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风说书」主导的近世日本西洋动态信息
「荷兰风说书」是江户时代的所谓「四个窗口」（指长崎、对马、萨摩、松前，荒野泰典提出的交流史框架）中的长崎出岛荷兰商馆通过每年到达长崎的兰船提供的最新情报而制作的对幕府的风闻情报汇报，这是近世日本在「宽永锁国」以后了解西洋情报的最主要途径。幕府于宽永十七年（1640）向搬迁到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提出的海外情报要求，长崎奉行所也有专门的风说役负责，风说役的长官风说闻役则由兰、唐大通事担任。除了年常的风说书报告，还有「别段风说书」这种特别专题报告，幕末的佩里来航和克里米亚战争风说都是通过这种特别风说书报告的。除了长崎出岛荷兰商馆制作的「荷兰风说书」外，来到长崎贸易的来自不同地域的唐船带来的「唐船风说书」（例如南京船风说书、厦门船风说书、广东船风说书等）、返回的琉球进贡使团的「耳目官」对萨摩藩的情报汇报，以及北方的「赤虾夷风说书」都是近世日本通过所谓「四个窗口」获得世界不同地域信息的渠道来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交流史研究侧重于建构某种框架，体现为朝尾直弘的「日本型华夷意识」和荒野泰典的「海禁·华夷秩序」框架以及「四个窗口」的口岸研究，修补了岩生成一以来的「锁国」相关研究。而千禧年之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于检验「锁国」概念以及探讨东亚区域内的窗口交流，对于西洋情报在日本传播的重要途径「荷兰风说书」直到松方系统研究以后才得以体系化，同时与松浦章等学者整理的唐船风说书研究、岩崎奈绪子的赤虾夷风说书研究构成了近世日本海外情报研究的体系。 一 本书作者松方冬子原名德川冬子，父亲是德川吉宗系御三卿之一田安德川家出身的语言学者、原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德川宗贤，母亲是作为物理学者的东京工艺大学名誉教授德川阳子。1988年，德川冬子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专攻）卒业（文学士），在学部时代就与曾经的皇太子德仁、今天的令和天皇是同学了，也是那时的皇太子妃候补之一。最终冬子老师还是在学术的道路上前进，1993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后担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准教授，研究近世日本对外交流领域——特别是荷兰风说书研究，成果颇丰。她后来嫁给了松方正义的玄孙：情报工学者、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准教授松方纯，因此改名松方冬子。之前看韩剧『王朝的岁月』，想到曾经也是裕仁太子妃候补的梨本宫方子（后为李垠妃李方子），不禁就想到了也曾经作为妃补的松方冬子老师。 松方冬子的研究主要对德川幕府对「西洋近代」缺乏认知而无法应对佩里「黑船来航」的通说提出了异议，幕府并非对于西洋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因为「荷兰风说书」在19世纪初就报告了关于美国建国及后续发展的许多情报，「佩里来航」的消息在佩里舰队到达日本前就通过荷兰人的汇报到达了江户城幕阁之中。1852年7月，美国舰队即将来航的消息以及美国东印度舰队的人事变化在舰队出发前就通过荷兰人的汇报（别段风说书）到达了江户城幕阁之中。「蒸気仕掛軍船シュスクハンナ」、「数艘の蒸気船」、『船将ペルリイ」、「上陸囲軍の用意もいたし諸道具積入二江戸に差越候命を請候由」等风说（「墨夷舶渡来之風説」）已经提前一年明确了佩里来航的主要信息。巴达维亚总督也提出了建议幕府将贸易港继续限定于长崎的策略，标榜着「日本御国法二相背不申御安全ノ計策」与「日本国二往古ヨリ敵対不仕国」来强调应该继续坚持不背离日本国法的安全的策略，同时也是坚持荷兰在长崎权益的体现。由此可见，不须等到1853年佩里来航，1852年的荷兰与幕府已经就此事提前进行应付准备了。幕府当局认识到佩里其人、舰队各舰名和大致舰数，包括蒸汽船，以及可能准备登陆战役等准确的事前情报。首座老中阿部正弘对此感到忧虑，但没有提出确切的应对方案，认为发生大事的可能性不大，朝野上下都没有对此信息产生最大的危机感。佩里来航的信息虽然没有向诸大名公布，但在佩里来航前，包括蒸汽船在内的几艘外国舰船会来浦贺，要求开国通商的认知在相当程度上流传着。 二 在1850年代之前，日美已经有了许多次非正式交涉的记录。早在1791年，美国的毛皮贸易船「华盛顿夫人」号和「哥伦比亚」号就抵达南纪的串本，在近海得到了周围村庄海民的帮助，也被汉文记载下了他们的回应「本船亜墨利加船也」，成为日美交流史的开始，之后日美交流又通过长崎中立国佣船时代入港长崎的兰旗美国船、1837年的「莫里森号事件」及1840年代的两起美国捕鲸船漂流民送还事有所交锋，捕鲸船漂流民的情况也让正在太平洋扩张的美国有了获取日本开港保障的需求，佩里舰队的产生由此而来。但是，零星的漂流民却并不足以让日本真正认识美国，幕府在19世纪初系统得知的关于美国的情报主要来自「荷兰风说书」。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宽永锁国」时，就通过出岛商馆向长崎奉行制作「荷兰风说书」以汇报荷兰侧风闻，这些风说的制作并非荷兰人把道听途说的所有信息全部制作成文书汇报，而是有选择地汇报有利于自己的，可谓「报喜不报忧」。「宽永锁国」时，幕府的大敌是切支丹国家，岛原之乱也说明了切支丹是能够威胁幕府统治的大患，幕府对「荷兰风说书」最急切的情报需求就是关于切支丹的。到了日露开始接触时，「列扎诺夫来航」入港长崎事也是在一年前通过荷兰别段风说书传递到了日本，由于已经发给拉克斯曼信牌，露船来在长崎奉行和长崎警固役福冈、佐贺二藩看来，是必须提防准备的可能。在列扎诺夫来航两年后，目付远山景晋的报告书中写道：「去子年七月、紅毛船人津之節、紅毛人共風聞申立候者、魯西亚国諸邦江船を出し、交易之道を開候由、右二付翌年歟翌々年之内二者、長崎江来津も可仕趣、奉行迄申立候よし」，当年的长崎奉行所报告史料中也有「ロシヤ船渡来之趣流布いたし」等信息。但长崎奉行成濑正定只把列扎诺夫号来航预告信息当作机密信息处理，根本没有对来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也没有报告江户，不过这事实上也成为了常规风说书内容转向别段海防风说的开始，之后佩里来航的风说预告就是在这之后几十年海防戒备的自觉中被系统地汇报到江户的。 在完成了「宽永锁国」以后，近世日本的通商对象固定为唐国与荷兰，而荷兰人成为独占日本市场的西洋国家以后，也会通过「风说」影响日本对于其他西洋国家重启贸易的判断。木村直树的研究指出，即便到了宽文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想重启日本贸易，巴达维亚方面都提前通过出岛的商馆报告了英船「return」入港长崎可能的情报，并且同时报告了英国的不利局面。而在此之前，英国与葡萄牙王室联姻的情报也通过「荷兰风说书」汇报给了幕府。幕府虽然让英船入港，但以新教国家英国与天主教国家葡萄牙联姻为由拒绝了通商请求。四年后（1677年）的「荷兰风说书」又出现了一则关于丹麦请求贸易的信息，荷兰人解释说丹麦非天主教国，但幕府此时已经不是排除切支丹的「南蛮」（西葡），应对英国船时还能允许入港，并且借口说是葡萄牙的盟友所以不许可。面对来航的符合要求的丹麦船，却出现了「由于是欧罗巴国家，所以来航不允许」的提前应对，提前拒丹麦船于福州，只允许荷兰作为唯一的西洋通商国租留长崎出岛。木村直树认为，这才是近世后期到幕末思想史上「锁国祖法」的原型。在近世前期到中期，「荷兰风说书」主要与切支丹情报密切相关。 三 随着近世中后期日本对西洋知识的兴趣，「荷兰风说书」也开始汇报西洋各国情报，当然也是有利于己的，日本的知识人也得以通过出岛获取的书籍编纂相关志书，如朽木昌纲所编纂的著名的『泰西與地图说』。当荷兰联省共和国被法国的傀儡政权巴达维亚共和国取代、「中立国佣船时代」来临时，出岛制作的风说书仍然隐瞒着日本这些不利于己的信息。到了1809年巴达维亚一度陷落及之后的时间里，出岛更尽力隐瞒巴达维亚已经易手于英国的事实，以免幕府开始不信任与担忧荷兰人能否更好履行通商（尽管巴达维亚报纸中信息的微妙变化也瞒不住大梘玄沢），甚至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5年解体的具体事实，荷兰商馆长也明确「报喜不报忧」的态度。但风说书毕竟只是二次制作的报告，长崎的阿兰陀通词、兰学家和长崎奉行是最容易得知世界信息动态的，面对各种来自西葡等切支丹国家的漂流船、及1813年悬挂荷兰旗来接收出岛商馆的两艘英国船，阿兰陀通词是秘密将其当做荷兰船处理。正如松本英治研究也指出的那样 近世外交的特质就在于「当地外交」。虽然最终的外交权限属于幕府，但相当大的裁量权被赋予了长崎。这种特质虽然在长崎的对外交往现场带来了灵活的对应，但是却使各种信息操作横行，也侧面说明了幕府长崎的统治没有得到贯彻的状况。 不过，受拿破仑战争影响而入港长崎的英船「菲顿」号入港劫兰船事件着实让幕府方面紧张，从而加强了长崎的海防体系，幕府甚至计划在从巴达维亚招募的荷兰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引进西式军舰，计划以长崎地役人作为运营主体，也是预示了「开国」后的长崎海军传习的构想，更是当时幕府对外危机感的缩影。这套海防体系还随着北方的「文化露寇」危机而进一步扩大到虾夷地警备、江户湾防备甚至是全国性的海防。到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荷兰人重新收回了荷属东印度的控制权，也开始重整日本贸易。负责长崎警备的佐贺藩在1831年就能通过长崎购入荷兰船运来的五百支盖贝尔1830式步枪进行近代化新武装，并不断铸造西洋式炮，萨摩藩也通过长崎这个唯一的接触西洋的窗口进行武备近代化，靠近长崎窗口的西南诸藩武备成为第一批得以近代化的。诸藩的武备近代化，加上安政期的长崎海军传习所，由于近世的对外交流格局，都是最先通过荷兰开始的。这一时期，「荷兰风说书」提供的情报，多与「西洋近代」密切相关，英法等国的扩张行为也早就通过「荷兰风说书」和「唐船风说书」等途径让幕府知晓，其中「荷兰风说书」更是有意让幕府明白其他西洋国家的不稳定性格，同时表示自己一直以来甘居下位的合作者亲善性格。 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在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曾经劝说日本结束「锁国」状态而进行开国尝试，囿于材料，一直以来这都被当成是荷兰对日本提前进行的「劝告」或「警告」来论述（三谷博亦如是），但逻辑上荷兰并没有理由放弃一直以来在西洋国家中独占日本贸易这个地位，也不需要特别来「警告」幕府不进行「开国」的严重后果，因为幕府本来就采取的是「锁国祖法」的严密防御政策，事实上也是这样回复荷兰国王的。松方认为，这是荷兰商馆长在幕府发布「薪水给予令」之后对本国的报告，而担心幕府对英国开放贸易是阿姆斯特丹方面是试图通过这种「劝告」试探幕府的态度，被「荷兰风说书」影响的幕府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荷兰人密切关注的。荷兰方面认为，如果荷兰在新体制下试图在国际舆论上绕过欧洲，维持在日本的传统权益，那么这种「改革」的主动权就必须由荷兰来承担，因而有了威廉二世的书信。在这个过程中，荷兰谋求的不仅仅是独占日本贸易，还有对外信息的垄断。前述17世纪的荷兰将关于切支丹的动向选择性添油加醋向幕府报告，以确保自己独占日本贸易。 19世纪以后，荷兰将「西洋近代」的动向广泛传播，甚至包括将东亚地区的英文报纸制作成兰文信息让幕府认识「西洋近代」的冲击，针对特定事件的「别段风说书」也应运而生。虽然荷兰衰落了，但是可以通过风说书让日本难以信任其他欧美国家，从而更依赖荷兰，幕府近代海军的开始也是起源于长崎海军传习所，九州诸藩吸收的也是荷兰式兵学。直到安政开国以后各种信息大量流入，荷兰风说书方真正退场。而在近世绝大多数时间里，日本对「西洋」的认知，大都来自「荷兰风说书」这一精心打造的「路边社消息」渠道。按现代人的观点，自然会批判这是「信息茧房」。但是对于近世日本而言，这些信息也实属来之不易。而荷兰人能够独占日本贸易两百余年而深受幕府信任，靠的不仅仅是贸易垄断和自居「臣属」、进行「礼物的流动」（进献各种礼物以确认、维持贸易特权）并形成参府惯例与幕府建立的密切关系，这种信息垄断同样是发挥了对荷兰人而言「功不可没」的事实作用。除了「荷兰风说书」外，西洋动态信息的传播就只有偶发的碎片化的漂流记录。尽管这也是一种西洋信息流动，但相比于年年常态化更新的「荷兰风说书」，仍然也只是一种偶然的流通信息补充，而不能过高放大。但这种信息垄断也有出现变化的时候，松本英治的研究就指出了近世外交的特质属于信息操作横行的「当地外交」，阿兰陀通词将来航船的国籍巧妙地蒙混过关，长崎奉行基于事外主义向江户进行虚假报告。但天保期后，幕府在接收和翻译来自海外的信息和知识时缩小长崎的裁量权，寻求集中于江户，幕府的翻译机构天文方也开始搜集长崎以外的信源、或要求长崎方面提交荷兰文原文，成为荷兰风说书的重要补充。一开始提到的荷兰国王国书，一份是长崎阿兰陀通词翻译的，另一份则是原文送至江户，由幕府天文方进行翻译。但归根结底，近世日本的西洋信息动态更新，最主要依靠的还是来自出岛的「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