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强大了，工人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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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特朗普可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而且在两个月内引发了被称为“特朗普衰退”的经济下滑后，依然有着庞大的支持群体？
几乎所有政治分析师都不会否认，在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底层工人发挥了巨大作用。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美国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国家发展的红利之外，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认为自己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最大受害者。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孤立主义理念说到了美国工人们的心坎上。
他们强烈的被剥夺感和无言的愤怒推动了美国政坛的转向，不惜见到特朗普以损害美国全球声誉和利益为代价“以美国优先”。“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成为如今全世界关心的重要话题。
布·斯里尼瓦桑的《美国四百年》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角度提供了看待这一问题的重要视角。
斯里尼瓦桑是一名来自印度的美国移民，他从35个历史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重大新生事物”着手，盘点了从“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到现在，美国400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400年来，在美国这片“应许之地”上发生了无数的商业创新、阴谋诡计和暴富神话，是美国定义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而它的隐患、缺陷和未来走向也潜藏在美国的历史之中。
我们会看到铁路如何推动了公司制的发展，石油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集权本质；最终，当进入iPhone的全球化生产时代，一个关于美国工人群体的悲剧性悖论出现了：工人们的劳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美国的勃兴，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却使工人们沦为这个国家“无用的人”。
铁路：资本开始与政府合流
铁路是经过一系列实验才进入美国的。
其中一个实验开始于1828年7月4日，地点是巴尔的摩。一些商人积极铺设铁轨，以跟上临近运河的建设步伐。按计划，“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从巴尔的摩港一直延伸到俄亥俄河畔的一个城镇。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最初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是服务于公共福祉的营利性企业。
马里兰州对该铁路非常重视，因为其竞争对手宾夕法尼亚州正在建设一个庞大的运河系统。为了启动这个项目，这家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集150万美元，马里兰州和巴尔的摩市各认购50万美元，私人投资者认购剩余股票。不过，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在承诺铺设数百英里铁轨时，打算用马匹来提供“马力”。
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虽然在少数人看来形势非常明朗——他们看到这一“铁马”在陆地上的奔驰时速达到30、40甚至60英里，但是，开始于20年代的那些运河项目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
铁路的一些重要影响发生在铁路建设工作之外。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崛起催生了公司制度的第一次广泛应用。在19世纪初期，建立公司意味着从州议会那里获得载有具体经营目标的特许状。一般来说，州议会只授予基础设施、银行和保险三个领域的特许状。如同早先开拓新世界的那些风险项目，公司制度可以保护被动型投资者，让他们免于承担企业潜在的债务。
公司制度的这种特点又反过来促进了广泛和可转让的持股。如果股票持有者要对企业的历史债务或行为承担无限责任的话，这种股票就很难转让。因此，州议会认为，对于需要筹集大量资金的大型私人项目来说，应限制股东必须承担的责任。要求无摩擦和匿名转让股份的股票市场，得益于公司制度的广泛应用。这种新生事物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不像通过发行债券获得融资的运河，铁路最终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
铁路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动脉，成为美国商业甚至是信息传递的流通系统——信件、消息或传言传递的速度往往和信息传递工具的移动速度一样快，而现在，信息传递工具变成了火车。
然而，美国铁路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即使美国早期的资本主义也绝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的各种形式和力量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长轨迹以及最终结果。“有限责任公司”除了意味着国家创立和承认的抽象法律概念，还意味着什么?
同样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早期发展也是由各州政府的债券担保推动的，目的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来说，19世纪初期那些让人类能够借助蒸汽船、运河和铁路等新方式来征服自然地形限制的“下一个重大新生事物”开始于复杂的公私合作。如建设基础设施、协调联邦和各州法律、允许有限责任和定义与平衡产权冲突等政府行为，逐渐进入美国经济的运行体系，在此基础上是自由市场创造力的动态和创业活动的蓬勃开展。
石油：资本主义式集权的开始
在棉花成为全球商品，美国铁路的最初增长需要依赖英国铁轨的时候，石油成为美国完全在国内发展到全盛规模的第一个工业供应链。依托铁路基础设施——推动了下一个重大新发现(石油)的上一个重要新生事物(铁路)，19世纪石油行业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阴谋应运而生。
那个时代的行业策略远不是那么简单和透明。1872年，当这个行业还不到其最终规模的千分之一时，包括洛克菲勒的炼油厂在内的一些规模最大的炼油厂，与一队铁路高管会面，就铁路运输价格进行了一次集体谈判。炼油商们一致同意由南方兴业公司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表面上，作为该联盟内部成员的炼油企业同意以约定的价格向铁路公司支付运费，和那些非内部成员的小型炼油厂支付的价格相同。然而，因为运输量大，南方兴业公司中的炼油企业会从铁路公司那里秘密收到回扣，这些回扣来自非内部成员炼油企业支付的运费。这样，这个卡特尔外部的炼油企业相较于内部成员支付了更高的运费，这对内部成员来说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竞争优势。
随着方案的逐步敲定，标准石油公司开始与克利夫兰的一些小型炼油企业谈判。标准石油公司隐晦地告诉对方南方兴业公司的巨大实力，他们对克利夫兰的其他炼油企业(总共约26家)暗示说，那个体系之外的炼油企业将无法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由于供应过剩，当时炼油企业只能间歇性赢利，现在运输成本又要大幅增加，这些炼油企业大都选择将自己出售给标准石油公司。在45天里，26 家炼油厂中有22家同意被洛克菲勒收购。
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在数千个城镇都有销售。顾客购买照明用油和做饭燃料用油时会选择有明显标记且无处不在的标准石油金属罐。整个19世纪70年代，原油和煤油的价格不断下降。新发现的油田产量很大。在这期间，标准石油公司不断在行业内进行整合，结果，在它解散时，产生了埃克森(前身是埃索)、美孚、雪佛龙和阿莫科等诸多现代著名品牌。洛克菲勒发迹过程中从来没有开采过石油，他通过合并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主宰了石油行业。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明显悖论。相比于由无数独立企业家组成的开采、精炼和分销石油的市场，现实似乎表明整合之后的效率更高。在一个迅速增长的大领域里，小型经营者往往处于明显的劣势。现代资本主义似乎更青睐大型企业，因为他们通过统一政策、集中规划来协调所有经营活动，实现规模优势，能以低成本借贷，进入大型资本市场，让自己免受业务周期波动的影响。
在理念上，企业自由竞争原则和其他民主自由密切相关，但是在实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经营者的功用往往被大机构所取代。另外，以大公司为代表的工业化，迅速且无可争辩地提升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大企业提供的低价格虽然想起来让人害怕，但同时让普通家庭大大降低了基本生活成本。不像几十年前鲸脂做的，有时用包装珠宝的薄纸精心包装的蜡烛，装在小金属罐里出售的煤油物美价廉，让普通人也能点亮自己的家。
iPhone：国家强大了，但工人呢？
将近一个世纪前，当亨利·福特宣布公司工人每天的薪酬为5美元时，那时的重要事物，一辆新车，其价格等于普通工人3个月的薪水。不管是用双手挣钱的普通工人，还是办公室拿笔杆子的职员，都是创造美国企业成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最大限度地推进了企业的发展。然而，新技术时代改变了这一切。像iPhone这样突破性的美国产品，设计工作使用的是硅谷的头脑，而生产靠的是中国人的汗水。
在苹果庞大、专门的中国独资工厂里，中国工人的薪水约为每月200美元。当薪水这么低的中国工人却在生产最现代化的产品时，美国工人在这个全球市场上处于什么位置?虽然美国商店里到处是便宜的中国货，然而，人们对这个不对等的等式最终如何发展而感到不安。
在80年代中期，萨姆·沃尔顿对不得不从中国采购大量货物忧心忡忡，尝试鼓励大家从美国进货，他的回忆录名为《萨姆·沃尔顿:美国制造》(中文版为《富甲美国》)。然而，美国消费者已经对低价格上了瘾，对贸易赤字的担心已经大大消退。政界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从“买美国货”变成了对自由贸易的赞扬。
贸易赤字上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美国进口额与出口额之间的差距为5000亿美元。外国商品的涌入让美国人均年度逆差超过了1500美元。即使是服务领域也不乐观。客服代表和某些程序员的工作朝不保夕。数百万受过大学教育且英语熟练的印度人愿意以每月不到500美元的底薪从事白领工作，就像普通中国人愿意做蓝领工作一样。
两种观点之间没有中间立场。本土主义者看到就业机会因自由贸易而减少，而全球主义者认为生活水平因自由贸易而提升。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是，美国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了。
当然，这种观点站不住脚。美国肯定要盖房子，美国人比西方世界的任何人都有更大的住房面积。美国人还要种植自己食用的粮食，美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从80年代开始，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本田、日产和丰田在内的主要汽车生产企业都在美国建立了工厂，生产包括凯美瑞和雅阁在内的畅销汽车，美国是世界上第三大汽车生产国。
从1859年宾夕法尼亚出现第一口油井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后也一直位居前三;后来，随着新型开采技术的出现，美国原油产量又上升到世界首位。波音仍在制造飞机。美国的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公司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约翰迪尔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仍然是农业机械和建筑设备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美国在技术上有压倒性优势，以自动驾驶汽车等事物来塑造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过，美国过去的重要新生事物存在一个问题。过去，生产每一辆汽车、每一台电视或每一吨轧制钢材都需要美国工人的参与。过去四十五年的技术进步虽然有益于作为消费者的大多数美国民众，却使绝大多数美国劳动者无法参与生产。
那些体力活以大约每小时1美元的价格外包到国外，而与下一个重要新生事物相关的高薪工作只向沿海极少数高学历的技术工人开放。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实验史无前例地将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和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对等起来。每个家庭都为自己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骄傲。
然而，技术进步日益将美国工人们抛在了后面。如果工人对技术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基本上是零的话，那么全球体系允许他们充分享受这种进步成果的时间会有多长?如果不是高价值的生产者，他们还可能一直是高价值的消费者吗?
美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这里，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永久的施工区域:旧的方式不断被拆掉以为新方式让路，变化不断造就着赢家和输家，人们被承诺所有痛苦都是暂时的——这是一种达尔文式的激励，促使人们适应。
美国过去的成就让人们深信这一点。即使那些激烈讽刺和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也要委婉地承认这种不断变化的好处，虽然有时候不合时宜。美国人一直理解物质上的进步要归功于资本主义，但同时，他们也会动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约束资本主义的滥用。从资助“五月花号” 分离派信徒的风险项目开始，相反的力量和动因是美国人理念融合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不断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