取摘录部分原文并进行压缩，但并不再自己杜撰，极少使用自己的文字取代《长编》的记载。《宋史全文》的编纂方式与彭百川、杨仲良改编为《本末》所使用的摘录、压缩方法大致相同，因而《宋史全文》的北宋部分也可看作是一部改编自《长编》的简明编年体，对《长编》的辑佚作用不言而喻。再如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同样是通过摘抄的方式集合而成的一部史籍。其中《长编》原有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王瑞来整理《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对该书史料来源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该书所载北宋部分的内容，基本是摘抄自《宋大诏令集》《长编》等史籍，并肯定了《宋宰辅编年录》同样是“善抄书而成创作”。
因而上述《宋史全文》《宋宰辅编年录》两部书，均可在使用《太平治迹统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补正《长编拾补》时一并提供参证，但黄以周在辑补过程中未能充分利用彭百川与杨仲良之书，亦未使用《宋史全文》《宋宰辅编年录》等史料扩充辑补范围，这一点也是黄以周采集史料编纂《拾补》遗留的缺憾。此外，《太平治迹统类》对某些事件的记载较《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更为详实，辑佚效果更优，若能充分利用《太平治迹统类》及上述其他相关典籍，则能够补《拾补》之所未补，记《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所未记。
《太平治迹统类》作者为南宋蜀人彭百川，受到当时四川地区道学流行、雕版兴盛、修史成风的环境影响，得以成书。本书是一部融合纪事本末与纲目、类书体的历史典籍，记载了北宋太祖到徽宗八朝史实。《太平治迹统类》史料来源基于《长编》，但取材较《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更为丰富。该书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纪事本末体仅取材于一部书的编纂方式，除《长编》外，彭百川大量采集北宋、南宋史籍或文人诗文集内容。作者意在摘录北宋符合理学家所谓之圣王“治迹”，统而类之汇编成书，所以对《长编》原书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内容有所主动取舍。彭百川编纂《太平治迹统类》所依据的《长编》的版本更为原始。《太平治迹统类》中保存了大量今永乐大典辑本《长编》所缺的内容。故《太平治迹统类》对今本中华书局版《长编》的有重要不可替代的校勘、辑佚、拾补的价值。
在辑补《长编》佚文、进一步完善《拾补》的过程中，在辑佚材料的选取方面，应将《太平治迹统类》与《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量齐观，并需要大量参考诸如《宋史全文》《宋宰辅编年录》《宋会要辑稿》等（笺注增补史料作为小字附注则可参考《陈均：九朝编年纲目》、《吕中：宋皇朝大事记讲义》、《朱熹：皇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汪藻：靖康要录》、《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宋代原始材料，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太平治迹统类》的辑佚价值、并尽可能地恢复《长编》佚文的原貌。（详细参看刘子轩：《太平治迹统类》文献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