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爱：科塔萨尔的巴黎，巴黎的科塔萨尔
（此文为《我以幻想为生：胡里奥·科塔萨尔传》附记）
对于 20 世纪西班牙语美洲的作家来说，巴黎总在显露微妙的吸引力。阿莱霍·卡彭铁尔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正是在巴黎接触到了超现实主义，从而认识到神奇的现实在拉丁美洲无处不在；也是在巴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穷困潦倒中写出了惊世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巴尔加斯·略萨则坚信，不到巴黎去，他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作家，只能当个在周末闲暇时间创作的写匠……巴黎也在不断回馈这些来自异域、操持另一门语言的作家：正是在受到法国评论界的重视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才在自己的土地上声名鹊起；有了加缪的力荐，埃内斯托·萨瓦托的《隧道》才不至于明珠蒙尘；巴尔加斯·略萨更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化身“不朽者”。胡里奥·科塔萨尔自然也是那批作家中的一员，相较而言，他与巴黎的羁绊只深不浅，而且除了文学上的联系之外，还多了许多朦胧而浪漫的色彩，这正是造就科塔萨尔与众不同特质的重要因素。
科塔萨尔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大约一个月前，我曾经在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南方高速》的共读活动中担任主讲人，当时便有读者提问，为何那部作品中有如此之多的故事并非发生在作家的祖国阿根廷，而是发生在巴黎？我那时进行了简短的解答。如今借这个机会，我决定继续回答这个问题，以科塔萨尔与巴黎或法国的关系为切入点来写。在我看来，科塔萨尔同巴黎和法国的关系恰恰能反映出其人生的诸多关键词：命运、追寻、幻想、自由、爱、游戏……
如果说科塔萨尔与巴黎的关系在最初还有些循规蹈矩（“我们很少阅读阿根廷本国作家的作品……我们深受法国和英国作家的影响，直到某一天——大约是在 25 岁到 30 岁之间，我和许多朋友忽然发现了自己的这一传统。那时的人们梦想着去巴黎和伦敦，而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像是一种惩罚，生活在这里就像是身在囚禁中。”）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便愈加微妙起来。1948 年 11 月或 12 月，科塔萨尔强烈地萌生出了开启首次欧洲之旅的念头，他最终在意大利待了两个月，又在巴黎停留了一个月，尽管在意大利待的时间更久，但最终征服科塔萨尔的却是巴黎，它的建筑、书摊、拉丁区、博物馆、咖啡馆以及飘荡在空气中的爱因斯坦、海明威、乔伊斯和毕加索等人物的无形气息及回忆，都深深打动了科塔萨尔。但更为重要的是，科塔萨尔在巴黎遇到了埃迪丝，也就是未来《跳房子》的女主人公玛伽的原型。这是一场“命运般的相遇”，科塔萨尔曾这样回忆他与埃迪丝的关系：“她和我一样坚信，那些看似偶然的邂逅实则是我们生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情”，这是科塔萨尔与埃迪丝的相遇，也是他与巴黎的相遇。也许正是这场爱情气息远浓于文学气息的相遇，让科塔萨尔“对巴黎的思念一直无法消散”，进而有了重回巴黎、定居巴黎的想法和决心，而这一切又都终将以文学的形式得以记录和展现。也许文学与爱本就不可分割，至少在科塔萨尔身上如此。
几乎与此同时，拥有加利西亚血统的年轻姑娘奥罗拉·贝纳德斯走进了科塔萨尔的生活，1954 年，两人在巴黎完婚。他们之间的默契堪称神奇，连巴尔加斯·略萨都惊呼：“他们说的一切都充满智性、文雅、有趣而又饱含活力。我常常在想：‘他们不可能总是这样吧？他们一定事先在家里排练过这些对话，然后在合适的时机，通过不同寻常的逸闻、精彩的旁征博引以及那些恰到好处的玩笑，震惊他们的听众。’”这种默契、智性、文雅、趣味与活力，在科塔萨尔的文字中无处不在，在短篇小说和散文、游记之中表现尤甚。可以说，在巴黎，文学与爱在科塔萨尔体内完成了完美的融合，使他成了“文学爆炸”四主将中与众不同的一员。
当巴黎所代表的种种元素渐渐暗淡、科塔萨尔与西语美洲其他作家的道路逐渐趋近之时，他在文学创作上反而失去了那种独有的风格和特点，有趣的是，这一点也体现在了科塔萨尔的爱情生活中。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于种种原因（这本传记已经记录得很清楚了），科塔萨尔和奥罗拉分手，与乌格涅·卡尔维利斯生活在了一起，尽管后者与伽利玛出版社以及出版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还成了科塔萨尔的文学经纪人，但她却声称自己比科塔萨尔“更了解拉丁美洲，也更热爱”。与卡尔维利斯在一起的科塔萨尔从情感和思想上对巴黎有所疏远，而趋近了拉丁美洲，尤其是古巴。他的作品也开始更加关注拉丁美洲的现实。也许对拉丁美洲现实的关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文学爆炸”主将成功的基石，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关注却与科塔萨尔的天性相悖，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曼努埃尔之书》这样的作品无法与《跳房子》相提并论。
天性是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的，或许即便步入“歧途”，人也终究会在命运的指引下回归自己的天性。所以科塔萨尔终将“回归”巴黎，“回归”到文学与爱的怀抱中去。1977 年，科塔萨尔与卡罗尔·邓洛普相遇，邓洛普在外貌和性格上都更接近于奥罗拉，科塔萨尔也寻回了一度丢失的那些生命关键词：自由、游戏、幻想、爱……于是，邓洛普成为科塔萨尔的“小熊”，科塔萨尔则化身为邓洛普的“狼”。1981 年，已经成为夫妻的科塔萨尔和邓洛普决定写一本书，内容关于一次从巴黎到马赛的非传统旅行，全程不离开高速公路——他们计划每天在两个停车场停留，几乎始终在那辆红色的大众车上生活、烹饪、休息和移动。1982 年，双双病重后康复的二人开启了那场浪漫的旅行，并把原本 7 小时的路程拉长到了 32 天。他们一起胡闹，一起疯狂，当时没人能想到，旅行结束后，邓洛普竟再次病倒，这本原计划由两人合写的书最终只能由科塔萨尔独自完成。
1984 年 1 月，悲伤的科塔萨尔前往哈瓦那，“美洲之家”的朋友们陪伴着他，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对作家表达了同情。二十多年来，科塔萨尔第一次感受到了“菲德尔友好的信任，他的亲切，我也以同样的喜悦回报了这种亲切”。这是科塔萨尔同古巴及拉丁美洲的和解，也是他同另一个自己的和解，但这不意味着他重入“歧途”，因为这次对巴黎和本真的自我的回归是不可逆的。同年 2 月 12 日，科塔萨尔在巴黎逝世，他与卡罗尔·邓洛普被合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中，而压抑悲伤情绪、忙碌操办葬礼的正是作家的第一任妻子奥罗拉。这样的场景和情节似乎在向我们证明：科塔萨尔终究是属于巴黎的，终究是属于文学与爱的。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传记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书，结束了对科塔萨尔的文学人生的记录：“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葬礼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深沉的寂静，以及弥漫在场的那种自发的悲伤。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却异常清澈，因为巴黎并没有下雨。”
侯健
2025 年 1 月 24、25 日
在书房中遥想巴黎与科塔萨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