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访问｜乌克兰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我的一切都属于战争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安德烈·库尔科夫（Андрей Курков/Andrej Kurkow）是乌克兰当代著名作家，著有超过20本书和超过20部电影剧本。此外，他很可能也是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乌克兰作家——他的小说被翻译成45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销售。
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库尔科夫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积极在全世界为乌克兰发声。他大量接受国际媒体采访，为报纸撰写专栏，并已出版三部战争日记和杂文。尽管如此，在乌克兰国内，库尔科夫的地位却有些尴尬。作为俄语作家，他的作品在乌克兰只能在被翻译成乌克兰语后上架售卖。战前战后的一些公开表态与活动又让他受到乌克兰知识界部分成员的进一步抵制。许多只阅读乌克兰语书籍的年轻读者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位在国外广受欢迎的作家。
《灰蜜蜂》是库尔科夫在2018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近期由理想国策划、译介，在中国大陆出版。这部小说聚焦当时乌克兰社会的核心议题——顿巴斯战争。这场战争是如今俄乌全面战争的序曲。2014年乌克兰尊严革命后，俄罗斯先是出兵占领并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又策动乌克兰东部对尊严革命心怀不满的势力武装叛变，并暗中出兵支援，与前来平定的乌克兰军队发生激烈武装冲突。2015年第二次《明斯克协议》签订后，战争逐渐平息，但两军之间仍不时有零星交火。
在《灰蜜蜂》问世前，在前线两侧，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这场战争的军旅文学作品，但往往带有强烈的敌我对立色彩——“我们”是保家卫国的自由战士，而“他们”则是残暴的“恐怖分子”/“新纳粹”。
库尔科夫的小说跳出了这种非黑即白的叙事，将关注重点转向了位于交战双方控制区之间的“灰色地带”，以及身处其中的顿巴斯平民的生活。“小斯塔罗格拉多夫卡”是作家虚构的一座位于“灰色地带”的村庄，战争爆发后，村子时常遭到炮击，失去了一切公共服务。村子的多数居民都已逃亡，只剩下小说主人公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他曾经的仇敌帕什卡不愿离去。
小说前半部分讲的是在这座时间俨然停止的村庄，谢尔盖和帕什卡如何过着鲁滨逊一般近乎原始的生活。他们都是典型的顿巴斯人，不关心政治、不信任基辅的中央政府。但在“灰色地带”的种种巧合与偶遇让他们渐渐与前线两边的军人接近起来。
小说后半部分则是谢尔盖的奥德赛漂流记。作为养蜂人，他在开春后必须带着自己的蜂群四处采蜜，期间不得不一次次穿越前线。他的顿巴斯身份让他屡次陷入麻烦境地——在乌克兰控制的领土上，他被一些人视为潜在的“分裂分子”；在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他见证了原住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受到的残酷镇压，而乌克兰护照又让他成为特务机构怀疑的对象。但是，在所有这些地方，谢尔盖也收获了难能可贵的爱与友谊。
2025年3月，理想国特邀自由撰稿人龚珏（下文中以“理想的编辑部”代称）对库尔科夫进行了专访。在连线中，库尔科夫畅谈这部小说的写作背景与创作历程，他本人的创作经历，他在乌克兰国内的尴尬处境，战争对他生活的改变，以及他对局势与乌克兰未来前景的认知与判断。
一部有关“灰色地带”的小说
理想的编辑部：《灰蜜蜂》的主人公谢尔盖有真实原型吗？我好像在哪里读到您说，您是在一次创作考察中听说了他的故事？能不能简单地谈谈小说的创作过程？
库尔科夫：其实我想写“灰色地带”是在第三次战时顿巴斯之行后。我在2015年和2016年去过顿巴斯。2017年写了这部小说。
我之所以写这本小说，是因为当时已经很多关于顿巴斯战争的书，但却没有人谈论那些留在战区的平民的境遇。
谢尔盖这个形象基本上是我先自行构思出来的，但小说写完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类似的真实故事：一个养蜂人把自己的蜜蜂从顿巴斯战区带了出来。
小说里的小斯塔罗格拉多夫卡村是一个虚构的村庄。我原本想找一个灰色地带里的真实村庄，但灰色地带所有真实存在的村庄都太大了，而我需要的是一个只有两条街的小村。所以我虚构了一个村子，但我把它放在了谷歌地图里的一个具体地方。
理想的编辑部：在主人公身上有没有自传元素？虽然您并非顿巴斯人，但感觉您的生平中也有太多“灰色地带”——出生在列宁格勒州，成长在乌克兰，用俄语写作。在俄罗斯，海关禁止进口您的书，而在乌克兰，您曾因捍卫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而被称作“仇乌者”。这让我想到了小说中谢尔盖在韦塞莱和克里米亚遭受或见证的种种情况。
库尔科夫：能说带有自传色彩的，其实是谢尔盖对护照名字乌克兰化的那段思考。因为苏联实际上干过同样的事情——苏联把乌克兰人的护照名字俄化，于是米科拉·霍霍利（Mykola Hohol）成了尼古拉·果戈理（Nikolay Gogol）。而乌克兰独立后，又开始把俄语名字乌克兰化。* 我知道这让顿巴斯的很多人感到愤怒，虽然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危险，只是给你打上一个标签，给你一个新名字，好让你“符合”自己的国家。
* 同一个人名在俄语和乌克兰语中往往有不同的拼写法，比如俄语中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Sergei Sergeevich）在乌克兰语中被称作“塞尔希·塞尔希约维奇”（Serhii Serhiiovych）。在苏联时代，乌克兰人护照上的名字会被强制写成俄语形式，而在独立后的乌克兰，俄语母语者的名字则会被强制写成乌克兰语形式。小说主人公谢尔盖就此发过一些牢骚。
理想的编辑部：《灰蜜蜂》是一本关于灰色地带的小说。然而全面战争爆发后，一切变得非黑即白，灰色地带的复杂叙事似乎也失去了容纳自己的空间，变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政治不正确。在2022年，谢尔盖会被指责不够爱国吗？
库尔科夫：对我来说，一个发现是，“灰色地带”的长度竟然有430公里。也就是说，灰色地带的长度和前线一样长。在一些地方它很窄，只有300米。而在另一些地方，灰色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5、6公里，那里有几十座村庄，还有阿夫季伊夫卡市（Avdiivka）*的一部分。那里住着人，但为数不多。那里没有电，没有政府，没有药店，什么都没有。
我不认为谢尔盖会被指责。但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有人生活的灰色地带当然已不复存在了，因为如今新的灰色地带出现在诸如苏梅、哈尔科夫州一带的前线，那都是被摧毁的村庄，不是那种有房子但没电的村庄，而是彻底的废墟。
比如目前城内正发生激烈战斗的波克罗夫斯克市（Pokrovsk），乌克兰人正在保卫这座城市，目前还有两千人留在城里。但他们并不是在生活，而是躲在地下室里，因为这座城市几乎已被摧毁。
灰色地带这个概念本身，在战事结束或变得相对平静时才会出现。
* 顿涅茨克西北工业郊区，顿巴斯战争后系乌军控制的要塞化重镇。2024年2月被俄军占领。
理想的编辑部：那些留在波克罗夫斯克的人，现在往往被称为“等客”（zhduny），他们被认为很消极，只是在静静等待任何政权，甚至俄罗斯人的到来。但在这些人中可能也存在某个谢尔盖？
库尔科夫：有可能，因为我在2015–16年去顿巴斯的时候确实意识到，那些不愿意逃离战争的人，通常有两种动机：一方面，比起被打死在家里，他们更怕成为难民。本质上说，他们是在两种恐惧之间做选择，而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住了四十、六十年的家会保护他们。
所以，他们当中也许确实有“等客”，但我更倾向于说，他们不是“等客”，而是对政治很消极，甚至从来无动于衷的人。他们不关心政治，从不过政治生活，他们就像昆虫，像蜜蜂一样生活——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回家，泡茶，煮饺子，就这么平静地生活，只求不被打扰。对他们来说，幸福就是什么都不发生。
理想的编辑部：但谢尔盖不是这种人，他好像更积极些？
库尔科夫：他在战争开始前在政治上是消极的。他生活的重心就是蜜蜂——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带着女儿去了文尼察，他则和自己的蜜蜂们一起留下来。可以说，他自己几乎成了一只蜜蜂——一只“蜂长”，负责照看六个蜜蜂家族。
所以战争在他头脑中首先是对他的蜜蜂，而非对他自己的威胁。他很难去分辨整个局势，因为他对基辅没有信任——反基辅宣传一直盛行于顿巴斯。而且他属于顿巴斯，属于自己的村庄，所以他无法想象要丢下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篱笆、自己的土地，离开这里搬到别处去。
理想的编辑部：我其实没有完全理解，为什么谢尔盖最后还是选择回到灰色地带？考虑到他在克里米亚目击了那么可怕的事情，考虑到他完全可以在乌克兰领土上开始新的生活。纯粹是因为某种责任感吗？
库尔科夫：这一方面是顿巴斯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他们对自己的地区非常依恋，并且曾经和现在都相信，其他地区的人对他们有敌意。因为三十年来乌克兰政客都根据语言和地区来划分选民，从来未曾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
西乌克兰的政客总是说顿巴斯居民是土匪，而顿巴斯的政客和寡头则宣称西乌克兰人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所以最好别去那边，他们会因为你说俄语而杀死你。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对谢尔盖来说，“家”就是他那片小小的顿巴斯土地——他在那里平静地生活了将近五十年。
在顿巴斯，确实存在一种观念：My region is my religion——我的家乡就是我的宗教。这其实是一种构想出来的顿巴斯意识形态，但它并非政治性意识形态。顿巴斯一直是一个集体思维方式主导的地区，一个工业地区，任何积极作为、政治自由在这里都会受惩罚。无论是在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人们都被要求埋头苦干，为寡头们服务，按照艾哈迈托夫（Rinat Akhmetov）*、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或其他本地政治人物和寡头的指令去投票。
顿巴斯人在政治上是被动的，但他们非常勤劳、有纪律，而且很多人都非常诚实、坦率，乐于互相帮助、也乐于帮助外人。我在战争前曾多次去顿巴斯旅行，我发现，如果你的车深夜在顿巴斯的某个村庄附近抛锚了，寻求帮助往往比在乌克兰中部或西部容易得多。
* 顿巴斯鞑靼裔寡头，乌克兰首富，曾是乌东诸多政治力量的实际掌控人。
** 曾先后任顿涅茨克州州长，乌克兰总理、总统。在2014年“尊严革命”中残酷镇压示威者，后逃往俄罗斯，被乌克兰议会投票罢免，并被以叛国罪缺席审判。
理想的编辑部：这是一部有复杂政治语境的小说，但与此同时，里面几乎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人物，除了谢尔盖回忆和梦中的亚努科维奇。有趣的是，书中亚努科维奇的形象恐怕与如今乌克兰主流叙事中的负面形象完全不同，甚至颇有些神秘的甚至神话的色彩，为什么您决定这么描绘他？
库尔科夫：是这样的，我多少了解一些关于亚努科维奇的真实故事，那是他还在顿巴斯当州长的时候。当然，他一方面是个漫画式人物——他本不该成为总统，甚至也不该成为顿巴斯的州长。是艾哈迈托夫把他抬到了州长的位置。事实上，从他本人的内在品质来说，他根本不适合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时候他是顿巴斯的州长，有一次一个本地记者来采访他。那是冬天，记者在接待室脱下大衣，进了办公室，采访亚努科维奇。亚努科维奇问他：“你怎么这么愁眉苦脸？”记者说：“我妈妈生了重病，治疗需要很多钱，可我们家实在负担不起药费。”
亚努科维奇听完后中途离开了房间，后来又回来，两人把采访做完。记者穿上大衣，走出大楼，伸手插进口袋，发现里面有200美元。
理想的编辑部：我知道，谢尔盖、帕什卡和他们的村庄都是杜撰的。但假设他们都有真实原型，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后，您有没有设想过，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库尔科夫：我想帕什卡能活下来，或者说，如果他的房子没有被炸毁的话，他会留在自己的村子里，或者也可能去了俄罗斯。因为他很flexible，很灵活。
而谢尔盖就不一样了，他很固执，所以完全可能被俄罗斯人杀害。他是那种有自己主见的人，谁的话都不听。
整个顿巴斯地区，也就是2022年前的那条前线地带，如今已经被完全摧毁，没有一座完好的村庄。
理想的编辑部：前面说了《灰蜜蜂》有自己复杂的政治语境。但与此同时，它又被翻译成了很多种外语。可以想象，许多外国读者或许完全不了解顿巴斯战争的前因后果，或许他们会结合自己生活的语境来重新诠释《灰蜜蜂》。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类似解读或误读？
库尔科夫：这部小说没有这种问题。但我想说，最早也是最积极的读者，是来自顿巴斯的难民。他们常常对我说，我非常准确地描绘出了顿巴斯人的思维方式。
基辅的一家剧院曾请我根据小说第一部分改编成戏剧——也就是以村庄故事开头，以开春后谢尔盖带着蜜蜂离开村庄的故事结尾。我写了剧本，它至今仍在基辅波季尔剧院上演，已经演了五年。我去看过几次，我知道有不少顿巴斯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专门约基辅的朋友来看这部戏。他们一起去剧院，一起哭泣，然后一起去咖啡馆，主要是女性。她们演出结束后也会来和我打招呼。有几次，几位原本在顿巴斯住在同一地区的女性过来和我交谈。如今，她们作为难民或安置者分散在乌克兰各地，但会在基辅见面。
对外国读者来说，这本书当然更像是一部关于战争中普通人故事——未必具体指俄乌战争，而是战争本身：它如何摧毁生活、改变生存规则、重塑价值观。
还有一点我想特别指出，这是第一部描写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情况的小说。后来我偶然得知，这本小说曾被秘密带入克里米亚，在那里也有读者，主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因为小说中也写到了他们。
“俄语如今是敌人的语言”
理想的编辑部：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作家？
库尔科夫：说起我年轻时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作家有：丹尼尔·哈尔姆斯（Daniil Kharms）、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康斯坦丁·瓦吉诺夫（Konstantin Vaginov）、果戈理、卡夫卡。后来我喜欢上了加缪、汉姆生，还有其他几位作家。当然，布尔加科夫也对我产生过影响，他对我们这一代很多作家都有影响。
理想的编辑部：如果中文读者想了解乌克兰，您会推荐他们读哪些乌克兰作家的书？
库尔科夫：也许我会推荐尤里·维内丘克（Yuri Vynnychuk）的书——他是利沃夫的一位作家，写的是历史题材的侦探小说和关于西乌克兰与波兰的长篇小说。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死亡探戈》（Tango smerti），讲述的是二战及战后初期的利沃夫生活。
还有一位非常有趣的作家，他写作不多，但我很喜欢。他的名字叫塔拉斯·普罗哈西科（Taras Prokhas’ko），他有一部很短但非常优美的中篇小说，乌克兰语名叫NeprOsti，《不简单的人》。这是一部带有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神秘色彩的小说，充满对奥匈帝国时代的怀旧。
我也喜欢尤里·安德鲁霍维奇（Yuri Andrukhovych）的作品，他属于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西乌克兰文学流派。他的小说中也常带有对奥匈帝国的怀旧，聚焦于西乌克兰的生活。
有一些书并不试图描绘整个国家，而是关注某种独特现象或个体经历。例如有位年轻作家，曾参战，后来生病、退伍，目前好像在国外。他叫马尔基扬·卡梅什（Markian Kamysh）。他写过一部篇幅不长，但非常有趣、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讲述他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的禁区中进行非法徒步旅行的经历。这部小说叫《潜行原子城》（Oformliandia），内容取材于真实事件：他和一些来自白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年轻人一起，非法潜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禁区，在那片森林中穿行。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为彼此留下食物和纸条，就像是冒险挑战游戏，循着彼此的足迹前进，最终在那里相遇。
理想的编辑部：据我所知，《灰蜜蜂》是您的第二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上一本是《企鹅的忧郁》。如果有可能，您会推荐自己其余哪些作品被翻译成中文？
库尔科夫：我现在正在写一系列小说，可以被归类为历史侦探小说，讲述的是1919年基辅发生的事情。这是1917年革命之后的内战时期。在俄罗斯，内战是红军与白军之间的战争。而在乌克兰，当时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总共涉及七支军队：一场是乌克兰独立战争。乌克兰于1918年宣布独立，乌克兰政治家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的军队与乌克兰黑特曼斯科罗帕茨基（Pavlo Skoropatskyi）的军队作战。与此同时，还有德国军队、波兰军队，最大的军队是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军队，当然还有红军、白军。
在我的小说中还有中国人物——中国红军士兵，他们确实曾随红军从彼得格勒一同来到基辅。这部小说带有一些魔幻元素，有幻想成分，但整体上仍是基于史实，描绘了1919年春夏之交，由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基辅的现实生活。
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名为《萨姆松与纳杰日达》（Samson i Nadezhda，英译本作The Silver Bone），这部更偏向历史小说；第二部《心非肉》（Serdtse ne miaso，英译本作The Stolen Heart），大约是一半历史、一半侦探；而第三部小说目前尚未出版，它更偏重侦探元素。但通过前两部小说，读者已经能清楚了解当时乌克兰和基辅的历史背景。
理想的编辑部：我发现一些乌克兰媒体在介绍您时，总会加一个修饰语：“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乌克兰作家”。而外国媒体在介绍塞尔希·扎丹（Serhii Zhadan）时，往往又会说他时“在乌克兰最受欢迎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位，是什么让乌克兰读者更爱扎丹，而国外读者更喜欢您？
库尔科夫：我现在在乌克兰的读者比以前少得多。大约一年前，我在多伦多与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对谈后，我在乌克兰被取消了。
另一方面，我用俄语写小说，而俄语如今是敌人的语言。所以，乌克兰的年轻一代基本不再阅读俄语作家的作品。我的读者主要是我这一代人，而他们大多不怎么活跃于社交媒体。
当然，扎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而且他年轻，都说他性感、非常有“律动”。我认为他在乌克兰受欢迎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他确实很有才华，他的政治立场也非常鲜明。他是当代英雄，而我……我在乌克兰是过去时代的英雄。
* 俄罗斯犹太裔美国作家，《纽约客》《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因在访谈中提及布查惨案而被俄罗斯当局通缉。但因为格森没有放弃俄罗斯国籍，在乌克兰依然被视为俄罗斯作家。2023年9月，多伦多国际文学界设置了格森与几位乌克兰作家对谈的节目，另外两位乌克兰作家抵制活动，而库尔科夫则选择参加，此后在乌克兰受到大量批评。
理想的编辑部：但毕竟您在国外还是最受欢迎。
库尔科夫：我的书是所有乌克兰作家中被翻译成外语最多的——已经被翻译成45种语言。实际上，我可能是第一位在海外销量超过一百万册的东欧作家，例如《企鹅的忧郁》这本书就是。
理想的编辑部：在成为“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乌克兰作家”后，您有没有考虑过调整自己写作的优先受众？比如说，在写作时会不会考虑减少国情语境，让外国读者更能理解？
库尔科夫：不，我不会这么做。实际上，我并不把读者分为“外国读者”和“乌克兰读者”，当然，我的那些关于乌克兰战时生活的纪实书除外。
我最近刚写完第三本，将于七月在伦敦出英文版。这类书主要是写给外国读者看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战争的根源、俄乌关系的历史，以及乌克兰在战争中是怎样生活的。这些书是我应我的英国出版人要求，特地为国际读者写的。
但如果说写小说，那我并不会区分受众。写完关于1919年的系列小说后，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但我想我不会刻意为外国受众而创作。
理想的编辑部：我发现您的许多书在被翻译成外语后，连书名都彻底变了。比如《一个陌生人之死》（Smert postoronnego）在英语版里成了《死亡与企鹅》（Death and the Penguin），而到了中文版则成了《企鹅的忧郁》。这是否说明，外国受众对您小说重点的理解和您自己有偏差？还是说这纯粹是某种商业上的考虑？
库尔科夫：我认为这首先是市场营销的问题。这关系到各国文学传统——什么样的书名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比如说，在法国，读者普遍喜欢尽可能简短的书名。所以《一个陌生人之死》的法语版书名叫Le pingouin，《企鹅》，就这么简单。
理想的编辑部：去年夏天我在乌克兰逛了很多很多书店。我惊讶地发现，您的书似乎很少被售卖。只有在少数书店，您小说的乌克兰语译本被摆在不太显要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您的小说是用俄语写成的吗？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乌克兰作家，在祖国的书店里却不太能买到他的书，您自己对此有何看法？
库尔科夫：哎，这我也无能为力。比如乌克兰有一家叫“存在”（Ye）的连锁书店，过去五六年里根本不卖我的书。完全不卖。
理想的编辑部：在全面战争爆发前就开始了？
库尔科夫：是的，早在全面战争之前。他们后来开始进货了，但每家店只进一本书，摆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在国外越是成功，我的某些同行对我的敌意就越强烈。就拿最近来说吧，就在昨天或前天，乌克兰笔会——我曾经担任会长的那个组织——发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100本在国外出版、值得推荐给国外读者、以帮助他们更好理解乌克兰的书。其中没有一本我的书。
但我已经习惯了，我也不打算去为自己在乌克兰有新的读者群体而斗争。知道我的人会继续读，不知道我的人，就让他们去读年轻一代的乌克兰语作家的作品吧。反正文学是永生的。
理想的编辑部：您曾是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在乌克兰的坚决捍卫者。然而全面战争爆发后，您至少也开始用乌语写作Facebook的贴文。所以如今您会修正自己此前的观点吗？
库尔科夫：不，我只是意识到，现在已经没有意义再去提出俄语问题了。在乌克兰，使用俄语的人会越来越少，但俄语文学和俄语文化已被边缘化，且将逐渐消失。
确实还会有一些诗人和小说家继续用俄语创作，但媒体不会报道他们，大家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只有非常小的读者群。他们的书可以在作者见面会上买到，或者网购，但在实体书店您已经找不到俄语书了，因为书店拒绝出售。
所以，现在无论是为俄语辩护，还是试图改变现状，或者去向说乌克兰语的公民解释，说俄语的乌克兰人也是乌克兰人，这么做都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群体会逐渐转变为一个少数族群——就像说匈牙利语的少数族群、克里米亚鞑靼人那样的群体。
理想的编辑部：在全面战争爆发后，一直能看到乌克兰文化界讨论俄罗斯文学的帝国性，并将文学扩展到某种民族性格的意义，简而言之：“俄罗斯人读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帝国作家，所以他们成了奴隶，乌克兰人读谢甫琴科，所以我们是自由人。”听起来挺有道理，但其中似乎又有些危险的决定论色彩。您怎么看？
库尔科夫：这是一个简化的概念，主要是宣传用语。俄罗斯文化确实被用作政治工具，不仅为了在国外推进俄罗斯的利益，也为了在国内建构一个大俄罗斯神话，而这个神话至今仍然存在。这个神话的核心人物就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俄罗斯人非常爱“伟大”这个词，所有俄罗斯的东西都是“伟大的”。但非俄罗斯国民往往只会心怀嘲讽地看待这种认知。
不过事实就是，现在一切俄罗斯相关的东西在乌克兰基本都成了敌对的象征。在乌克兰，俄罗斯这个概念被普遍憎恶，包括俄语本身。当然，我说的是那些积极发声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仇视俄语、不断发声。但在街头，俄语依然存在，并没有人会因为你说俄语就攻击你。
也就是说，现实中语言仍然存在，但一谈到俄罗斯文化，反对者数量立刻大大增加——在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文化的人比反对俄语本身的人多得多。
至于说乌克兰人常自夸，我们比俄罗斯人更自由，那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俄罗斯的思维方式是集体主义的，它不强调自由作为首要价值。而从17世纪哥萨克时代起，对乌克兰人而言自由就比稳定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发起了橙色革命和迈丹革命，因为稳定并不是最高价值，自由才是。
所以，即便没有普希金，乌克兰人的心态也依然会选择自由，而俄罗斯人则会选择稳定。
理想的编辑部：除了《入侵日记》和为《金融时报》写的专栏，您说您还正在写新的小说。是用哪种语言呢？直接用乌克兰语，还是说用俄语写成后，由自己或他人翻译成乌克兰语？
库尔科夫：已经写完了。小说是用俄语写的，而纪实类作品，比如日记和关于战争的随笔，我是用英语写的。我也写过一本乌克兰语纪实作品，还有最近的一本童书也是用乌克兰语写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用三种语言写作，但主要的语言仍然是我的母语，而我的母语是俄语。
理想的编辑部：然后别人把它翻译成乌克兰语？
库尔科夫：已经译好了，我再负责编辑。我的书不再以俄语出版，而是直接出版乌克兰语译本。这部小说会在夏天出版，不会有俄语版。
理想的编辑部：这意味着您的小说不会再有“原版”？
库尔科夫：近期内不会有原版，除非我自己想出，但我看不到有什么意义，因为书根本没地方卖。对出版社来说，这就是赔本买卖。而乌克兰语版起码还能卖出一千五百本。
理想的编辑部：有一位乌克兰文学研究者认为，乌克兰俄语文学虽然曾经繁荣，但失去了成为爱尔兰英语文学的机会，逐渐被俄罗斯文学同化。许多乌克兰俄语作家在莫斯科出版，创作迎合俄罗斯市场的作品，未能建立独立的文学身份认同。相比之下，乌克兰语文学紧扣本土现实，并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因此更受认可。大多数作家都逐渐转向乌克兰语创作，或成为双语作家。作为乌克兰最重要的俄语作家，您是否同意他的判断？您觉得战后的乌克兰是否还有俄语乌克兰文学的一席之地？
库尔科夫：这个观点确实有意思，也值得关注，但如果没有具体例子，就难以让人信服。我立刻想到了两位讲俄语的作家的命运：
扬·瓦列托夫（Yan Valetov）是政治惊悚小说的作者，住在第聂伯罗。他曾在俄罗斯出版作品，在乌克兰并非全国闻名的作家。2014年后，他不再在俄罗斯出版，逐渐转型为乌克兰最知名的俄语博主之一，作为博主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至今仍用俄语经营他的Facebook和其他频道。然而，作为作家，他没能在乌克兰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战争爆发后，俄语作家的“生态位”消失了——他们无法进行作家的公共活动，比如用俄语与读者进行见面会、接受电视或广播采访等等。）
沃洛迪米尔·拉费延科（Volodymyr Rafeyenko）是顿涅茨克最优秀的小说家，2014年之前曾获得两项俄罗斯文学奖。2014年他沦为战争难民，失去了在顿涅茨克的住房和工作，搬到了基辅附近，住在乌克兰作家安德里·邦达尔（Andrii Bondar）的乡间别墅里。2022年春天，他的住所被俄军占领，他差点和妻子一起被杀害。被救出占领区后，他公开承诺再也不用俄语写一个字。他现在用乌克兰语写作，目前居住在美国，在匹兹堡的一个为难民作家设立的写作驻地项目。我不觉得他会再回乌克兰。
乌克兰俄语文学的问题，首先在于乌克兰的俄语读者过去认为，真正的俄语文学是在俄罗斯写就的，因此他们选择阅读俄罗斯文学。乌克兰的俄语作家从来没有一个明确而广泛的本地读者群。（比如爱沙尼亚的俄语作家也是类似情况。）
“现在我拥有的一切都属于战争”
理想的编辑部：这场战争如何影响您个人的生活和创作？
库尔科夫：我的生活发生了百分之百的改变。我的一些职业习惯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失去了某些物质东西（房子、公寓、汽车）属于我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现在我感觉、我认为，我拥有的一切都属于战争。战争将决定我还能拥有什么，或者会发生什么。
这两年半以来，我无法写小说。我每天写的，都是关于战争，以及战争期间的生活。这在心理上是非常沉重的。我曾试图回到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希望至少能借此从战争中抽离出来一点，但我做不到。直到去年七月，我终于逼自己重新投入那部小说的写作（关于1919年基辅的第三部小说），这才找回了一些和谐。我依然每天写关于战争的报纸文章、随笔、日记，但每天能有几个小时抽离出来，写1919年的历史事件。我在去年十一月完成了这第三部小说，完成之后，心理上轻松了很多。现在我已经在构思以同一些人物为主人公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总的来说，我的创作并没有停止。过去三年里，我写了三部关于战争时期生活的纪实书，也和很多人会面，去了很多地方。
理想的编辑部：读了您这些年的一些访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现在主要生活在国外。您上一次回乌克兰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强烈的印象吗？
库尔科夫：我住在基辅。我的家人也一直住在基辅，包括我们三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我经常出国，一方面是为了讲述乌克兰的局势，另一方面是为了介绍我的书，但乌克兰一直都是我固定的居住地。目前我人在罗马尼亚，今天要飞往日内瓦，三天后就回基辅。
战争最初的两年里，我常常出国，为的是向世界讲述乌克兰的情况。现在我决定少出行，一方面是因为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而在旅途中工作是很困难的。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就没有民航。要前往西欧，一趟单程通常需要两天。
接下来我打算更多在乌克兰国内走动。我们目前每周有四天住在基辅和日托米尔之间的一座村子里——在那里工作起来更容易，夜里也能睡觉。而在基辅我们每周只住两三天，因为那里晚上根本无法入睡，俄罗斯几乎每晚都会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和其他大城市。
理想的编辑部：《灰蜜蜂》的改编电影刚刚在乌克兰上映。在查找关于它的资料时，我发现了这么一条新闻：《电影〈灰蜜蜂〉在卢甘斯克州开拍》，新闻时间是2022年2月23日。真是命运的捉弄。后来剧组遭受了什么？但愿他们一切都好。
库尔科夫：这部电影是直接在乌俄边境地区拍摄的。当地居民的车辆一直在附近待命，以便在发生危险时可以紧急疏散剧组。最后果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战争爆发前一天，军方下令他们立刻撤离边境地区。
目前这部电影正在各电影节上放映，但在乌克兰的正式上映要等到夏天。我自己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所以暂时还无法给出具体评价。
理想的编辑部：如今所有人都在讨论“和谈”、“停火”，而事实上，《灰蜜蜂》的故事就发生在上一次停火之后的两年。所以这部小说会给政治家们、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这方面的启示吗？
库尔科夫：在任何战争中，政治家和国际社会首先看到的总是政治维度。而我在战争中看到的是“人的维度”、人的故事。如果政治家们能以“人性范畴”去思考，他们就能理解任何战争所带来的后果——那样的话，或许有些战争本可以避免。
我和大多数乌克兰人一样，不信任普京，也不信任俄罗斯。我不怎么认为长期停火是真正可能的。因为只要乌克兰不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俄罗斯就总是试图把它变成自己的。
在我看来，今天这场战争并不始于2014年，而是始于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那一战中，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打败了黑特曼马泽帕（Mazepa）和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的乌克兰瑞典联军。正是在那场战役之后，彼得一世签署了第一道禁令，禁止出版乌克兰语宗教文本，而当时并没有宗教以外的乌克兰语出版物。
理想的编辑部：在2025年，我们观察到美国的威权化。未来乌克兰会怎么样？如果世界大国纷纷走向威权和蒙昧，您觉得乌克兰会不得不跟随，还是依旧孤独地坚持民主和自由价值？
库尔科夫：目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威权趋势更让我感到恐惧。如果所有大国都选择走专制道路，那将直接导致一场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领土较小、人口和物质资源较少的国家将会被毁灭。放弃民主，其实就是同意毁灭他人，同时也走向自我毁灭。
理想的编辑部：有没有什么想对中文读者说的话？
库尔科夫：首先，我会建议中国读者多读一些关于东欧历史的书，特别是关于乌克兰的书。在我过去十年最喜欢的书中，有两本我尤其珍视，它们以欧洲历史和二战史为语境讲述乌克兰。
一本是英国律师兼作家菲利普·桑兹（Phillipe Sands）的《东西街》（East West Street），另一本是奥地利历史学家马丁·波拉克（Martin Pollack）的《美利坚之王》（Kaiser von Amerika）。
我真心相信，一个国家的读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民主，变成侵略者的可能性也越小。
阅读就是一种自我教育。教育带来和平，也带来对进步的希望。进步永远与民主和自由相连。一个不自由的人，通常也缺乏改善自身生活和国家命运的动力。
采访、撰文：龚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