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小孩能得到母亲解救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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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同盟军攻占柏林，纳粹德国的政权正式宣告覆灭。尽管残酷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柏林的民众来说，这只是一段疯狂历史的结束和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始。来自敌人的报复、混乱的社会秩序、诡谲的冷战局势，无不使他们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境地。
柏林，在整个20世纪，一直处于历史的中心。这里一度是科学的殿堂，有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科学家，西门子、欧司朗等企业；这里还是艺术的中心，电影从这里蜕变为华丽的艺术。
但是，柏林也是一座罪恶之都，“一战”后的柏林动荡不安，街头斗殴不断、犯罪事件激增，大量底层人民躲在阴暗的贫民窟里苟活。更不用提纳粹掌权以后发起的血腥战争和屠杀行径，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辛克莱·麦凯的《柏林:世界中心之城的生与死》详细叙述了20世纪柏林的繁荣、衰败与重生，它曾在“二战"中化为废墟，又在战后的报复与冷战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当地的贵族、音乐家、科学家、演员等不同阶层，以及战俘、女性、儿童等不同群体的生活，因纳粹、战争和政治等因素，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悲剧性改变。
我们会看到，当一个国家陷入疯狂，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一个政权覆灭以后，人民又会遭遇哪些不幸？
崛起的纳粹，失落的贵族
盟军轰炸机抛下的炸弹不分社会阶级。理论上，柏林的豪宅与最为简陋的廉租公寓一样扛不住灼人的烈火，但与穷人不同，贵族的优势在于有不止一处住所可以选择。不过，尽管继承的财富和世袭的爵位带来了物质上的保障，但自“一战”结束以来，柏林的贵族阶级在其他方面却很脆弱。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拥有古老姓氏的皇亲贵戚能留在柏林，只是因为纳粹当局的勉强默许。很多贵族成员尝试适应这个恶魔般的新政权。还有不少贵族成了纳粹政权的残酷鹰犬。但他们还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恶魔对他们的蔑视。
出身于信仰罗马天主教之贵族家庭的冯·帕彭，虽然亲友均遭到纳粹的残忍且极端的暴力对待，他本人却与德国的新领导人相处融洽。
在世界经济萧条不断加重的阴霾中，冯·帕彭的权威在1932年11月崩塌，从前的盟友冯·施莱谢尔将军倒戈相向，一度威胁要实行军事独裁。因被迫让位给冯·施莱谢尔而感到愤怒和屈辱，且早与赫尔曼·戈林混得熟络的冯·帕彭，于1933年1月同意由兴登堡总统出面任命希特勒继任总理，他本人出任副总理，其他志同道合的保守人士共同组阁的方案。
贵族就这样将权柄授予了希特勒，完全没有想过要征求一下选民的意见，不过，他们打的小算盘是，这份权柄对于纳粹来说将是致命的毒药。在他们看来，此时当政无异于在怒号的暴风雨中掌舵：让希特勒承担全部责任，在大旋涡中航行，这样一来，国家大事的冷酷现实将遏制临危受命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原本的极端主义冲动。而待到他们力量被削弱之际，冯·帕彭将得以再次出山收拾残局。
这不仅是重大的失算，其背后更是对魏玛共和国宪法发自内心的憎恶。这帮达官贵人在希特勒的崛起并非大局已定之时，亲手将他拥上了最高权位。
冯·帕彭自以为自己的权力拥有深厚的根基。1933年，他的副总理办公室和团队进驻名头响亮的博尔西希宫——这座砂岩砌成的意大利风格建筑曾是普鲁士一家银行的总部。尽管冯·帕彭并非和平主义者，但他想要引导纳粹改变对街头暴力的痴迷和对拘禁、折磨政敌的钟爱。上任数月后，冯·帕彭在未征询希特勒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演说，表达了希望普遍的暴行就此终止的愿望。他以为希特勒会虚心接受自己的意见，却不承想，这篇演说让他最亲近的伙伴丧了命。至此，冯·帕彭终于看清了这些他眼中粗鄙的新贵那嗜血病态的真面目。
希特勒的“长刀之夜”除了残忍地清洗冲锋队，冷血地杀掉多年挚友恩斯特·罗姆，还扩大范围，将矛头对准所谓的“帕彭小圈子”。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冲进了博尔西希宫。他们推推搡搡地把冯·帕彭的新闻秘书赫伯特·冯·博泽带进一间会议室，让他落座。他刚坐下，背后的党卫队队员就举起了枪。冯·博泽背后中了10弹。冯·帕彭的律师、渴望德国政府回归威廉时期专制传统的埃德加·尤利乌斯·荣格也被带走，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被残忍枪杀。
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之中，冯·帕彭本人也被幽禁在其位于柏林的别墅中，纳粹还不忘切断他家中的电话线。看守他的党卫队队员对这位副总理施以巧妙的睡眠剥夺手段。几天后，被折腾得头晕眼花、胆战心惊的冯·帕彭突然被召到总理府。到了那里他才发现，完全由纳粹党员组成的新内阁已经没有了他的一席之地。他恳求单独觐见元首，并最终宣布自己已经无力报效祖国。希特勒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他所需要的不过是将这位贵族踢出政府。
这不是小孩能得到母亲解救的世界了
在往年，4月20日是柏林大张旗鼓、举城庆祝的日子，公众放假一天，街上张灯结彩。对于全德国的人民来说，庆贺自己国家领袖的生日再正常不过。
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50岁生日那天，也即德国占领捷克领土后不久，整个柏林都陷入展示军事奇观的狂热当中：元首站在宝座前检阅三军正步仪仗，讲台四围花团锦簇，公共建筑上悬挂着“元首，我们感谢您”的巨幅标语。
希特勒曾对一位亲信谈道，他的生命正是在首次聆听《黎恩济》之后完成了升华。“这一切，”他说，“都从那个时刻开始。”
1945年4月20日，他是否想到过这一切将于何时结束？他一方面明令手下不愿民众为其庆生，另一方面却逐渐开始让自己相信——至少他身边的人是这样看的——他可以找到一种击溃盟军的方法。
当天晚些时候，元首最后一次走出地堡，最后一次在天空下行走，让人们得以一窥他颓唐的模样。
不过，在他令人震惊的现身之前，柏林城西部和西南部、迄今为止尚在苏军炮击范围之外的居民被告知，元首将在生日当天向他的人民献上一份礼物：当周的物资配给量将小幅上升。
身心俱疲的母亲们钻出地下室，进入这个灰蒙蒙的世界，指望着能得到一点额外的黄油、一些蔬菜（作为对偶尔才能吃到一个土豆的补充）、一瓶水果罐头或者一份果酱，以及少量真正的咖啡（而不是那种以橡果为原料制成的代用品）。城内其他区域有消息说，突然出现了少量香肠、大米和小扁豆。
时年29岁已经做了母亲的多罗特娅·冯·施万嫩弗吕格记得那次元首的大发慈悲，但在室外耐心排队的时间也让她见识到了降临这座城市的恐怖。她看到在商店对面的街上有一个最多不过12岁、矮小瘦削的男孩。他坐在“自己挖的战壕”里，似乎对任何靠近的大人都满腹狐疑。她凑上前去，惊讶地看到泪水正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的身旁放着一只反坦克手雷。她轻声细语地问小男孩在那里做什么。他告诉她说，他接到的指令是在那儿蹲点，只要看到苏军坦克出现在视野之内，便要拿起反坦克手雷冲到坦克下方并引爆它。看来是有人说服他——或者强迫他——牺牲自己的生命。
冯·施万嫩弗吕格女士打量着这个男孩，又看了一眼地上的炸弹，心里怀疑他是不是连手雷的使用方法都不知道。她清楚，无论发生何种情形，他的自杀式攻击都将是双重的徒劳：不等到他靠近坦克，就会被红军战士击毙。然而，与此同时，尽管这位母亲的本能是把他带回家藏起来，她却不能这样做。
党卫队正在街上巡逻，以一种新的、越来越失去理智的狂热来执行他们的意志，如果这个男孩擅离职守，定会与柏林城各处的其他很多人一样，被人用绳子徒手吊上路灯，随着绳套不断收紧而缓慢地窒息而死。况且如果她真的把他带回家藏起来，党卫队的人会四处搜捕他，这样一来，不仅他必死无疑，冯·施万嫩弗吕格女士和她的孩子也将性命不保。
最终，她领到了那份特殊的寿诞配给，分给那个小男孩一些后就走开了，留下小男孩一个人坐在战壕里“抽泣着”“嘟囔着”。第二天，冯·施万嫩弗吕格女士怀着不安的好奇心再次回到那里时，那个小男孩和手雷都已不见踪迹了。她希望是小男孩的母亲找到了他，而他现在已经安全了。但与此同时，她又怀疑或许并不是那么回事，而这才是这个白日梦想的悲哀之处。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可以得到母亲解救的世界了。更可能的情况是，党卫队带走了那个男孩，又把他安排在了更靠近前线的阵地上。
沦为货品的女性
在最外围地区，一些与家人、邻居共同居住在拥挤地下室里的女性，想方设法避开即将到来的危险。在两侧排列着满目疮痍的联排公寓楼的长街上，有人看见苏军士兵在这一带出没的消息不胫而走。
大多数柏林女性的第一要务，便是确保楼内没有身穿军服的德国男人，否则不单那男人性命不保，她们遭到的报复也将不远。下一步要做的便是隐藏或者伪装。有年轻的女子往自己的头发里抹烟灰，把衣服里塞得鼓鼓囊囊的，并遮住部分面部，以给人留下又老又丑的印象。其他人则在住宅楼里四处寻找藏身之地：地窖里被遮盖的隐秘角落，抑或是阁楼里容易被忽视的夹角。但这样的策略同样容易适得其反：这些所谓的藏身之地恰恰是紧张又恐惧的苏军士兵在搜寻隐蔽的德国狙击手时不会放过的。当然，不会因对方姿色欠佳便轻易放弃的男人更比比皆是。
交战各方都明白，无论战斗多么惨无人道，强奸也是犯罪，但似乎从未有犯下这项罪行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
苏联小说家、记者列昂尼德·列昂诺夫不无讽刺地道出了苏军对柏林女人的态度：“我军战士在柏林城中昂首阔步地巡逻，德国的女士用充满诱惑的目光凝望着他们，准备立即开始偿还‘赔款’。”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象将强奸的暴行简化为某种正义，让柏林的女人为纳粹军队在东方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作出补偿。这或许就是一些苏军战士对公然施暴的残忍行径毫无愧意的原因。
有一次，一个在杂货店工作的年轻女子甚至被苏军士兵按在商店柜台上，在店外街上往来人流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强暴。正如红军随意取用他们可以找到的一切物资一样，柏林的女人也成了一种货品。而另一方面，惊人的事实在于，柏林的女人在痛苦中明白，正在瓦解的纳粹父权政治——一个建立在雅利安丈夫保卫家庭的形象之上的社会——从来都只是幻影。
在战争最后的几年里，柏林的女人在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之外，还在维持这个城市从工厂到交通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纳粹政权终究未能保护这些女人免遭这最令人断肠的伤痛，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意外。受害人在讲述时，无一不对被奸污的命运早有预料，这表明柏林人已被彻底放弃，任由堕落的势力肆意践踏。
1945年4月时柏林共有百余万名女性，其中被辱者的准确数字无从知晓，但据估算有数十万人。接下来的数周，柏林的流产手术多达数千例，禁止流产的法令也被暂时废止。在余烬未熄的残垣断壁之中，这些手术只能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柏林的医院、 诊所里麻醉药的供应少得可怜——而对于这些在承平时期不愿考虑这种极端情况的女人而言，这就成了全城范围内的苦痛和绝望的残酷代名词。
多年来，纳粹逐渐侵蚀了柏林的现代性——它的财富、它的文化以及它的温文尔雅——更消解了对很多柏林市民安全的保障。政治异见者、残障人士、犹太人和男同性恋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利被逐渐剥夺，直至当局最终决定，结束他们的生命也没什么了不起。
柏林的女人深知，她们同样不再享有任何形式的保护，她们与众多同胞一样，不过是一具具肉身，没有任何权利，她们的家园、她们的街巷也已褪去了一切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