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汇处生成(《不像说母语者·评》)

涉及的是语言、种族、殖民、身份，一些交汇处摆脱不了的概念与意象。后两章更好读体验性也更浓厚一些(无论是食物在后殖民写作的笔下，还是广播剧里声音的传播)，尤其香港的例子对中国读者会更亲缘一些，暂按下不表。稍微写写前三章。

在第一章中，周蕾从德里达对自身无法去除阿尔及利亚口音的不纯正法语的痛苦与自省出发，却并未落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语言权力单纯化约为“统一—抵抗”模式的窠臼。事实上，固然殖民者/他者的单语制在排除竞争者，边缘化本土的语言，但这种语言经验(按书中所谓法语“完全以惯习的形式被具身操演”)也是通过殖民者/他者而观照自身。换言之，在单语制霸权的表象下仍孕育有一种开放性，而这种开放非在交汇之处不可抵达。

第二章中，当将目光投注到作为殖民核心的言语规训时，会发现极端的语言替代是不可能的，被殖民者的语言即使再支离破碎也会于碎片(无论是日常、民俗、习语)中留存，而殖民者的语言无论再强势，也只能是一种嫁接而非一成不变的复刻，被殖民者会以各种离题、双关、扭曲、变相的言语乃至沉默进行(且被殖民者有利的地位在于他们将直面语言间存在的调解与割裂)。在此，阿切贝对英语承认给定性的立场与恩古吉拥护非洲本土语言的立场发生冲突，在后者眼中，被殖民者从语言中被放逐是一种丧失。但正如本雅明论述的机械化的摄影和电影导致的灵晕(aura)的式微，但却同时在机械化下于创作者和接受者(无论是导演和演员或演员与观众)之间构筑新的社会关系，被殖民者语言的衰亡也重新缔造了新的集体经验。在福柯那里，集体经验是言说痕迹，是话语世界，是已发生的陈述。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是与他人沉淀的经验的碰撞，那么如何触碰经验沉积而不致发生无可挽回的丧失？或者需要思索的就是母语者作为起源点的纯洁性(周蕾用的“未遭侵蚀”)，而母语的可听可辨却往往依赖于非母语的杂音。语言的渗入难以摆脱，而“剥夺是打开未知之门的钥匙”。

到第三章，所处理的是非常有趣的翻译问题，周蕾从巴金书写的(真)哀悼场景转为符码和语言入手，展开翻译带来的原初语言与目标语言直接的位阶不平衡的问题(在上述例子中，原初语言/古老的仪式被贬损，视为倒退)。于是那个问题，翻译中的背叛vs忠诚的选择问题在这里被归结于语言本身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导致为达到通约目标，原初语言与目标语言谁应该牺牲更多(当然权力是重要的考量要素)。

有意思的是，周蕾在此处提及“忧郁转向”这一概念，“忧郁”在这里指向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话说弗洛伊德这篇也太好用了，从巴特勒《性别麻烦》到利科《保罗·利科论翻译》再到这里都诸多借鉴)一文。在《哀悼与忧郁》中，弗洛伊德明确二者都关乎丧失，但哀悼并非病症(也无需干预)，而忧郁则不同，涉及自尊感的紊乱以及相应的对自我的贬损和谴责。不同于其他人对这种忧郁偏于“负面”或者侧重于其自我攻击的一面，周蕾在此提出忧郁转向的启发性在于“其承载的巨大的生成性潜力”，作为“起源性条件”(“比如语言、读写系统、性征、种族或文化”)被拥抱，但同时也关注对于其“无可挽回的丧失”(“比如妥协、伤害、阻断、失能或窃取”)，这其中难掩本土性原初的破坏，如同忧郁所带来的自尊感的紊乱。而周蕾将忧郁转向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视作翻译者，即在本土性原初的动荡(或者说是一种丧失)后，势必面临如巴金那个例子中的二者语言的失衡问题。但如同忧郁在弗洛伊德处被治愈，这种翻译工作是一种带有疗愈性的走向本土的尝试，于是翻译者不再单纯地背叛原初语言/本土文化，他仍对其忠诚，但这忠诚含有忧郁的色彩，于丧失处见多元。

后面周蕾引用了一段理查德·卡尼评述利科关于翻译的话，“因为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创伤翻译进陌生人的语境，再把陌生人的创伤翻译进我们自己的语境，疗愈和和解才能发生”。这段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不单单是触及利科本身“语言的好客性”，“创伤”更是呼应了忧郁(或者说项下的丧失)以及疗愈过程。至于利科提出的“不同一的对等”，周蕾进行了扩张，认为是待生成的某物。至此，于第一章处的“开放”、第二章处的“未知之门”，均可归结于此处的“生成”，在殖民与被殖民间，言语是一种体验，更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实践，它有碰撞、丧失、消解、混溶，最终达到生成。

拓展已读

1.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2.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

3. 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这篇强推)

4. 巴特勒《性别麻烦》

5. 利科《保罗·利科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