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著作真的是因为出晚了…

翻检了还算熟悉的部分条目，略举几个聊备一说的小问题。

感觉最强烈的是体例不纯、去取失当的问题。作者以遍考诸本的形式组织各个条目，描述个案多而梳理源流少。其中，各本必考其“全唐诗本”之来源，清编《全唐诗》所收各家诗是否能列入“别集考”，本就思量。即便为求全备而欲明言，也不宜枚举文字校勘，以致文字繁缛。 每条末尾还会列举当代整理本成果，虽似有悖“别集考”体例，但仍属便宜读者的有功之举。只是诸如卷二“王子安集”条明知“有聂文郁的《王勃诗解》，一九八〇年二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但因“聂氏本未见，姑暂不论”（第86页），实则聂本在今天也并不难以见到，这样注出一笔，固然可说诚恳，但还是觉得有些幽默（类似例子还有卷五“钱考功集”的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如果说这尚且无伤大雅，那么称赞熊飞《张九龄集校注》为“八十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以及“作为《张九龄集》第一个全注本的光辉”（第185页），但在卷十一“白氏长庆集”条中“近代以来整理出版的白集”（第830页）却完全没有提及谢思炜先生《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显得不太应该。类似的情况，还有杨炯、常建、李颀、杜甫、皇甫冉、独孤及、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李贺、陆龟蒙、韩偓诸家。尽管这几家的别集整理本中，有好几种质量堪忧，未必多值得一提，但据此大致可以见出作者对学界最新研究的掌握基本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为限。

类似体例不纯，兼之未能更新学界成果，因此造成舛漏的情况似乎所在多有。例如作者每条必详列明清唐集丛刻的版本，但往往又列举不全。例如国图藏明钞本《唐四十七家诗》一百三十一卷，卷十九“张蠙集”条下列有“四十七家本”，常建、许浑、贾岛、曹邺等人条目下却不曾提及。《唐四十七家诗》为万历年间汇集而成的唐诗丛刻，收录诸多中晚唐诗人，所据底本多为南宋书棚本，罗鹭撰有《书棚本唐人小集综考》（载《国学研究》第3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36页；收入《宋元文学与文献论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3页）一文专节论考，从作者考辨出的相关版本之源流来看，似乎并不曾了解这些研究。因此，诸如卷一“东皋子集”条下对王绩集三卷本和五卷本关系的判断，有悖学界相关的较新成果（郎瑞萍《王绩集三卷本来源考》，《文献》2019年第6期），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作者似对域外汉籍尤其日藏汉籍了解有限，相关的部分条目或有错漏，或仅抄撮前人的早期研究。例如卷二“王子安集”条，只知罗振玉“于民国戊午（一九一八）八月铅印出版”《王子安集佚文》，并评价“这是王勃作品收获最多的一次辑佚”（第85页）。实则罗氏于1922年增订是著，补入《王勃集》古钞本第二十九、三十卷，“收获最多”者似当以后者为是。作者非不晓《王勃集》有此二卷古钞本，所知乃自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来，对于相关学术史似乎措意不多。又如卷五“高常侍集”条，完全未提及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残宋本《高常侍集》。或许田中京《高適研究——高適集の版本と事跡研究を中心として》（立命馆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一文还属新出，但周勋初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曾反复申说自己重新发现此本的见解，在其《日本访书散记》《勋初自述》《学术小传》等文中均有提及。因此，尽管大陆学人未能目见此本，但大多会在版本源流中带到，例如《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中武秀成所撰“高常侍集十卷”一条便是如此。还如卷十一“白氏长庆集”条，作者自谓“现对日本所存古钞本与顾客本质主要版本介绍四种如下”（第835页），举神田本、金泽文库本、管见抄钞本和那波本，前三种实乃抄撮谢思炜先生《白居易集综论》（第39-47页）而成，尽管作者也在此条末尾“参考文献”中标明谢著，但二者文辞内容未免太过相似，其程度恐已不止于“参考”而已。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学者人名的错谬，诸如“朱玉琪（麒）”（第141页）、“寥（廖）立”（第485页），近于手稿辨认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