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弱者的困境、被遗忘的痛苦、被歪曲的残酷，是我提笔的原动力。”|《玲珑塔》后记

玲珑塔，塔玲珑，女性每奋力爬上一层，又是一处新的生存试炼。即便如此，仍有无数女性的身影穿行其中，寻找那把解开锁链的钥匙，寻找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答案。

本月明室新书《玲珑塔》，一经上架便收到许多真诚的好评，为故事中的女子们流泪、为这份倦怠中的希望感动。

我们知悉上架时间刚好是白羊座的时期，而这本书的背后，的确有着一股“白羊座”的精神，即便在混沌幽暗的境地，也不愿就此沉默。

本文摘选自《玲珑塔》的后记，希望我们都能保护我们内心的“有关紧要”。 +++

后记

在我很年轻时，为了挣稿费，写过一些短篇言情小说。它们很顺利地被结集出版，却是日后很长时间内令我深感惭愧的“黑历史”。2012年，我去历史专业读书，见到了“学术圈”庄严的门墙。“女作家没必要读博吧？”“女作家还能写论文？”不少人当面这样含笑说过。我因此痛改前非，努力清洗自己令人疑惑的“文艺气息”，连小说也不敢读了。

机缘巧合，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跟京都旧书店有关的随笔集。“女作家也会买旧书？”“原来作者是女人，还以为是儒雅博学的先生。”听到不少这样的评论，原来女性的确被视为次一等人，这时常刺激我内心的反抗。然而怎么做才合适，是平静地无视，还是先变成比“儒雅博学的先生”更出色的人？那时心里竟有模糊的盼望：等以后自由了，写到小说里去。

2014年至2017年间，考博及读博的前三年，我困于校内熟人造成的性骚扰和学术欺凌中。曾隐晦地向师长表示不满，但竟听到这样的声音：“文艺女青年嘛，就是多愁善感。”“你的研究没什么意思，你还不如帮人家（加害者）翻译论文呢。”“不愧是女作家，感情就是丰富。”我深感不服，但又不敢轻举妄动。先升上博再说，先发表论文再说，先拿到学位再说，这样反复劝说自己。因为学院里，弱者不值得被同情，“一定是她有什么问题吧”，我不甘仅得到这样的评价，也不愿被说，“女作家就是那样”。然而，这种自欺欺人般的沉默与忍耐，到底令我无法奋飞。

2017年春，我读了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所得的震撼与力量，此刻回忆起来，仍难以平静。那一年，我向学校相关部门控诉过去数年间的遭遇，经历了滚钉板式的问询与审视。起初如惊弓之鸟，也未尝没有后悔，怎么不再忍忍？然而走过混沌幽暗的境地，似乎逐渐找回了呼吸的节奏。应当做勇敢正直的人，我对自己说，不应以沉默造成事实上的共谋。

在2018年的《松子落》和2020年的《春山好》里，我尝试讲述往事。从字斟句酌的隐晦表达，到敢于明言，“我被性骚扰，因此陷入抑郁、就医服药”，这之间花了较长一段时间。我深受那些年“我也是”浪潮的鼓舞，以及2017年以来各种女性文学、性别议题的启蒙，并记得那些公共事件里的人们，他们所受的伤害，他们的呐喊，他们的离去。

2020年夏，我终于写了《玲珑塔》，刊于当年《小说界》第6期（主题“青春之歌”）。在“自问自答”中坦白：“从前的心态，是从光鲜中寻觅阴暗，以为自己发现了了不得的真相；如今则是，只要污浊中还有微光隐现，就觉得还有活下去的意思。因此，讽刺不是我重操旧业的目的，忍住一时嘲讽与批判的冲动，把它们平静地灌注到完整的文章里，不让它们轻易消散在风中—这样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小说界》编辑项斯微是多年好友，我们相识于《上海壹周》时代。多亏她的鼓励与认可，此后我每年写一个短篇，并有机会刊于《小说界》。它们是《出书记》（2021年第4期）、《花神》（2022年第2期）、《游仙窟》（2023年第1期）、《校长》（2024年第1期）、《在湖上》（2025年第1期）。

2024年3月中，久违地回了一趟国，从北京到江南，匆匆游历十日。五感所获的新鲜体验，催我写完了《养一只狗》与《在湖上》，它们后来分别被《西湖》和《小说界》接受。

经常看到有人嘲讽女性书写，认为那是琐碎次要的，近来甚至泛滥成灾。我也得到过许多关乎“女作家”的批评与歧视，以致于反省再三，自己的议题是否过于“无关紧要”。透过这本书，我想说，女性视角的写作还是太少、太小心翼翼了。书写弱者的困境、被遗忘的痛苦、被歪曲的残酷，是我提笔的原动力。如果连自己的感受与观点都不敢写出来，那谁还能为我书写呢？

这些小说有成集的机会，实在是过于幸运的事。而能在我喜爱的明室出版，更是开心。虽不敢说“我自由了”，但写小说本身已给我宝贵的自由。最后，感谢斯微、李璐接纳本书的单篇，容许我在自我怀疑中蹒跚复健。感谢杜娟对我写作、出版始终的支持与付出，尤其感谢希颖、皖豫为此书奉献的一切，我们的声音正是“有关紧要”。

2024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