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始，知识分子瞧不起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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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引领社会思潮的精英，还是百无一用的社会蠹虫？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读书人向来占据四民之首，科举制度让读书人直通政治坦途。但是从晚清到民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种想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四民皆士到书生无用，再到读书人都应该成为工人，知识分子一步步地自我边缘化，自贬的代价就是失去了抗衡权威的正当性与自信。
思想史大家王汎森在其经典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带读者重返晚清至五四的历史现场，通过对隐没史料的挖掘与爬梳，再现了多元竞逐的声音。
在一个价值和意义失落的年代，这本书中呈现的近代思想发展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紧密关系、儒家文化中经世济用的思想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每篇都在呼应的时代议题，使得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长程的视野、“扩充心量”，并进而获得立于当今的价值和勇气。
晚清：无用的“士”
晚清出现两种观点，它们急遽地改变了“士”的自我形象：第一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第二是所谓的“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
在晚清，当西方科技知识涌入，而中国又一再地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
在西方科技知识大举涌入中国之后，几乎形成两种知识形式的对立。在这里，我想借用费孝通的一个观念。费孝通说：“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他说“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
在过去，“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区分是没有社会及思想意义的，原先，农圃百工的“自然知识”是士所看不上眼的，并不形成一个对立的范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书”主要是指四书五经之类的规范知识。而且，宋代以后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以《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在《大学》“八条目”的传统下长大的读书人，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是一个连续体。更何况是在理学的传统下，认为“格物致知”并不是单纯地向外追求自然知识。
但是现代西方科技知识进来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所谓格致与治平天下之学是不同的，格致与辞章考据是不同的 ，那也就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之不同。前者是百工器物，是实用的，后者是道德、政治的原理。四民之中，农工商属于前者，士属于后者，这两种知识的升降当然也就决定了“四民”的性质与定位。
晚清出现一种“四民皆士”的观念，认为理想的现代国家，“士”不是一小群读书应考者的专称，所有人民都应该受教育。
曾国藩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含蓄的四民皆士的主张，他说 ：“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他并未说出“四民皆士”，但是他抱怨中国除“士”以外便不入塾读书的传统。“四民皆士”的主张很简单，即四民中的农、工、商也应该读书、讲求他那一门的专业知识。农、工、商不能只靠一点代代相传的经验，也应该研究其中的知识，所以他们也应成为“士”。
后来梁启超在《变法通义》的《学校总论》中更进一步说：“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如果回到前面所提的“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之区分，则“四民皆士”是主张“士”或“读书人”不应只是攻习“规范知识”的人。不管所讲求的是“自然知识”还是“规范知识”，他们都是“士”。在今天看来，这是何等平常的观念，但在晚清，这是一个非常令读书人感到不安的想法，湖南的王闿运（1833—1916）就认为四民皆读书是危险而要不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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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民皆士”之外，晚清也有以商、工为本的论调。当时甚至出现一种以“商”立国的论调。郑观应（1842—1921）《盛世危言》说 ：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
又说要：全以商贾之道行之。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不管是“恃商为本”还是士不能自养则“士”之名乃消失，其态度是很激烈的，严复在 1895 年发表的名文《救亡决论》中，也以是否“有用”来决定“士”的地位。他先是说：“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也就是说，“格致”，即“自然知识”，才是“有用”的，是能致富强的，“规范知识”是不行的，故他在这篇大量批评“士”的长文中宣称士“为游手之民”“士者，固民之蠹也” ，“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 。
如果我们简单归纳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四民皆士”的观念的兴起，以及在士大夫心目中以“规范知识”为主体的典范没落，形成交互更迭的两个轴心。过去被轻视的“自然知识”不但逐渐取得与“规范知识”相平等的地位，慢慢地，“自然知识”的地位还要压倒“规范知识”，使得士要回过头来反省并质问自己的定位。
- 从某一个层面来说，1905 年废科举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决裂点，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舆论及现实最终使得“自然知识”压垮了“规范知识”的地位。
废科举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读书人开启了许许多多新路，读书人可以不必一辈子两眼盯着科举考试所限定的几本书，自由地追求各种知识 ；读书人也可以不必挤向那近乎唯一的成功的窄门，路途可以无限宽广，人们可以成为各种专业人士。但是家门前的一条河，有的人会放一条小船航向辽阔的世界，也有的人会把它当作自己和外面世界的天然阻隔，对大部分人来说，废科举是斫丧了他们的前途，把只有规范知识而无自然知识的旧读书人，推向社会的边缘。废科举，使得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对某些人来说是解放，但对大部分的读书人而言，是逼使“士”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
我并不敢说现实上的困境必然导致士的自贬，但我们必须放在心上的是，1905 年废科举是空前的事件，它的抛掷力也是空前的，它把“士”的“无用”映照得格外鲜明，这与士之自贬自抑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五四：“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种言论开始产生莫大的影响力，主张劳工神圣、劳动神圣、劳心与劳力之结合，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者联合，反对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分开，认为“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生”。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劳心与劳力之结合，但显然“劳动”居于优位。即使是劳心与劳力结合，他们也不称其为知识分子，而称为工人 ；如果不能与劳动相结合，便是“伪士大夫”或“伪知识分子”。这样的议论当然不会出现在胡适阵营，原来“知识分子”观念仍是主流，却是在青年当中流行，他们不只对一种身份，而且对值得追求的知识的范围，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一脉思想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之影响随着俄国大革命的成功而更活跃。如果我们稍为检视几种资料书，如《五四时期的社团》《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很快便发现这一思想的绝大势力成为当时许多社团、期刊中频繁出现的口头禅。而当时甚嚣尘上的各种“勤工主义”“工学主义”、工读互动的团体，则为其表现。提倡这一思潮的，都是当时的新知识青年，它非常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1927 年，当王国维自沉后，顾颉刚在《文学周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他一面纪念，一面却又责备王氏。他说学术研究工作应该是要像“做工”一样，“我们应当造成一种风气，把学者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这段话有两种意义，即学术研究像是工人做工，而且“他们的地位跟土木工、雕刻工、农夫、织女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凭了自己的能力，收得了材料，造成许多新事物。他们都是做工，都没有什么神秘”。应当“把学者们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所以人们不必认为会写文章的人有什么神圣，必定要做官，也必定要被社会“捧作民众的领袖”，学问研究与做官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应该和“民众”在一起，他拿王国维作反面教材批评说，王国维少年时期在日本已经剪了辫发，到了民国成立后反而留起辫子来，最后还殉清，“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顾氏原来是想成为王国维弟子的，但在这里竟有谴责的意思，其关键原因是读书人积极希望成为他们所不是的身份，他们认为自居为士大夫是可耻的，应该成为“工人”或“民众”，而王国维却选择维持士大夫的架子。
经过几年的宣传，“劳工神圣”的论调已定，翻开当时的各种报刊，都不难看到类似“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或“只要我是一个工人”之类的话，只是文字没有这么戏剧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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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与此同时的另一批文化精英主义者，像胡适、傅斯年、蒋廷黻（1895—1965）这些人的言论中都见不到对知识分子如此灰心丧志的话，他们仍相信一群有理想的文化精英仍然是积极正面的力量，相对于“劳工阶级”，他们提出的是所谓“社会重心论”，希望中国知识界出现几十个出色的学者，成为社会的重心，并以他们为核心领导国家的稳定进步。
胡适一生的言论几乎都是在提倡如何检讨中国社会的病根，并步趋西方文明脚步，在这个前提下，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才可能成为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承担者。胡适在 1926 年的两段言论可以代表这种看法。这一年 7 月，胡适出国前在北大演讲“学术救国”，说：“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够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日本很小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都尽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做甚么，离开学术是不行的。”
他在同年9 月 17 日的一段日记上也说：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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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运动，归根究底，皆与近代儒家自我定位的危机有关。“士”原来的自我定位是什么？简言之，即以四书五经为其训练，去实践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其职业则是做官，“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 ；士是候补的大夫”。
但近代中国现实上的变局使得四书五经中的“规范知识”远远敌不过声光化电的“自然知识”，即使在治国平天下方面，西方那一套政经制度看来也远比中国的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那一套强，1905 年废科举则从现实上彻底切断旧读书人原先认定的天经地义的出路—做官。
以上种种严重动摇了旧读书人的自我定位，在俄国大革命成功之后，“阶级”观念涌入，读书人不但怀疑自己是不是承担国家前途的阶层，而且自责、自疚，认为自己是一不劳而食的阶层，是四民之末，应该谦卑地学习成为工人，应该不时反身自问“为什么我还不是一个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