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花拳绣腿的实践——刘禾《跨语际实践》的语言问题
首发于《文艺研究》二OO六年第10期，转载自《有事生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注释从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数位在美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大陆十分地走红起来。这自然得力于此岸同行的大力推许。与此岸的那些外语充其量只有“半桶水”的人相比，这些长期生活于美国的同胞，把玩起西方理论来，当然要得心应手些。他们往往同时用多种西方时髦理论解读中国现代文学，这就不免令此岸的有些人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余，对他们十分地佩服和敬畏起来。不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口“被压抑的现代性”，闭口“被翻译的现代性”，可见对他们是很崇拜的。
这些人越过辽阔的太平洋投射过来的似西还中、似中还西的目光，不可能没有丝毫独特之处。目光的独特，使他们颇多新见。但新见并不等于真知。在他们的新见中，谬误和偏见即便不比真知更多，至少也是同样多。他们怀揣最新式的鸡刀和牛刀，昂然踏入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却往往不辨鸡牛地狠刺猛砍。如果碰巧是鸡刀杀鸡和牛刀杀牛，那就有可能把活干得很漂亮。但如果是鸡刀杀牛和牛刀杀鸡，那就难免有些糟糕。更何况他们对之又刺又砍的，往往并不是真实的鸡牛，而只不过是鸡牛的影子。对着鸡牛的影子，他们都能使出浑身解数地砍杀一番，就不得不让人对他们的“醉翁之意”心生疑虑：他们到底是要砍杀鸡牛，还是仅仅要做砍杀表演呢？
刘禾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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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本是用英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199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大陆的汉译本二OO二年6月由三联书店推出。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作为汉译本的《跨语际实践》。
“被压抑的现代性”是王德威的名言，“被翻译的现代性”则是刘禾的高论。这高论就出自这本《跨语际实践》。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translated modernity”，这有几种不同的汉译。上述书名中“被译介的现代性”是一种译法，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又有“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一说。“翻译”也好，“译介”也好，“生成”也好，意思只有一个，即“现代性”是在近代通过“翻译”进入中国的，是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文学”这一类西方概念的译语，将“现代性”带进了中国。换句话说，这些西方概念的译语，每一个都如一颗饱含着“现代性”的种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结出“现代性”的累累硕果。
按刘禾自己的说法，《跨语际实践》是一本研究“翻译”的书，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第一，《跨语际实践》只是研究一些西方的名词概念在汉语中的表达方式；第二，《跨语际实践》并不关心翻译的准确性问题，甚至让人觉得，谈论某个西方概念的汉译是否准确，是没有意义的。
“本书所讨论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更不用提所谓的外国词语和话语的中国化问题。”
那么，刘禾关心的是什么呢？
“跨语际实践的关键并不是去研究翻译的历史，也不是去探讨翻译的技术层面……如果进行宽泛的界定，那么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由于或尽管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这后一句话虽然或许由于“翻译”的原因而颇为莫名其妙，但这番话的意思是可明白的，即刘禾要研究的，是这些西方概念的译语是如何产生出来和被广泛使用，并最终进入词典的。
但刘禾所要研究的这些译语，基本上不是中国人翻译的，而是一种“日语外来语”。“国民性”、“个人主义”、“文学”，以及许许多多社会人文方面的概念术语，都是在日本各自作为某个西方概念术语而产生的，它们原原本本地进入了中国，进入了汉语，走进了任何一种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层，刘禾是知道的。
“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汉语同欧洲语言和文学（通常是以日语为中介）之间广泛的接触/冲撞”。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文言文和白语文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外来词汇遵循着一种典型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被运用到汉语中。”
人们不难看出，刘禾对这种“跨语际实践”的研究，是一次难度颇大的学术实践。它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要求是很高的。仅仅语言方面，它就要求研究者最低限度要精通三种：汉语、英语和日语。对刘禾的英语水平，我完全没有发言权。但对其汉语和日语水平，我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做出判断。刘禾“文革”后才赴美，汉语当然是懂的。但读《跨语际实践》，我觉得她的汉语水平也颇有问题。至于日语，刘禾让我们相信她是极其精通的。
“我希望跨语际实践的观念使我们最终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词汇表，帮助我们解释这些改写、翻译、引进的过程，还有驯化这些词语、范畴、话语的过程，以及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述模式。”
而这个词汇表最终被刘禾编制而成，作为“附录”印在《跨语际实践》后面。“附录”从A到G分别是“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现代汉语中的中——日——欧外来词”、“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这词汇表真可谓洋洋大观。“编纂附录的过程辛苦有加，而我发现自己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尝试修正以往学者的技术性失误。”除了要驱遣汉英日这三种语言外，还要查阅法德俄这三种语言的资料，当然“辛苦”；而能时时“修正”前人的错误，则足见水平之高了。对刘禾的法德俄三种语言的水平，我更是无由置喙。但阅读全书以及这附录，我发现，刘禾的日语水平是十分可疑的，甚至让人怀疑她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
先说汉语。在附录“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中，列有“主义”一词。刘禾认为古汉语便有“主义”这个词，她举了两个例子：
“一、《逸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谓谨守仁义。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改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谓对事情的主张。”
刘禾对这两处“主义”的理解恐怕都是在望文生义。按我的理解，“主义”在这两个例子中，都不是一个单词。“主义行德曰元”中的“主义”，应是主张、张扬“义”之意，“主”在此作动词用，与“行”相对。至于太史公自序中的“以达主义”，则是让主上达到“义”的境界之意。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释》对“达主义”是这样解释的：“致主上（指汉文帝）于义。达，致，使之……”刘禾认为是日本人从古汉语中借了“主义”一词，去译英语的后缀“-ism”，然后“主义”便作为“-ism”的译语返回中国。实际上，古汉语中根本没有“主义”这个词。是日本人把“主”和“义”这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去译“-ism”。所以，“主义”不是什么“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类似的牵强附会，并非个别。在这份“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词汇表中，我还惊奇地发现了“科学”一词。迄今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研究者，都不认为今天在中日两国普遍使用的“科学”一语，源自古汉语，而一致认为是日本学者当初在译“science”时，创造了这个词。当“科学”一语初入中国时，中国人也不认为这说法我们古已有之。“科学二字，为吾国向所未有，盖译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而刘禾却认为“科学”在古汉语中指“科举之学”。
当然，她举了宋代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的话为证：“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刘禾解释说，这里的“科学”即指“科举之学”。我们知道，古汉语中有“举业”一词，专指科举之事，从来未闻将“举业”称为“科学”。至于陈亮这句话中的“科学”，是“科举”之误。古籍中繁写的“举”和“学”很有几分相似，于是陈亮这句话中的“自科举之兴”就被误认作“自科学之兴”了。检索一下《四库全书》，或者查阅一下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旧版本《陈亮集》，就能明白这一点。当然，误认的不是刘禾，是《汉语大辞典》的编纂者。
刘禾编纂附录时，大大依赖这《汉语大辞典》。“科学”一词的所谓“古汉语用法”，就是照抄《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弄错了，刘禾也就跟着错。其实，只要稍有古汉语感觉和知识，就该觉得古汉语中不大可能有“科学”这样的词。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古代确有“科学”一说，那也是极为罕见的，罕见得很少有人知道。说日本人就是借用了古汉语中极为罕见的“科学”二字去译“science”，让人难以置信。毕竟，“科举之学”与“science”风马牛不相及，再怎么“意译”也“意”不到一起的。
如果说“主义”、“科学”之类，属古汉语方面的问题，那刘禾书中，现代汉语方面的问题也很多。她在现代汉语方面的无视常识，令人瞠目。现聊举数例。在她所编纂的“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词汇表中，有“可决”、“出张”、“欠点”、“免许”等词语；在“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中，则有“处刑”等。在刘禾看来，这些词语也作为外来语融入了汉语。
然而，现代汉语中有这些词吗？“可决”在日语中的意思指对某项议案的通过、认可，中国人会说“我们可决了他的提议”吗？“出张”在日语中是出差之意，中国人会说“我明天要出张”吗？“欠点”在日语中是缺点之意，中国人会说“我也有很多欠点”吗？“免许”在日语中是执照的意思，中国人会说“警察扣了我的驾驭免许”吗？至于“处刑”，在日语中特指执行死刑，现代中国人会把执行死刑说成“处刑”吗？如果说刘禾在古代汉语方面的错误还情有可原，那现代汉语方面的失误则匪夷所思。唯一的解释，是她离开中国太久，对汉语已颇为生疏，而又学了一点日语，于是就有点把汉语与日语相混淆了。
但如果连哪是日语哪是汉语，都难免搞错，却要研究现代中国“被翻译的现代性”，就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讥了。
2
前面说过，对于刘禾的学术实践来说，精通日语是必备的条件。从《跨语际实践》这本书来看，她的确学了一点日语。但学到了何种程度呢？学到了还把汉语与日语相混淆的程度。这样，这本书中日语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就自然不会少了。
也姑举数例。刘禾编纂了“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语”词汇表，她注释道，这些词语“由‘汉字’词语组成，乃由日语使用汉字来翻译欧洲词语（特别是英语词语）时所创造”。在这份词汇表中，有“出口”、“引渡”、“立场”一类日语中的“训读词”。所谓“训读”，指按日语固有的读音来读，汉字则是一种附会。换句话说，这些词是日语固有的，不但在日本与西方接触前就有，在日本与中国接触前也就有了。“出口”是“出”这个动词的连用形加上“口”这个名词，是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的合成。“引渡”则是“引”和“渡”两个动词的合成，本意是将绳、网等伸展、张挂开来，在现代日语中，这仍然是“引渡”一词的基本意思。日语中的动词和名词，在构成上是有明确区别的。
至于“立场”，是“立”这个动词的连用形加上“场”这个名词，是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的合成，其构成方式与“出口”、“入口”完全一样。这些词是日语中的“土著”，它们的历史和日语的历史一样古老。它们当然可以用来翻译西方词语，但并不是在翻译西方词汇时才“创造”的，也不只是作为西方词汇的译语才存在。只要稍稍有一点日语的常识，只要对日语的读音规则有起码的了解，就不会犯刘禾这样的错误。
不妨以汉语为例。你可以说英语的“stand”可以译成汉语的“站”或“立”，英语的“eat”可以译成汉语的“吃”或“食”，英语的“drink”可以译成汉语的“喝”或“饮”，但你不能说“站”、“立”、“吃”、“食”、“喝”、“饮”是在翻译这些英语词时被“创造”的，也不能说这些汉语词就只是作为英语词的译语而存在。如果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那他的汉语水平有多高，也就不言自明了。
学术研究总难免借鉴他人的成果。日本人怎样用汉语（汉字）翻译西方名词概念，这些名词概念又怎样进入中国、成为汉语词汇，这是刘禾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学者有所研究。至于在日本，战后几十年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可谓十分丰富了。但刘禾对中日两国学者的借鉴是极少的。在刘禾书中，屡屡提到高名凯、刘正埮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在《跨语际实践》汉译本中，“刘正埮”几乎都印作“刘正谈”）。高、刘二位的这本书，一九五八年二月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薄薄的一册，十几万字。其中第三章第五节是“日语来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主要是列了一份词汇表，论述部分只有寥寥一两千字。
但就是这本数十前年出版的小册子，就是这小册子中的一小节，成了刘禾这样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的重要支柱。这本小册子之外，刘禾就几乎没有借鉴中国学者的成果。她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学者对这一东方问题的研究。这本身就给人以强烈的滑稽感。刘禾研究的目的，是要反思和批判西方话语对东方的控制和奴役，而在进行这种反思和批判时，却又不断借助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这不是有些荒谬吗？这种荒谬不仅仅是逻辑性的，更在于在许多问题上，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已有了很好的研究，刘禾却似乎全然不知，反而去求助于西方学者晚出得多却未必更精彩的成果。
例如，意大利语言学家马斯尼的研究成果便是刘禾的一种重要资源。刘禾书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有时作“重返汉语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有时又作“返回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总之，在这部译本中，有多种译法），就来自马斯尼。所谓“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是指这样一类词汇，它们原本是古汉语中的词，日本人利用它们来翻译西方名词概念，然后它们又作为西方名词概念的译语返回中国。对这类词汇的去而复返，日本学术界早已有一个公认的命名：“逆输入”。这类词汇可以称作“逆输入词汇”。较之颇为拗口的“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逆输入词汇”无疑更可取。
当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说法孰优孰劣，而在于孰先孰后。如果刘禾在已知日本人命名的情况下仍然使用西方人命名，那还是一个选择问题；如果刘禾根本不知道日本学者对此已有命名，只把西方学者的命名当作新鲜的宝贝，那就是一个学风问题。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禾在采用马斯尼的命名时，已知日本学者的命名。
下面的一番话足以证明刘禾是把马斯尼的成果当作新鲜的宝贝的：
“马斯尼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表明，日语在19世纪从汉语借用了一些新词汇、仿译词以及语义翻译，这比汉语从日语借用词汇要早若干年。这些新术语的发明，得力于新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在19世纪初期和中叶，同心协力翻译西方的世俗文本时的工作。日本人在他们的‘汉字’翻译中采用了这些词语中的一部分，并且开始以类似的方式，用中国文字创造他们的新词汇。”
在近代，从时序上说，中国翻译西方文献早于日本。在中国译成汉语的西方词汇流入日本，后来对日本人以汉语汉字翻译西方词汇有所启发——这在中日两国的有关学术界，早已是一种常识，实在无需“马斯尼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来“表明”。日本学者对此事考辨甚详，要举例的话，实在举不胜举。考虑到刘禾毕竟是精通汉语的华人，还是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汪向荣所著的《日本教习》对此问题就有较多论述。该书初版本一九八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出版后很受欢迎。一九八九年，在东京出版了由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竹内实主持翻译的日译本。日译本在日本也销量极佳。《日本教习》的修订本二OOO年七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日两国，这都不是一本生僻的书。该书第一章较具体和较系统地论述了“汉译西洋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不妨略抄几句：
“西方传教士冒风波之险，不远万里而来中国……他们几乎都在中国度过极长的时间，有的竟然度过其后半生，由于他们在中国的居住时间长，不但能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连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也都熟悉。西洋文化传到中国的初期，大都是由他们用汉文书写、著译或口述之后，使不通西洋文字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加以阅读的书籍。或有由中国人出面‘共译’或‘合编’的，实际上也都出于这些传教士之手，不过由中国人做些文字上的润色而已。……当时的日本，虽然有能从荷兰文翻译的人才，但也极少，更不用说翻译其他外国文字了。
可是这些新知识、西洋的物质文明、西洋文化的需要却又十分迫切，当他们了解到中国已经在吸收、输入这些西洋文化时，就和以往那样假助于中国。于是汉译西洋文化的一些书籍，就大量地被日本输入，一部分被他们翻刻重版，一部分则训点（加注日本式读法）之后再印刷出版，以供日本知识分子之用。……从一些翻刻本或训点本上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方面基本上是照搬照刻，除了封面及书名的内扉稍有改动以外，其他一律照旧；训点只是在句旁字下加以符点而已，对原文刊刻样式，并不加以改动。……日本从汉译西洋文化中得到了营养，逐渐的培养了自己的人才，所以在一定时间之后，就逐渐减少对汉译本的依赖。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明治十年前后，虽然日本西洋化的程度已很高，但对从中国所去的汉译本的依赖，依然没有减退；翻刻训点工作还不断在进行，《普法战记》就在明治十一年由陆军文库加以翻刻。慢慢的，派出的留学生陆续回国；雇聘来的外籍教员造就的人才，亦开始参加工作，直接输入、吸收的条件已成熟，所以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已完全不必再依赖汉译本来吸收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也完全告别了。”
随着“汉译西洋文化”传入日本，一些由传教士和中国助手共同译成汉语的西方名词术语，如“数学”、“理论”、“电气”等，也传了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以同样的方式译西方词汇。
汪向荣在《日本教习》第一章的最后注明，该章初稿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一九四三年，我不知道那个叫做马斯尼的意大利语言学家是否已经出生。
3
刘禾《跨语际实践》研究的是“中——日——欧”之间的“跨语际实践”。而这种实践过程，在她的逻辑链中却被大大地简化了。在刘禾看来，在中日两国，以某几个汉字去译某一个西方词，是很偶然的。例如，在论及“个人主义”这一译语时，刘禾强调：“意义的历史偶然性要求我们把个人这个范畴作为历史的范畴来研究。”某几个汉字组成的词在词典中成了某个西方词的法定般的对应语，一般说来，确实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偶然性。但偶然中又有着必然。有一个问题是刘禾必须注意的，那就是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当初都曾有过相对于某一个西方概念，有多种译语共存的现象。多种译语共同对应某一个西方词，也就意味着并没有哪一个译语能够定于一尊。张三觉得此种译语最好，就用此种；李四觉得彼种译语最好，就用彼种。
某些西方概念的多种译语共存，甚至长达几十年。多种译语共存时期，也就是多种译语竞争时期。到最后，某一个译语胜出，其他都被淘汰。这最终胜出的译语，是经过众人反复比较、权衡后选择的。这在“生存竞争”中最后活下来的强者，终于作为某一个西方名词的唯一对应语进入了词典。而之所以是这一个译语最终留下来，当然必有其理由。
例如，刘禾在书中大做文章的“个人主义”一语，在日本就有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据日本学者佐藤喜代治、斋藤毅、柳父章、远藤好英等人研究，英文的“individual”，在日本就有过“各殊之人身”、“一个人”、“独一者”、“独个人民”、“个个人人”、“人别”、“一个人民”、“个体”、“各个”、“人民各个”、“各自体”、“各自个个”、“各员各个”等多种译法，最后才固定为“个人”。可见，“个人”后来在词典中成为“individual”的唯一对应语，并不是很偶然的。
在中国，当初对应同一个西方概念的译语往往更多。日本的译语进入中国。中国人又有自己的多种译法。这就不但是中国人自己的多种译语共存竞争，而且是中日两国的多种译语共存竞争了。当然，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都是日本的译语最终获胜。
且以“经济”为例。“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语，出自日本人之手。但中国人却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日本人的这一译法的。方维规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一文，对“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语在中国的最后确立，做了较详的考证。据方文说，在“经济”译名最终确立前，中国人的译法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治家之道”、“齐家之道”、“家政”、“国政”、“办理国家大事”、“治国之道”、“理财”、“理财学”、“富国策”、“生计学”、“平准学”等等。梁启超曾就这一译语感慨地说：“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
梁启超显然认为，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举棋不定”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姑且“举棋不定”，“悉心商榷”后自有一译法最终确立。今天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译语，基本上来自日本。但是，中国人一开始对日本人的译法是颇为抗拒的。就说“经济”吧，
“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基本上只在翻译日本人著作时才照搬‘经济’，译介西书时则各抒己见。换言之，中国人对采用‘经济’译词是很谨慎的，且不断寻求新的译名，梁启超便是明显的例子”。
对于西方概念，严复更有一整套自己的译法。“计学”就是严复对“economy”的翻译。一九○八年，严复被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学部编译审定名词馆总纂，包括“计学”在内的严译，自然就成了“部定译名”了。严译与日译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某种不公平竞争。也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计学”这类译名很风行，“经济”一类译语则处于劣势。然而，最终是“计学”一类译语被自然淘汰，“经济”一类译语“笑在最后”。
“单从梁启超一个人我们便可看到，当时中国对西方经济的译名实为术语万花筒；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国人为寻找一个确切的译词所做的努力。不同译名共存了几十年之久，连（部定）‘计学’也没能站住脚。”
“经济”这一译语是这样确立的，其他许多译语也是这样确立的。它们能最终进入词典，决不像刘禾想象的那样偶然。
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的是“跨语际实践”。而中日两国都有过的多种译语共存竞争，可以说是最生动最富有意味的“跨语际实践”。对此，刘禾并非完全无知，她在几处地方语焉不详地提及过。但往往一说便错。在第一章里，她就写道：
“在现代汉语中安营扎寨的欧洲——日本外来语，初来乍到时往往要与直译（音译）进行竞争。……有些新词语最开始是外文词语的汉语直译，或者至少是和欧洲——日本对同一词语的意译或外来词译法同时存在。不久以后，翻译占了上风，取代了直译。”
刘禾把日本人的译语与中国人的译语之间的竞争归结为意译与直译（音译）的竞争，是一种常识性错误。中国人自己的译法，也主要是意译。例如，“治家之道”、“国政”、“理财”等数十种中国人对“economy”的翻译，也与日本人的译语“经济”一样，是意译。“经济”对种种“economy”的中国译法的战胜，不是一种意译战胜了许多种直译，而是一种意译战胜了许多种意译。“经济”是这样，其他许多译语也是这样。为什么是日本译语“经济”最终战胜了五花八门的中国译语，就因为“经济”译得最好，最准确。
其他所有战胜了中国译语而最终进入汉语词典的日本译语，都可作如是观。对此，王国维当年就表达了明确的看法：
“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引按：王国维在此是在古汉语的意义上使用“文学”一语，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人文领域）……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共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
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矣：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叔本华讥德国学者于一切学语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谓如英法学者亦如德人之愚，则吾侪学一专门之学语，必学四五度而后可。其言颇可味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至今仍是最有发言权者之一。他强调，日本人的译语“进化”、“同情”比严复的译语“天演”、“善相感”好。博雅如严复，其苦心孤诣地创造的译语尚往往远逊于日译，其他国人的译语之难敌日译，就自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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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把国人译语败于日人译语，归结为直译败于意译，这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一种策略，难以断定。总之，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后，就回到她的“正题”上去了。确实，多种译语共存竞争这一过程，必须被刘禾排除在“正题”之外。在她编织的逻辑链中，不能有这一环。她要说明的，是译语与西方概念对应的偶然性，所以她极力回避译语的好与坏、准确与谬误。
在她看来，谈论译语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译成什么样，都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关系”，都意味着中国被西方所“殖民”。顺着她的逻辑链走到尽头，完全可以延伸出这样的结论：译语越准确、忠实地传达了西语原意，便越使得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得以充分地实现，因而也就越有害；相反，译语对西语原意越偏离，便越值得称道。在这个意义上，把“economy”译成“家政”远比译成“经济”好。
刘禾强调：“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翻译以及相关的实践在建构所谓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时，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刘禾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揭示在“翻译”中怎样体现着“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为此，她在跳过中日多种译语共同竞争这一环节的同时，又把近现代的翻译孤立和封闭起来，仿佛其他语言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是破天荒头一遭，是亘古未有的新奇事。
她甚至做出如此可笑的议论：
“请设想一下这样一种状况：人们用中文完全是为中国的学术受众从事历史研究。人们使用的语言难道不是已经被新词语的新理论（这自然是拜中西百年碰撞之赐）彻底污染了吗？”
在刘禾看来，在“中西百年碰撞”之前，是没有“新词语新理论”进入中文的，因而中文是没有被“污染”的，是很纯洁的——这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按理，刘禾不应该不知道，人类语言的融合，是古已有之和极其普遍的现象。至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大潮是魏晋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在这次翻译大潮中，汉语就明显地被“污染”了。不少新的词汇和典故，如“盲人摸象”、“唾面自干”、“刹那”等，通过对佛经的翻译进入了汉语。不过，刘禾犯下这样的常识性错误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一种策略，同样值得怀疑。
无视常识，在刘禾这本书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要举例的话，还可举出很多。刘禾对所谓“跨语际实践”的研究，实在是一场花拳绣腿的表演。
最后，我还想对刘禾这本书的汉译问题说几句话。前面说过，《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作者之一的“刘正埮”几乎都被译成了“刘正谈”；同样一句原文，一会儿译成“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一会儿译成“重返汉语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一会儿译成“返回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一会儿则译成“回归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都引用了赛义德的同一段话，但译文却大不相同……从“编后记”中可知，这是多人合译的。但再多的人合译一本书，应该统一的地方也必须是统一的。这本书的原著本就是拼凑之作，这本书的汉译本则是双重意义上的拼凑之作。
二OO六年六月五日
