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othetical equivalence
不要再说目标语和本源语了，请说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和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高举我们的主体性lol.
“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博尔赫斯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令不相等的事物相等，这仅仅是语言（自诩能够把握真理）的一个隐喻功能，德文里的gleich machen（使相同）,而gleichnis的意义就包括了“形象、明喻、讽刺”。Übersetzen ist Übersetzen. (翻译就是渡河)，但是此德文译为现代汉语就陷入了认识论陷阱——人们将格言转变为陈述，从而只关心什么是信息的翻译？什么是价值的渡河？——德文重音的变化导致意义的变化，这一种游戏难以被译出。再论巴别塔的故事，翻译的不可能性与对太初的渴望，然而我们却是在各自的语言里学会了巴别塔的寓言，但是人们总是重申翻译的不可能性。为什么？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可译性”（die reine Sprache 上帝的弥赛亚式回归的可能性）和德里达《巴别塔》“互补性”，对于我们思考译介即译介学的意义：host language和guest language的互相补充，从而创造出比单纯的翻版或复制更为丰富的意义。
关于旅行理论和后殖民批判——后殖民批判视野下理论的旅行——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只能化约为统治与抵抗的模式吗？非西方语言的能动作用被轻视了吗？ 从历史角度思考语言和翻译，最重要的是摆脱历史主义的大写的目的论历史概念，而是转向效果史——当下仍旧在发挥作用并富有意义的那部分历史。比如literature的“对等词语”：“文学”。我们对文学的定义来自于literature，我们的文类分类正是来自西方语言中的literature.
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避开了“过渡”“连续性”的历时神话，转而关注“多重对立”的共时概念。有人认为南亚学者的理论不能运用到中国的情况，因为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从来只是“双半”状态，非常自欺欺人的说法，消除了中国与其他地区和历史发生牵连的印迹。场域localities之间的共时关联不可忽略，而不是它们的共性。
刘禾此书的任务：超越解构主义阶段——证明对等词并不存在的阶段，考察对等关系是如何从无到有地生产出来的。 重点就是对“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神话的考察和质疑，甚至“国民性”事件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诞生（国民性与国粹共同孵化了中国现代文学）。
“国民性”经历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番塑形，中国人的缺陷已经被普遍化为“国民性”，一种本质的客观存在，那么语言和文字仅仅是用来再现此本质的透明材料。即使一百年来国人争论国民性问题或阶级性问题孰轻孰重孰是孰非，都还是在五四知识精英的“圈套”中。National character在西方语境中本来服务于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但是经日本译介入中国后，意义逐渐向国民劣根性滑动，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功劳。那么现代文学和国族建设的历史关联是如何缔结的呢？ 鲁迅在日本留学读了传教士阿瑟·斯密斯《支那人气质》日译本，再加上鲁迅在日留学观看日军、俄军虐杀中国人的冲击，“看客”成为了鲁迅写作的一大母题。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 《阿Q正传》除了受益于果戈里的反讽之外，其实阿Q其人与显科维奇《胜利者巴泰克》和《炭笔素描》中的人物高度相似，同样是自我欺骗的农民，同样是精神胜利法，也就是说，阿Q这个角色是跨国际的，他到底怎么象征国民性呢？
“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从隐喻角度看，它是知识的健忘机制，它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
关于“个人主义”的话语，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重点是“操纵”这一活动，也就是考察在中国的个人主义，不宜把重心放置于主体论批判，而是转移到国族建设的复杂语境。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是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国族主义理论意义上的individualism的。民国早期在《东方杂志》《青年杂志》（《新青年》）和《新潮》等刊物有几场关于个人主义的论争，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兼容、个人主义与分类意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主义被定义为“小己”……个人/国家始终概念性黏结，一遍遍再生产“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的话语：把个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交给作家。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理分析、自由间接引语、长篇内心独白等欧洲小说文体被大量借鉴，也就是新的文体风格使小说家把自己的主人公置入了新的象征性语境中。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主体，但是这一主体面对旧秩序崩溃时又失去归属，甚至这一主体会发展到拥抱大共同体的新秩序。
关于“世界文学”之经济隐喻：歌德看到的是各个民族普遍交换的愉快场景，而郭沫若发现的是却是跨越国族界限并在东西方之间发生的剧烈的阶级冲突。也就是，歌德是欣然接受作为商品的各地文学，而郭沫若及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有一种焦虑，如何进入国族文学-世界文学体系？
关于赵家璧1936主编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此书的编写范式对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影响至今：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也就是这种取舍标准来自于人们关于文学的普遍预设（何谓文学），总序＋每一卷的导论。赵家璧令人叫绝的安排左派、右派的能力，《大系》项目几乎没受到审查的损害。当代学者有一种“反叙事”倾向，也就是要完善和校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但是这与《大系》本身一样受某种完美神话所驱使。考察的核心是这种编写《大系》的必要性、合法性。关于“理论卷”的问题：“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赋予的那种明显夸张的力量，只能在新文学由以产生的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根据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学借鉴的特定类型来加以理解。”迅速抓住理论话语在争夺合法性方面有着头等的重要意义，理论在话语领域是制造合法性的角色，象征权威。某种知识权威危机。《大系》是一个自我殖民而非被人殖民的规划，西方成为人们赖以重新确定中国文学意义的终极权威，欧洲文学参与的学术史和合法化过程。
按：我的疑问就在于虽然刘禾多次说起欧-日-中借贷词，也考察了汉语词的历史语境，但是似乎没有考察日语词在日本的流变和实践。这一问题和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一样，感觉忽略了日文的意义生成以及日文对现代汉语的意义生成。在说到“个人主义”“国族”“国民性”时，我很难不联想到秦晖有几本书提到的日本明治维新是“周秦之变”，也就是日本主张从小共同体走向大共同体，这一呼吁对于五四知识分子（一个很广阔的谱系）有致命影响，把个人从家庭解放出来送给party和country。又想到施密特……parteiung , partei , das Totale, totalitaris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